《杭州志》是记录杭州历史的地方志。
建置篇选录
杭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蕃衍生息。春秋时，初属越。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属吴，
周敬王三十年复属越，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属楚。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秦灭楚，于今杭州地置
钱唐县，同时置余杭县，同属会稽郡。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载：
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这是钱唐之名最早见于正史记载。
汉初实行王国、县与郡、县(道、邑、侯国)并行制。高祖五年(前202)正月至六年春，钱唐县境属于韩信楚王国。六年春，立刘贾为荆王，属荆王国。十二年立刘濞为吴王，属吴王国。景帝前元四年(前153)，诛吴王濞，钱唐县复属会稽郡，隶江都国。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江都国除。会稽郡西部都尉治(郡级治安军事机构)从山阴县(今绍兴)迁治钱唐县。元封五年(前106)，会稽郡隶扬州刺史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改钱唐县为
泉亭县，王莽建立新朝(9— 23)因之。东汉初，复钱唐县旧名。
光武帝建武六年(30)，钱唐县并入余杭县。顺帝永建四年(129)，分会稽郡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余杭县属吴郡。灵帝光和二年(179)，封朱儁为钱唐侯，钱唐县复置(一说公元107—125年间钱唐县已复置)。
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吴郡属之，钱唐县隶王畿。大明八年，罢王畿，吴郡和钱唐县复属扬州。
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唐寓之在新城(今富阳新登)起兵，次年正月以钱唐为中心建立政权，国号吴，年号兴平(486—487)。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以吴郡置吴州。同年，侯景升钱唐县为临江郡(不久即废)，隶吴州，此为钱唐设置郡级政区之始。陈后主祯明元年 (587)，置钱唐郡，隶吴州。郡治钱唐县，郡辖钱唐、
富阳、新城、於潜4县。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废钱唐郡，并桐庐、新城入钱唐县，割吴郡盐官(今海宁)、吴兴郡余杭，及富阳、於潜共5县置杭州，杭州之名始此。州治始设余杭县，次年迁至钱唐县。文帝仁寿二年(602)，置杭州总管府，湖州武康县划属杭州。析钱唐县复置桐庐县，次年归属睦州。炀帝大业三年(607)，罢总管府，改杭州为余杭郡，郡治钱唐县，辖钱唐、余杭、富阳、於潜、盐官、武康 6县。大业十四年，析钱唐县复置新城县，属余杭郡。
唐初罢郡为州。高祖武德四年(621)，改余杭郡置杭州，为避国号讳，改钱唐县为钱塘县。另以武康县置安州，后改武州。武德七年盐官并入钱塘县，新城并入富阳县，又于於潜置潜州，复置临水县，属潜州。八年，废潜州，临水县并入於潜，於潜县仍属杭州。其时，杭州辖钱塘、余杭、富阳、於潜4县。太宗贞观元年(627)，天下大定，分全国为10道，杭州属江南道。贞观四年，析钱塘县，复置盐官县。高宗永淳元年(682)，析富阳县，复置新城县。杭州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6县。武后垂拱二年(686)，析於潜县，置紫溪县。垂拱四年析於潜、余杭县，置临水县。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析紫溪县，置武隆县。杭州辖县增至9。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15道，杭州属江南东道。天宝元年(742)，又改诸州为郡，杭州复为余杭郡，郡治钱塘县，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紫溪、临水、唐山(武隆县更名)9县。肃宗乾元元年(758)，再改余杭郡为杭州。同年，江南东道，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两节度使，杭州属浙江西道。代宗大历二年(767)。唐山、紫溪并入於潜县，杭州辖县减至7。穆宗长庆元年(821)，复置唐山县，杭州辖8县。昭宗乾宁五年 (898)，钱镠自润州移镇海军治于杭州。光化二年(899)，升杭州为都督府。光化三年，复改临水县为临安县，桐庐县由睦州划属杭州。至唐末，杭州辖钱塘、富阳、余杭、於潜、盐官、新城、临安、唐山、桐庐9县。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封钱镠为吴越王，次年升杭州为大都督府。后梁龙德三年(923)，封钱镠为吴越国王，建都杭州。龙德二年(922)，分钱塘、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长寿、安吉两乡置钱江县，与钱塘县同城设治，同为杭州州治。