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钧（1897年~1944年），又名林少白，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激发追求真理的热情。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历任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松浦特委书记等职。1944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5月19日于浙江德清被杀害。

林钧，又名少白、建瑛，曾化名王少英。上海川沙人。生于1897年。幼丧父母，由姨母扶养长大。小学毕业后，当过学徒，后考入省立师范学校，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1915后，在南汇、川沙几所小学任教多年。1924年夏，林钧考入上海大学攻读社会学科。他在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等的直接教导下，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懂得了革命真谛，立志献身革命。他为人热情，善于言辞，有出色的活动能力，不久被推选为“上大”附设的平民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大”学生会候补委员、执委。他组织书报流通社、报刊编辑会、社会问题讨论会等，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24年冬，林钧在“上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林钧作为学联领袖，协同上海总工会、商会等各群众团体，排除种种障碍，六月一日起联合举行罢市、罢工、罢课。六月十一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林钧担任大会主席，李立三、李鸣钟任副主席，声讨英帝罪行，提出“惩凶”、“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等十七项交涉条件。大会发表了宣言、组织示威游行。林钧、李立三等五人被推选为工商学界代表，向英殖民当局交涉。

从1926年十月到1927年三月，林钧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1926年12月，林钧担任市民党团组织的党团书记。1927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第二天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林钧被选为委员，又被任命为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捕杀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临时市政府被扼杀。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林钧作为上海十三名代表之一前往参加。会后，林钧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工作，任秘书。此时，苏、浙、皖、沪的进步人士纷纷来鄂，武汉政府成立了联合办事处，林钩是负责人，接待各方人士。

“七·一五”政变后，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林钧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南昌起义，并任政务委员。在部队南下广东途中，遭到敌人围攻，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历经艰难，转道香港，由海上返沪。返沪后，接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在奉贤曙光中学秘密成立了奉南川联合支部，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农民革命运动。1928年九、十月间，中共淞浦特委成立，杭果人为书记，陈云为组织部长，林钧为宣传部长，组织和领导了九县的农民、盐民、渔民的抗租、抗税斗争。

1930年1月，林钧和周大根、宋益三等向沿海盐民宣传回来，途径周浦镇时遭国民党保安队截捕，先送押南汇县署，几经转辗关押，最后解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判刑八年。狱中有我党的支部，林钧是支部负责人之一。1934年4月，经邵力子保释出狱。由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林钧回沪后无法与组织接上关系。

1936年，“上大”同学会总会在上海创办华华中学，林钧被聘任为首任校长。林钧一面从事教育事业，一面在工人、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我党在上海设立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林钩与组织接上关系。在“八办”领导下，机智勇敢地搞情报、策反和军事组织工作。

1938年夏，林钧受党的派遣，打入“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这支队伍原是乌合之众，经过林钧整顿、改造，并把来自“抗大”、“陕公”的共产党员及一批上海青年工人、学生调去当骨干，使它成为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抗日游击队伍。林钧还同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军事干部何克希合作，在上海秘密办起“抗日游击工作训练班”，不断充实力量，使这支队伍发展到四百多人。在浦东多次袭击日伪军，鼓舞人民抗日战斗意志。

1940年初，“边抗四大”为国民党杂牌武装张阿六部所迫，撤离浦东。林钧回沪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同年冬为汪伪特务“76号”诱捕，关押了二个多月，经营救保释出狱。1941年夏，林钧去浙西从事策反工作，改名王少英。

1943年夏，林钧获悉原“边抗四大”的一部份旧部转往浙江后为国民党收编，活动在浙江淳安一带。他遂去进行工作，说服总队长潘可平等人准备在太湖边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4年5月20日林钧所带部队至浙江德清县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惨遭杀害，光荣牺牲。

1926年至1927年，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11日，上海学联代表林钧和上海总工会代表汪寿华同国民党上海特派员钮永建会晤，双方就国共联合举行暴动等问题开始商谈。1926年10月23日的第一次起义，由于起义时机失误，准备工作不充分等原因，失败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被捕，壮烈牺牲。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形势仍然向前发展。孙传芳在江西打了败仗，准备从上海退却。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则准备进驻上海。中共上海区委利用上海人民反对直鲁联军南下这一时机，一面积极开展上海自治运动，指示林钧、王剑三等成立奉贤、南汇、川沙三县联合会；一面恢复了“五卅”运动时期被封闭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

