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1902年1月25日~1964年10月20日)，出生于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原名柯维翰，中国现代诗人、社会活动家、戏剧家。

柯仲平1902年1月25日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城小南街坡顶高。父亲柯锡光在外为官多年，并在思茅另立家室，几至音书断绝。母亲高崇乃名门闺秀，粗通诗文。祖母信佛，识文断字，儿歌、山歌知之甚多。儿时，祖母与母亲即以儿歌、山歌及民间传说作为启蒙知识传授。加之广南城附近多为壮族村寨，其耳濡目染，深受民族风情熏陶，渐而能出口成歌。柯氏一家向为名门，至柯维翰出世，家道中落，仅有薄田数亩，颇难维持生计，靠磨豆腐以补家用。他六七岁时，已略知家事艰难而刻苦勤读，隔壁黄三奶因天不亮即听到朗朗读书声而戏称柯维翰为“报晓鸡”。1916年，他考取省立第一中学，远离家乡赴昆明就读，开始接触《新青年》的进步思想。因才识过人、勇于任事而被选任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9年5月中旬，北京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昆明。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即组织同学积极响应，开展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演话剧、砸日本洋行等爱国行动。柯维翰首次创作并登台演出了话剧《劳工神圣》。不久，他即成为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省一中杨青田、柯维翰等21人秘密成立“大同社”，成为云南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群众组织。同年，2月10日，他首次创作的抒情诗《白马与宝剑》发表。

1921年冬末，柯维翰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向往民主运动的摇篮——北京，与相爱多年但尚未公开关系的女同学丁桂媛（后改名为丁月秋）自昆明出走，取道越南、香港而后抵达革命运动中心北京，寄宿于云南会馆。柯维翰自此改名柯仲平。北京当时虽经五四学生运动的冲击，但并不像柯仲平所想的那样，政治空气依然十分沉闷，沉闷得使人发狂。柯仲平常单身到什刹海对天吟唱直到深夜。1924年，柯仲平考入北平政法大学法律系，但他始终未中断新诗歌的创作，写出了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于1927年8月由上海光华局出版。

1925年，柯仲平在北京结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他在鲁迅家中旁若无人的高声朗诵曾吓着鲁迅的母亲，把他看作一个怪人。鲁迅却看出柯仲平有诗人气质而给予鼓励，并期望他能终身成为“孺子牛”。同年，柯仲平又结识小说家郁达夫和高长虹（“狂飙诗社”的创办人）。一次柯仲平深夜2点才从什刹海淋着大雨回到会馆住处，以致高烧住院。郁达夫闻讯赶来，除给予解决住院费用外，还以兄长身份告诫他今后浪漫得有个边儿，不能把身体搞垮。

1926年，郭沫若、郁达夫等在上海集资创办《创造月刊》。5月，柯仲平离京赴沪被邀至创造社出版部工作。这一时期相继创作了《献给狱中的一位英雄》、《长征》、等许多诗篇，以其烈火般的革命激情，倾诉着对黑暗势力的强烈不满和痛恨。在出版部，柯仲平与潘汉年因志趣相投，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几乎是无话不谈。此时，在出版部内的文学青年中，由于柯仲平的诗作犀利豪放，因而大家戏称其为“狂飙诗人”。“狂飙诗人”的雅号即自此叫开。8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被搜查后，柯仲平因“宣传赤化”与4名“小伙计”同时被抓入狱，后得胡愈之、叶圣陶大力帮助，才被保释出狱。柯仲平出狱后，正准备找潘汉年为他寻求革命道路时，丁桂媛(已改名丁月秋)自北平来信说，已有四五个月身孕，且经友人介绍，已在陕北榆林中学谋到教书的差事，需他护送到校上课。他们到榆林后，因地方闭塞，几乎与内地声息断绝。初时，柯仲平尚能伏案写作，渐而为国家命运、个人前途而忧心，以致再无法保持平静；加之出生才2月的小漠林夭折，使他决然离开榆林。