州辖钱塘、钱江、盐官、余杭、富春(富阳县改名)、桐庐、於潜、安国 (临安县改名)、新登(新城县改名)、金昌(唐山县改名，后又改名唐山，横山、吴昌县)、武康(后梁开平元年从湖州划属杭州)共11县。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杭州复降为州。同年，从杭州划武康县还属湖州，划桐庐县还属睦州。太平兴国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太宗淳化四年(993)，分全国为10道，杭州属两浙道，次年罢道，并改杭州镇海军节度为宁海军节度。太宗至道三年(997)，设路、州、县三级，分全国为15路，杭州属两浙路，为路治所在。州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富春县复名)、於潜、新城(新登县复名)、盐官、临安(安国县复名)、昌化(吴昌县改名)9县。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高宗避金兵自扬州南渡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升杭州为临安府，亦称行在所。高宗绍兴二年(1132)，分两浙路为东、西两路，浙西路治临安府。绍兴八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升赤县(京都)，辖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7县为京畿县。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即宋恭帝德祜二年)，元军攻占临安府，没两浙都督府，不久改为安抚司。次年改临安府为杭州。至元十五年，又改为杭州路，置总管府。至元二十一年，自扬州迁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次年改称江浙行省，杭州为省治始此。杭州路治钱塘、仁和县，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新城、於潜、昌化8县和海宁州(由原盐官县改建)。
明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攻占杭州，十一月改杭州路为杭州府。同年十二月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府。太祖洪武九年(1376)，改浙江行中书省为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明于省、府之间设道，杭州府隶浙江布政司杭严道。杭州府治钱塘、仁和，辖钱塘、仁和、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新城、昌化、海宁(洪武二年降海宁州为县)9县。
清顺治初承明制。顺治二年(1645)，置浙江巡抚，驻杭州。
顺治七年，于杭州建旗营，置镇守将军署。康熙元年(1662)，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改为浙江行省。雍正四年(1726)置杭嘉湖道于嘉兴，杭州府属之。乾隆十九年(1754)杭嘉湖道移治杭州，杭州府辖县仍为明代时的9县。乾隆三十八年升海宁县为海宁州。宣统三年(1911)，钱塘、仁和县撤裁，由府直辖，杭州府辖6县1州。
民国元年(1912)2月，废杭州府，以原钱塘、仁和县地并置杭县，直属浙江省，并为省会所在地。民国3年，省以下设道，以清杭嘉湖道范围置钱塘道，道尹行政公署驻杭县，辖杭县、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新登、昌化等20县。民国16年，废道为省、县二级制，撤销钱塘道，各县直属于省；同年5月，划杭县所属城区等地设杭州市，杭州置市始此。同年10月市下设区，辖城区、西湖、江干、会堡、湖墅、皋塘6区。民国19年，杭州市改为13个区(第一区至第十三区)。民国23年合并为8个区(第一区至第八区)。民国24年，浙江省设立行政督察区，杭县属第二行政督察区，专署设嘉兴(后迁德清)，杭州市仍为省直辖。民国26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杭州。沦陷期间，原8个区改为7个区。民国34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杭州市政府、杭县县政府迁回杭州。杭州市恢复8个区。民国36年5月，杭县改省直属。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杭州市为浙江省直辖市，并为浙江省省会。原杭州市第一至第八区依次改为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江干、艮山、笕桥、拱墅区。1950年6月，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撤销。1951年12月杭县划属杭州市。1952年11月杭县又改为省直辖，杭州市复置上城、中城、下城3个区，并增置古荡、上塘两个郊区，市共辖上城、中城、下城、西湖、拱墅、江干、笕桥、艮山、上塘、古荡10个区。1954年9月，上城、中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6个区建立47个街道办事处。1955年5月撤销古荡区，并入西湖区。1956年，撤销艮山、笕桥、上塘3个郊区。1957年4月，撤销中城区，所属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两区，此时，杭州市共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同年 9月杭县划归杭州市。1958年4月，撤销杭县，原杭县的长命乡、瓶窑镇划归余杭县，其它35个乡、镇和余杭县的闲林乡划归杭州市。杭州市增置笕桥、临平、塘栖、三墩、上泗5个郊区，同年12月撤销，在所辖境域和江干、拱墅、西湖3区的农村建置西湖、古荡、四季青、浙麻、塘河、笕桥、九堡、临平、亭趾、塘栖、东塘、四维、三墩、良渚、留下、上泗16个
