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济（1906-1980），笔名耕青、独及、望沧。福建福州人。“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著名莎士比亚研究学者。

林同济（1906-1980年）笔名耕青，闽县人。民国11年（1922年），毕业于崇德中学，进清华学校高等科。后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密勒士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民国23年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经济研究所导师，主编英文版《南开社会经济》季刊。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大文法学院院长。民国29年4月，与人合编《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战国》副刊，主编《在创业书》。民国31年，到四川北碚任复旦大学教授。

民国37年，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出版《海光书讯》和《海光讲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两次赴美国讲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旧金山。

著有《“五卅”惨案汇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铁路侵略》，文史论集《时代之波》、《文化形态论》，以及英文论著《中国史上的东北》、《中俄的黑龙江边界问题（1850-1860）》等。译著有莎士比亚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悲剧》、《哈姆雷特独白正字》 等。

早年曾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专长于政治学，也是莎士比亚专家。1937年至1942年执教于云南大学，曾任文法学院院长及政治经济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入我国，东三省沦亡。林同济目睹此景，曾认真思考过“日本在开始全面并吞中国，谁能制止它”？他是较早在东北问题研究上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之一。在了解国际舆论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情况后，林同济提出：这是一个讲求“力”的时代，“力”是一切，各国之间的博弈其实就是“力”的角逐。他认为，到了20世纪初，国与国间的“力的大拼”已成为时代的中心现实。因此，在林同济看来，在日本全面侵略急转直下的关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组织国力，抢救自己”。此时，林同济逐渐产生以“力”为母题的思想，这也是他后来提出的“‘战国时代’‘尚力政治’说”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天津局势骤变。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林同济护送家人离津赴滇。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为文法学院院长并兼任政治经济系主任。林同济在云南大学主持系务期间，竭力整顿系务，充实教师阵容。他将该系分为政治与经济两组聘请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王赣愚等到政治组任教，聘请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研究所研究员的朱炳南到经济组任教。在林同济的努力下，政治经济系得到积极发展，教师阵容不断壮大。1941年，经教育部批准，该系一分为二，经济组扩充为经济学系，政治组扩充为政治学系，林同济被聘为政治学系首任系主任，并主讲“政治学”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等相关课程。其中“独裁政治”是一门针对性强、难度大的课程，当时国内能系统讲授此课的教授屈指可数，政治系只有林同济讲过此课。同年，林同济与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共同发起成立“社会经济研究所”。为了培养研究之风，他筹集资金购置图书，组织教师开展云南县政调查，出版了《人文科学》季刊，举办“现代学术系统演讲”，主讲人均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云南大学知名学者，此举颇为各界人士所称道。

1940年，以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为中心，创办《战国策》半月刊。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度及积极的入世精神，他们以古代的谋臣或策士自诩，因此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派”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宗旨发表大量文章，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提出文化重建构想，大谈“大政治”学说，抨击官僚传统，检讨国民性，提倡民族文学运动，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一时间名声大噪。

1942年，林同济受聘于上海复旦大学并担任该校比较政治学教授。1945年，林同济在上海着手创建一所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该图书馆被关闭，藏书归入上海图书馆。1949年后林同济担任复旦大学英语及西方文学教授，成为颇有影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翻译多部莎氏著作，但只有《哈姆雷特》手稿保留下来。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获平反。1980年，在美国讲学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作为战国策派的核心成员，林同济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应该发生在青年时代。他16岁考入清华。在当年这所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接受的是全盘的西化教育，但学生们的民族意识反而比一般的学校更加敏锐。林同济虽然人学较晚，在五四爱国运动的三年之后方跨入校门，但上海的五卅惨案、近在眼前的“三一八”惨案，都给他留下很大的心灵震撼，有一种强烈的“国将不国”的忧患感。直至他出国留学，国家被瓜分的忧虑依然像死结一般缠绕在心头。在伯克利攻读学位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功夫收集日本在东北铁路的资料，通过仔细的研究，发现日本对东三省有鲸吞的计划。1930年，他同时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一书，用大量的资料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及一年，林同济的预见不幸言中。“林同济在美国深受刺激，强烈感觉到中国的落后，不仅是国力不如人，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人生观都有问题，而最紧迫的问题，是在一个国与国之间力的竞争大格局中，缺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有组织的力量。”

林同济回国以后不到三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与雷海宗等人办《战国策》杂志，开始全面宣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为什么民族国家拥有至上的地位和价值？林同济有一套他称之为“文化形态历史观”的理论为其论证。他深受欧洲的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影响，相信在历史的演化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模式”或“文化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用文化综合或文化整合（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方法，发现文化形态演化的规律。他相信，凡是成体系的文化，都会经过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和大一统帝国阶段。中国如此，希腊罗马如此，世界上几大重要文明无不如此。在封建阶段，社会的分层是上下结构的世袭等级制，国与国之间的统治阶级彼此可以通婚，互相打通。但到了列国阶段，“上下之别”就变成了“内外之分”。种族的差异超过了阶级的差别，由此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自觉。两个大潮流在列国阶段激荡不已：一是个人意识的伸张，二是政治组织的加强。而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两个矛盾的观念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之融合于一体。那么，20世纪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林同济明确地说：“是列国（战国）阶段。眼下的世界大战，正是列国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激烈竞争。在此列国纷争格局下，中国唯有以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作为自己唯一的选择，这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特殊口号，也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林同济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种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然而，现代的民族主义仅仅是打破阶级的沟壑，产生于种族的集体认同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与政治共同体建构的内容？关于这些问题，林同济为了照顾其整体的形态历史观，都是无暇顾及的。即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形态历史观的许多理论预设和经验细部也需要反复斟酌。然而，这些瑕疵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林同济并不是真的要在学术层面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是为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建立合法性论证。他不是作为专业的学者，而是作为公共知族主义的自我否定的可能性：既然“自我”有可能通过个人的信仰与“无穷”沟通，在逻辑上就不必再需要民族国家这样的中介物，从而民族主义的集体目标被个人主义的自我价值所颠覆。

1945年应美国国务院文化部之邀赴美讲学。1947年游历欧洲，访问了英、法、德、意等国的文史哲学者和作家，次年回国，在上海创办海光图书馆。著有文集《天地之间》，译作《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独白正字》等。

林同济得作品《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刊于1942年1月21日重庆《大公报》，署名独及。

在文中，林同济以尼采式的抒情方式，阐述了“战国策”派的文艺思想，表达出“战国策”派文艺所推崇的三道生命母题，也即他所呼吁所要达到的三种人生的境界，即第一步是“恐怖”，其内核是要“看透时间与空间的无穷”，从中看出自家的脆弱，以及人生所不可避免的“死亡和毁灭”。只有这样，灵魂才会因此而发抖，然后因发抖方能有生命的追求，人生的创造。第二步是“狂欢”，也即原始生命力的爆发。在他看来，狂欢生于恐怖，而又能战胜恐怖“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能”。让生命把握着宇宙的节拍，与宇宙打成一片“我征服了宇宙，我就是宇宙。我就是创造，一个混乱的创造”。最后一步是“虔恪”，其内核是在“自我外发现了存在，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在自我与时空之上，发现了一个无限的绝对体，它伟大、崇高、至善、万能，虔恪就是在“神圣的绝对体面前严肃屏息崇拜”。显然，他所阐释的“战国策”派的文艺思想，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所鼓吹的是“自我”的中心，推崇的是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想。在民国文坛上，他的文艺主张虽引起不同的争论，但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所代表的“战国策”派，是民国文坛上（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所代表的文艺主张，也是民国时期的重要文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