1927年4月，他从上海徒步跋涉18日，行程千余里，抵达西安。孰料此时西北国民革命军已出潼关。柯仲平投奔无门，加之盘费殆尽，只得暂住在“鸡鸣早看天”的小店。经友人介绍先后在陕西省立一中，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榆林前，柯仲平曾发信到上海、北平与潘汉年等友人联系。潘汉年因到南昌革命军中没有回音，北京友人刘开渠却传来噩耗，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这无异是给“狂飙诗人”“愤懑”的胸中填上“炸药”，只等待着时机“引爆”。7月，西安市学联举办暑期讲习会，邀请柯仲平在会上作了《革命与艺术》的长篇演讲。开讲时，许多人认为蓄着满头长发，只会吟诗饮酒，不修边幅的柯仲平肚子里不会有什么好材料，以致空位很多。他并不气馁，上台后惊人的开场白，以及针砭时弊、妙趣横生的新颖见解，使听众大为倾倒。第二讲时，人们奔走相告，结伙而来，廊檐走道尽为堵塞。他手中虽有讲稿，但却不以此为序，而是即兴发挥，时而呐喊，时而低吟，听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起伏而波动。这位青年诗人就这样通过讲台这块阵地把革命的红色种子，播撒在古城长安的土地上。由于他非凡的才华，学生们纷纷要求学校请他任课，他原来只任省一中3个班的国文，后来又增加了第一师范2个班和女子师范1个班的国文。

1928年初，西安市亦踩着“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鼓点大肆清党，连一些进步学生亦不放过。柯仲平自料难逃魔掌，便离校出走。途中与两个回乡的山西学生结伴而行。到了黄河渡口，他等不及渡船到来“扑通”一声跳下滔滔黄河，奋臂向彼岸游去。

柯仲平辗转到了北平后，眼见大革命惨遭失败，痛定思痛，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质的飞跃。从1924年仅是痛恨旧世界，憧憬新世界创作的《海夜歌声》，到1928年取材于大革命时代工农武装斗争创作的诗剧《风火山》相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境界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创作《风火山》过程中，由于他倾注了全部激情，以致几乎进入疯癫状态。喜怒无常，昼夜颠倒，错把月亮当太阳，深夜万籁俱寂之时，他边写边弹边唱，闹得四邻哭笑不得。这段时间，由于穷得生不起炉火，完全靠炽热的情感支撑着他熬过了北平的严寒。1929年1月21日诗稿脱稿后，他又为成堆的稿子犯愁，不知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

1929年，柯仲平携丁月秋到上海，在高长虹创办的“狂飙社”出版部工作。此时丁月秋又生下女儿莉莉，柯仲平为了养家活口，受聘到建设大学讲课，丁月秋则在三友实业社当缝纫工人。同年冬，柯仲平被扣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再次被捕入狱，幸得友人朱静涛从中斡旋，不久即被释放出狱。

1930年3月，柯仲平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派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兼上海总工会联合纠察队秘书。5月，柯仲平揣着了年余的《风火山》稿件，终于由新兴书店出版问世。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在上海诞生后，柯仲平作为采访记者奔走于沪杭，通讯、诗歌、散文陆续化名见诸报端。12月初，《红旗报》为了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发表了《大家起来纪念广州暴动》的社论后，上海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又落到柯仲平身上。为了筹划11 日的游行，他担任了南京路示威游行的总指挥。此时，国民党已是剑拔弩张。9日，柯仲平按时到英租界武陵旅馆商定游行事宜，发现旅馆门前已有暗探，他本可抽身返回，但考虑到先到同志的安危，便高声暗示“不要倒水，不要倒水!”柯仲平边喊边跑，急登四楼，便被预伏在楼上的特务截获，与其他先到的同志一齐被捕。被捕后，柯仲平自称系一木工，化名柯桂生。几经拷问，仍一字不变，后被判刑11个月。

1931年冬，柯仲平自上海龙华监狱转到苏州反省院。次年夏，在一次狱中会上，因一中间派记者颠倒黑白的忏悔发言，以图取媚监狱官方，激起柯仲平针锋相对的斥责，以致暴露了身份，被列为重犯。此时，又幸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差的友人朱静涛以表兄弟的名义，走通了反省院主管上司的关系，柯仲平于1933年8月被保释出狱。获释后，柯仲平即赴开封找到在北仓女中任教的丁月秋，遗憾的是丁月秋已另组家庭。

1935年，柯仲平苦于找不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他东渡日本。抵东京后，化名柯冬山，到一家私立汽车学校学习，除为日后能开坦克打下基础外，他还深居简出，研读马列著作，并组织一些云南籍留学生成立“理践社”。在日本期间，他曾应上海《申报》之约写了30余篇文章，集刊于《东京通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抨击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得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柯仲平启程回国，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留下他作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因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露面而被盯梢。11月，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同月，边区文化协会成立。成仿吾、周扬、柯仲平被推为负责人。1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吴玉章任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同月下旬，边区文协遵照毛泽东主席要把诗歌推向街头的指示，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任社长。自此，他的创作激情犹如延河涌流奔腾。延安地区的诗歌大众化活动蓬勃开展。诗歌朗诵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表达形式广泛出现在人民大众中间，成为摧毁敌人心理防线的文艺战斗武器——“投枪”。这时，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常到柯仲平处求教诗歌的创作方法，柯仲平答“古诗是父，民歌是母，写诗不能忘掉父母”。