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底，原属宁波专区的萧山县、建德专区的富阳县划归杭州市管辖。1959年2月。撤销拱墅区，在原笕桥、临平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半山联社；原三墩、上泗、拱墅区的全境和塘栖区部分境域置拱墅联社。1960年1月，半山联社与拱墅联社合并改称钱塘人民公社联社，将所辖的笕桥公社划归江干区，又将原拱墅联社中4个街道和塘河公社划出，恢复拱墅区。同年4至9月，上城、下城、江干、西湖、拱墅区分别成立5个
城市人民公社。同年8月，桐庐县从金华专区改属杭州市，并撤销富阳县并入桐庐县。临安县从嘉兴专区改属杭州市，同时撤销昌化县(含於潜)并入临安县。1961年3月，上城等5个城市人民公社恢复区人民委员会职能；临安县的余杭、仓前等7个公社(原余杭县所辖地)划归钱塘联社；钱塘联社所辖上泗、留下公社划归西湖区。同年4月，钱塘联社改制为余杭县。康桥公社划归拱墅区。同年12月，析桐庐县原富阳、新登两县地，重置富阳县。1963年5月，建德、淳安县由金华专区划属杭州市。至此，杭州市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5个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个县。1969年初，撤销西湖区。原西湖区的南山、北山、西溪街道分别划归上城、下城、拱墅区管辖。以原西湖区7个公社和灵隐街道、拱墅区3个公社、江干区5个公社和笕桥镇，建立杭州市郊区。1972年，恢复西湖区建制，将原西湖区所辖4个街道和西湖公社分别从杭州市郊区和上城、下城、拱墅区划回。1975年12月，原属江干区5个公社中的4个公社(除红卫公社)和笕桥镇从杭州市郊区划回。1977年，撤销杭外I市郊区，将原辖古荡、留下、袁浦等10个公社划归西湖区管辖。1978年8月建立半山区。1985年底，杭州市共辖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半山6区和余杭、萧山、富阳、桐庐、临安、建德、淳安7县。
文物篇选录
杭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余杭县良渚、安溪、瓶窑和杭州市区的老和山、水田畈一带，就有人类聚居活动，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
杭州有文字记载始自秦朝，有2200多年历史。隋时筑杭州城和沟通南北大运河，唐朝大兴水利，悉心整治西湖，使杭州成为四方辐辏、海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发达的“东南名郡”。五代吴越(893-978年)和南宋(1127-1279年)均在此建都。前后经历十四位封建帝王，时间长达230多年。风光秀丽的西湖，给历代文入学士以灵感，吟咏出千百首赞美、记述西湖与杭州的诗词。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先后多次巡游杭州。正是这些悠久的岁月，积淀了杭州市内犹如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门类齐全。在流转的时光中，杭州市的文物古迹曾多次遭遇浩劫，先是宋末元初的焚掠，继是清代后期兵燹，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以及60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等，使大量地面古建筑等文物古迹被毁。
20世纪30年代，良渚、古荡(老和山)一带曾进行小规模的文物考古发掘活动，出土相当数量的石器和黑陶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杭州考古工作主要依靠华东文物工作队和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同工作；60年代，杭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的文物考古事业有所发展；80年代，成立杭州文物考古所，建立自己的文物保护、考古队伍，文物考古工作纳入经常性的轨道。
1963年、1974年，先后两次对建德县李家乡乌龟洞的胶结层进行发掘，首次发现了一颗智人牙齿化石及
大熊猫、
东方剑齿象、中国犀等哺乳动物化石。这一重大发现说明，早在5万年前杭州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为探索杭州乃至全省