12月3日，工商学联合会改为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由市民公会召开市民大会，组织市民政府。12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又决定林钧担任市民公会党团书记。市民公会为扩大影响，吸收资产阶级组织的“三省联会”加入市民公会，由林钧、沈钧儒、王晓籁任市民公会总务委员。

1927年2月22日发动的第二次武装起义，仍由于准备不足等原因，再度失败。上海的军阀部队在镇压了这次起义后，调动频繁，准备阻止北伐军进攻上海。英法等国在上海的驻军也增至9000余名，随时准备出兵干涉。这时北伐军已进至杭州。为了响应北伐进军，中共上海区委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起义，在工人中组成一支5000人的武装纠察队。3月21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下，上海全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暴动。经过30小时的血战，次日晚六时，起义工人占领了上海，起义终于成功。在第三次起义中，林钧在南市区参加指挥。南市区有军阀的政权机关上海县署、淞沪箸察厅、戒严司令部和最大的军工基地江南制造局、武器库等。南市的起义工人在起义后四小时内就解除了全区军警的武装，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前10天，即3月12日，上海市民公会党团书记林钧根据区委指示，以市民公会名义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预先选出侯绍裘、林钩等31人组成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又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举行第二次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出席大会的有1000多团体的4000多名代表。在这次大会上，林钧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林钧按预定计划向大会提出立即成立临时市民政府的建议，在与会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这一天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有广泛代表性的“上海特别市市民政府”。市民政府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林钧是市民政府十九名委员之一。

1938年夏，林钧受组织的委派，打入浦东一带陆阿祥的“边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

陆阿祥原名陆祥生，原籍宝山，贫农出身，开过盐行。为了自卫，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拉起一支队伍，挂在国民党杂牌军张阿六的“川沙自卫团”名下，号称“边区民众抗日自卫总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边抗四大”原是一支缺乏战斗经验的队伍，林钧利用和陆阿祥的私人关系，决定去改造它，使它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他先后派人去该部担任秘书和教官，他还和新四军的干部何克希合作，在上海一旅馆内秘密开办“抗日游击训练班”，把在这里受训过的几十名青年输送到“边抗四大”。这支队伍经过整训，不仅官兵的素质有显著提高，而且数量也从原来几十人发展到400多人。

1938年冬，“边抗四大”这支游击队在朱家店伏击日伪军，首战告捷。1939年5月31日，和另一支中共领导的“保卫四中”游击队共同发起潘家泓战斗，围击下乡扫荡的日寇，打得鬼子在麦田里乱窜，结果击毙鬼子数人，俘虏两人。10月上旬“边抗四大”在宝山县小川沙袭击日军海军陆战队40多人，激战三小时，日军全部被歼灭，缴获一批汽车和武器弹药，大长了我抗日军民的志气，打击了日敌伪军的威风。

1940年7月。林钧又派顾忠等人以国民党“淞沪青年抗日工作团”名义到浦东组建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武装于1940年12月16日曾在鲁家汇偷袭汪伪部队，也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从此，林钧受到了日伪组织的严密注意。1940年年底他正在崇明、浙江一带进行艰苦斗争时，不幸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逮捕。林钧被关押了两个多月后，才巧妙地通过关系，脱离虎口。

1941年夏，林钧与中共联络员江锋取得联系，经党的同意，到他的旧部做策反工作。他的旧部在他关押期间已被国民党江南行署收编，改名为“江南挺进总队”，活动在浙东一带。组织上指示他，设法把这支部队带到浙西去。这时，他化名王少英。当林钧说服了江南挺进总队总队长潘可平，正准备带领部队向太湖边进发，创建抗日根据地时，不幸于1944年5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浙西联防处副主任卓清宝秘密杀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上海市委发给林钧家属“革命烈士家属证明书”。川沙烈士墓建成后，将烈士遗骸从川沙乐乡公墓迁至烈士墓安葬，并由川沙县人民政府立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