1938年，柯仲平写出了长达2000行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晚会上听完了他的长诗，当即要去手稿。第二天看完后，即批：“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4l、42两期破例连载了《边区自卫军》。1940年，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边区自卫军》和他的叙事长诗《平汉工人破坏大队》。柯仲平的作品，正如他早年在西安文学讲座上讲的那样：“艺术是时代的、生命力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

1938年，毛泽东主席要柯仲平针对京戏、秦腔，更新戏剧内容，扩大宣传面。柯仲平立即四方奔走，物色剧改人选。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柯仲平任团长。毛泽东主席为了支持剧团开展演出，从他的稿费中提出200元光洋作为剧团经费。柯仲平任“民众剧团”的第一任团长后，先后又创出长诗《无敌民兵》，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孙万福回来了》等作品，他的作品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魂和中国作风”。剧团演现代人、现代事，高举“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红旗，所到之处深受欢迎。

1941年，云南石屏籍女青年王琳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工作，因与柯仲平同为滇南老乡而格外亲密，由亲密而生恋情。1942年，王琳与柯仲平结为伉俪。

1942年5月，柯仲平参加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柯仲平谈了他率领民众剧团深入农村 ，送戏上门，为工农服务，以及民众的鱼水关系。毛泽东主席说：“云南诗人柯仲平有股犟劲，这个‘美髯翁’坚持文艺与群众相结合，走出了大众化的道路”。

在延安，1943年的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电话通知：“毛泽东主席邀请柯仲平、杨醉乡与冯健翎去枣园一见”。三人闻讯后，相携而去。毛泽东同志在枣园窑洞里备下了一桌酒席，见他们后一一握手，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翁’，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都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

1946年，柯仲平谱出《自卫战争进行曲》。这首歌唱遍了西北战场，激昂的歌声鼓舞了西北野战军的士气。1947年3月17日，延安落入敌手。当时，柯仲平带着一个土改工作团在离延安6天路程的镇川堡开展土地改革。上级为了保护他们，强令转移到绥德。柯仲平因不知党中央战略转移的意图，得知延安沦入敌手后再也按捺不住，强烈要求参军上前线与来犯敌人拼杀。最后，他终于加入独立第五旅，参加了攻打波罗堡的战斗。不久，柯仲平即随西北代表团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全国的土地会议。会议结束后，柯仲平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留下编辑《人民文艺丛书》。后来，这套丛书在杨思仲、康濯、赵树理等的协助下，于1949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前出版。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再次接见柯仲平，问他丛书完成后将作何打算，柯仲平回答：“到主席住过13年的地方去，写那个地方的革命斗争史。”毛泽东主席很赞成他的这一打算。同年冬，丛书大体就绪，柯仲平即随贺龙乘专车返回延安。途中，贺龙见他的棉衣破烂不堪，便送他棉大衣御寒，柯仲平又将大衣给了他的勤务员张发来。之后，贺龙又送给他一件羊皮统子。全国解放进入城市后，别人都换了装束，惟有他仍然穿着这件只不过配了灰面布子的羊皮统子登观礼台，出入大会堂。

1949年5月20日，柯仲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会后，柯仲平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同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柯仲平被选为副主席，继而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

1950年，柯仲平奉命到西安筹备、主持西北文代会的召开，并出任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文代会结束，柯仲平被选任西北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这时，工作秩序已趋正常，他迁入西安“止园”居住后，原想可以减少一些行政事务，埋头写作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革命史诗，但因身兼二职，送往迎来的应酬事务层出不断，并且还常应青年团、工会、妇联之请，写应时的纪念诗，以至原计划完成的史诗，迟迟未能税稿。他的应时纪念诗，以《母亲颂》为杰作，发表在《中国妇女》杂志1954年3月号上，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短诗中的名篇。其中：“……儿还在她怀中睡/她早梦见儿能跑能飞。她像山来不自高/她像地来不自卑! ……儿成英雄英雄归/英雄还有奶香味/英雄创造新社会/母亲们创造英雄一辈连一辈。”他不仅写尽了天下母亲的艰辛，而且写出了母亲的伟大胸襟。柯仲平离家30多年，何尝不想飞回母亲的怀抱，但正如他所说：“做了母亲的儿子，就难做人民的儿子；做得人民的儿子，就难做母亲的儿子。”《母亲颂》不仅献给天下的母亲，也是他对亲生母亲愧疚的心声。这时期，他仍坚持诗歌创作，创作出版长诗《毛主席的小英雄》《浪中人》等作品。