旧石器时代文化提供重要依据。五六十年代，余杭良渚、安溪、吴家埠和杭州水田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出土一批石器、陶器和不少木器及稻谷、芝麻、瓜子等植物种子，为1959年“良渚文化”的正式命名提供可靠的依据。为配合新安江水库工程建设，对淳安进贤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坩锅等遗物，证明其为一处始于新石器时代，逐渐进入
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址。同时，在余杭县石濑，首次发现商代铜铙，在建德县发现春秋时期铜剑，在富阳县场口发现铜钺、铜剑等。70年代，在萧山衙前发现西周铜钟，在河庄蜀山遗址发现西周铜矛。这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既有中原风格，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表明均为当地铸造，也说明钱塘江流域深受中原商周文化影响。1984年，在萧山城南乡清理128座古墓葬，出土文物1200余件，其中有西周土墩墓一座，为周文化人浙提供佐证。在萧山的席家、茅湾里、欢潭和新江岭等地，先后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和原始瓷同窑合烧的窑址，说明当时的窑场已具有较高的专业作坊性质。而余杭发现的12处古窑址中，有二处晋代窑址均为青釉和黑釉兼烧，属德清窑系，它反映了杭州古代色釉瓷器生产的兴旺发达。
50-80年代，陆续对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7座墓葬的清理发掘，在钱元 墓出土的雕龙贴金罂，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釉下褐彩云气纹罂、钵形油灯、熏炉等，是杭州文物考古史上的一大收获。钱宽、水邱氏墓出土的外底部有“官”或“新官”铭刻的金银扣白瓷，为江南所罕见。在钱氏家族墓出土的文物中，除了上述瓷器外，还有钱元瓘、吴汉月、钱宽、水邱氏墓的4幅天文星象图价值最高，其中钱宽墓的星象图时间最早，水邱氏墓的星象图最完整，钱瓘墓的星象图最大。这4幅星象图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吴越国时期考古的另一重要发现，是1978年夏在杭州江城路立交桥工程施工中发掘出的吴越钱氏海塘遗址，它是五代吴越国在水利建设方面先进技术水平的宝贵实物例证。
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的考察始于1983年冬，在万松岭、凤凰山一带，作过多次调查、钻探和配合基建的发掘，摸清南宋临安城东城墙和南宋皇城北、东城墙的走向、规模、用材和构筑状况。杭州卷烟厂工地及望仙桥一带南宋砖砌道路的发现，为研究南宋“御街”的起始地点及“北内”德寿宫位置提供了实物资料。尤其是1985年杭州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发掘，首次发现较完整的龙窑一条、作坊遗址一处(包括房基、水沟、练泥池、釉缸、陶车坑、素烧炉基等遗迹)，出土三万余件瓷片和窑具标本，为研究南宋官窑提供了较完整的实物资料。
1982年，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矩形黑漆盘、黑漆钵、黑漆笔架、黑漆带托唾盂，在唾盂的底部和托圈内均有朱书铭记，其中有“丁卯温州”等字样。这是继 1953年在老和山南宋墓中出土的朱书“壬午临安府符家真实上牢”题记黑漆钵以 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对研究南宋时期浙江的髹漆工艺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对元明清时期杭州的文物考古，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50年代，在桃源岭明墓中出土的金丝发罩，纤巧细密，技艺高超。70年代，墓葬中出土的珍贵文物有：元代至元丙子年墓的
元青花观音及胁侍塑像；半山韦谦墓的“建宁军节度使之印”铜印；净慈寺的明万历丁未莲花纹银盖钵；杭州大厦工地的明代铜鞭、铜锏及余杭的“太平天国浙江天省塘栖镇匠人沈（氵明）（艹二）铸造”铭文铜炮等。
杭州市的文物古迹，大致可分古建筑、古墓葬、摩崖题记、石窟造像，碑刻、名人故居革命遗址、革命纪念性建筑等。馆藏文物，有陶瓷品、玉、石器、金、银、铜器、书、画、碑、印谱、印章等。其中古建筑六和塔，古墓葬岳飞墓(庙)，石窟造像飞来峰造像，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杭县良渚文化遗址和建德县乌龟洞人牙化石的发现与保护，引起全国考古界与国际上的关注。市区井亭桥西侧建于唐代的“相国井”遗址，是杭州城市演变的重要实物见证之一。在馆藏
文物中，陶瓷器有良渚文化时期的炊具、纺织工具，汉代的黑釉五管瓶，西晋的越窑辟邪烛台，东晋的青瓷唾壶，晚唐的越窑秘色瓷熏炉、新官款白瓷碗，南宋的龙泉窑精品等；玉石器有良渚文化琮、璧、钺、礼器，晚唐刻花白玉脊角篦；金银铜器有汉代的连弧纹铜镜、唐海兽萄萄镜等。