1953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柯仲平仍当选为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原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柯仲平继任副主席。

1954年4月，柯仲平奉命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副团长，一行38人赴莫斯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后，阳翰笙、张光年、周小燕、柯仲平4人又被派往波兰。访问回国后，他仍锲而不舍地倾心于革命史诗的创作。同年9月，柯仲平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党和人民给予他荣誉，更激起他的创作热情，以致数次晕倒在写字桌旁。病情迫使他停止写作，住院治疗。出院后又碰上反右斗争，丁玲被打成反党分子后，柯仲平又险受牵连。尽管如此，他仍甘冒风险向上级力保已被点名批判的《延河》主编、副主编投入正常工作，免使刊物停刊。由于身心交瘁，柯仲平被转陕西省的高级干部休养院治疗。休养期间，柯仲平仍一如既往地与院外生产队农民频繁交往，水乳交融。一次，某社员的小孩子患病，吐泻不止，已呈休克状态，其父找到柯仲平，柯仲平即说服休养院院长破例为其医治，又倾囊相助，终于使小孩转危为安。

1962年11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几天后，他应召到陕西省委开会。会上，省委某领导径直向他说，省外有人问，你这些年写西北革命史诗，情况如何应当让大家知道。语气颇近指责。第二天，全省文艺界十七级以上中共党员集中组成一个临时支部，讨论全会精神。全会所指“反党集团”的三个头目都是由西北出去的，讨论的核心是“反党集团”在西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柯仲平。经过近一个月的批判、检查交代，虽没有对他下任何结论，但已被折腾得形容憔悴，骨瘦如柴。风浪过去后，暂时的平静使他又回归创作的天地。想到已年逾花甲时，更是追星赶月似的写作革命史诗《刘志丹》。谁料前浪过去，后浪又铺天盖地而至。田汉、夏衍、阳翰笙成为中国戏剧界搞封、资、修的祖师爷，柯仲平与马健翎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北戏剧界的“祖师爷”而遭批判。当时，西北的某负责人为了向康生、江青交差，又拉上一个年轻人黄俊耀，合称其为“柯、马、黄反党集团”，刊登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上。王琳为了不再使柯仲平受到刺激，一直将此事隐而不露，期望他争取时间完成未尽的诗稿。

1964年10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通知他当选为第三届陕西省全国人大代表。正当他准备进京开会之际，不料，同月20日的支部会，要大家找出话剧《卧虎镇》中的“反党毒素”。不言自明，批判《卧虎镇》，实是指向他所写的《刘志丹》。临近下午休会时，他由于激愤，要求发言5分钟，但因心中有话，急欲一吐为快，一直讲到6点40分。经主持人提示后，他要求再讲5分钟，乃至讲话完后，头即向沙发背上倒去。大家初时尚以为他是因过度激动而晕倒，孰料经医生检查，心脏已停止跳动。

柯仲平的丧事虽按同级干部规格，走完了应走的程序，但不许送挽联，意在抹煞人们对他的评价。致悼词人临上台致词，又接到通知，将悼词中“在诗歌的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一句删去，于是，所谓的悼词，竟是一张纯粹的履历表。当时，他的夫人王琳怒火中烧，借致答词的机会只说了三句话：“柯仲平同志是盖棺而没有定论!感谢党!感谢同志们!”

1979年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柯仲平悼念会”上，为他平反昭雪，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对他的一生作出正确评价：“柯仲平同志实践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对文艺与群众结合，走大众化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柯仲平同志在诗歌创作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用自己的笔，终生为党的事业，为无产阶级奋斗不息……柯仲平同志由于写作长诗《刘志丹》而受到严重迫害，使这部长篇史诗未能完成，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一大憾事。”1985年1月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纪念著名诗人柯仲平逝世2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盛赞柯仲平是“一个把一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著名诗人，一辈子和人民血肉相联、休戚与共的文艺战士”。

柯仲平一生发表过很多诗文，1984年至1992年，由柯仲平夫人王琳整理为《柯仲平诗文集》，分1—4卷和《柯仲平传》，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广南人民为了缅怀柯仲平，在他的故乡广南县城莲湖畔修建了“柯仲平纪念馆”，2002年，立了一尊青铜塑像在莲湖公园内，2006年移至柯仲平纪念馆内，以示教育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