随着杭州市旅游事业的发展，全市各地又先后发现和保护、维修不少古建筑和史迹遗址。其中有富阳龙门镇的义门、旧厅、百狮厅，桐庐的严子陵钓台，建德的大慈岩寺，淳安的方腊洞，余杭的径山钟楼、沈括墓、章太炎故居，临安的功臣塔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届市人民政府都重视文物保护工作。1956年成立杭州市文物普查队，对杭州文物保护状况作了调查。1981～1984年，又组成文物普查工作队，对杭州市的文物进行全面普查。这次普查，仅杭州市区就查出文物点1700多处，征集文物700多件。1984年，组建杭州文物考古所，主管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藏品保管工作。1985年，杭州市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0处，还有大批文物保护点。这些文物古迹，横向可以反映杭州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面貌，纵向可以与杭州每一个时期的历史相衔接，交织成杭州市的文物史迹网。
商业篇选录
在杭州的出土文物中，发现晋、唐、宋代药店用过的青瓷、黄釉研钵等。
南宋时，杭州(时称临安)药业鼎盛。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设太医局东西南北熟药所四所，绍兴十八年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其时杭城有著名药肆数十家，药市、药担、药膳遍布全城。
元代，杭州较著名的中药店有蒋正斋药室、寿安堂药室、潘氏中和药室等。寿安堂药室主人夏应祥采办殊方异壤药材，按古方书制成丸散膏丹发卖，其药剂号称精绝，服者辄效。
明代，医、药分工日趋明显。嘉靖三年(1524年)，朝廷御医许某卸任后，在杭州靴儿河下新宫桥堍开设许广和国药号，精制丸散膏丹380余种，分内科、妇科、儿科、喉科、眼科、外科，大多系许氏据宫廷秘方炮制。余姚人朱志仁在杭州大井巷口创置的朱养心药室，专门制售眼药、膏药，闻名于市。
清代，杭州中药业日盛，生产经营更趋完善。在望仙桥、清河坊一带闹市区，名店迭出。顺治六年(1649年)，
方回春堂国药号创建。嘉庆十年(1805年)，慈溪人张梅在同春坊创建张同泰国药号，刻有《丹丸全录》，名扬杭嘉湖地区。同治十三年(1874年) “红顶商人”，胡雪岩筹建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光绪四年(1878年)春正式开业，精选道地药材，如法炮制中药饮片，自制传统成药470余种。清末，杭州中药业购销业务活跃，经营日渐分细。
民国元年(1912年)，杭城已有国药号、药材行40家，参茸店3家。民国20年，有大中小药店、药行151家，参茸店19家。当时杭州药材行都集中在望仙桥两侧沿河一带，以广大药行经济实力最强，在上海及大的产药省设有办事处。杭州药材行运销道地药材在千种以上，分洋广、川汉、西怀、关北、山浙5个大类，不仅供应市内药店，还向新加坡、缅甸、越南、朝鲜及加拿大、罗马尼亚等客邦出售萸肉、白术、白芨、茶菊等大宗地产药材。民国时期，杭州大型药店数大井巷的胡庆余堂、望江街的叶种德堂、焦棋杆的万承志堂、清河坊的方回春堂、同春坊的张同泰、荐桥的泰山堂，号称杭州药业“六大家”。大中药店大多聘请较有名望的郎中(中医师)坐堂门诊。有的中型药店自制一部分丸散膏丹，主要有小儿化痰丸、回春丸、益母膏、枇杷叶膏，八珍膏等。杭州还有专业参燕商店，主要经营野山人参、四川银耳、关东鹿茸、暹罗官燕、东西洋参、朝鲜别直参、东北红参等。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药店内迁或停业，至民国32年仅存药店59家，药材商行16家，参店12家。
清同治八年(1869年)，英国安立甘会派密杜氏医师在杭州横大方伯赁屋三楹，行医传教。自此西医西药传入之初，英商屈臣氏药房在杭州开设分号，经售西药和简易器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华英药房在清河坊开设杭州分店，主要经营哥罗颠、十滴水、碘酒等本牌药品。此后，上海在杭州分设的药房渐增，如五洲药房、中法药房等。尤以中法药房为著，经营中外驰名的灵验丸散膏丹、药酒、艾罗补脑汁、疗肺药等良药及医生刀包材料、牙科器具材料。
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中英药房在清河坊开设的分店，主营本牌药品、进口成药、药用工业原料、医疗器械等。
北伐战争后，聘请周师洛药师担任西药配方，成为杭州西药业较为正规的西药房。民国15年，周师洛创办同春坊药房，不久创办民生化学制药厂，开始生产针药、丸剂、锭剂等。
抗战胜利后，杭州西药房增加到60家，各大药房大多搞批零兼营。零售的进口药品，大多由上海、广东进货。民国37年(1948年)，杭州专营批发业务的西药行兴起，以同丰西药行生意最为活跃。
解放初，市区有中药店(行)106家，参茸店13家，西药店78家。至50年代初期，中西药批发已由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为主。1956年，药材行9家，中药店 89家，参茸店9家，西药和医疗器械化学试剂店27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批发和零售由国、合商业代替和公私合营。1958年，经营中药和西药的市级机构合并，是时，中药和西药零售店也开始合并。1962年，市区有中西药店35家，比1958年减少30家。1985年，市区有中西药店(含滋补品店)48家，职工74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