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登榜（1912~1998）1912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镇（即今江山市）。他毕生致力于“矿井地质”和煤炭高等教育事业，他在发现、勘探、开采淮南八公山、新庄孜煤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两淮煤田的开拓者之一，他为淮北煤矿的开发和华东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著名地质学家、原淮南矿业学院院长。

柴登榜，1912年5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镇（即今江山市）。其祖辈雇佣长工耕种数十亩水田，并在镇上开设了米店和肉铺，家里拥有旧式房屋两座。这在当时当地算得上是殷实人家。但当柴登榜5岁时，家里因火灾被烧毁房屋一座。而他父辈又很不争气，伯父吸鸦片烟，父亲嗜赌。天灾人祸使柴家破产败落。当登榜上中学时，家庭已相当贫困。

登榜幼年曾随大哥到附近私塾就读一年，1919年到江山县立小学读书；1926年考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1929年考入杭州省立高级中学。1930年暑期，广州中山大学在杭州招生，登榜考取中山大学预科，1936年从中山大学地质系毕业。

1937年夏，柴登榜由友人介绍到浙江省建设厅矿产调查队任测绘员，其间曾作为地质界前辈张文佑的助手到浙江长兴、杭州一带从事地质普查工作，后调该厅青田钼矿任技术员。不久，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贵宁、杭州相继沦陷。1938年日军又炮轰温州，形势危急，青田钼矿停产。这时，柴登榜经人介绍，结识了时任江华矿务局负责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谢先生将柴登榜安排在湖南江华锡矿任勘探助理工程师。

1940年秋，谢家荣先生调任国家资源委员会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处长。柴登榜和其他几位地质工作者随谢先生到昆明采矿工程处工作。这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柴登榜等人往往一大早就得离开市区到郊外去躲避轰炸，无法正常办公。数月后采矿工程处奉命迁往云南昭通改名为矿产测勘处，主要在黔西的威宁、水城和毕节一带进行煤、铁、铅、锌等矿产的普查。这年，柴登榜加入中国地质学会。

1942年国家资源委员会康黔铁矿事业筹备处成立，地址设在贵州威宁县，柴登榜任副工程师。为了查明贵州西部矿产资源，筹备处委任柴登榜为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勘探队队长。柴登榜带领队员们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进行矿产普查勘探，经常忍饥挨饿，还不时受到野兽的威胁，历尽千辛万苦，为国家探明了多种矿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资源委员会康黔铁矿事业筹备处解散，原筹备处主任程文勋受命负责接管被日军侵占的淮南煤矿，任淮南矿路公司总经理。柴登榜等工程技术人员也随同程来到淮南矿路公司工作。为了了解淮南煤田地质状况，柴登榜等人日以继夜地收集、整理包括日本人留下的地质资料，并多次到舜耕山麓及井下进行实地勘查。

1946年6月，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来淮南考察。柴登榜陪同谢先生从舜耕山往西至八公山在野外勘查。在新庄孜果子里水沟旁，他们发现了含筳石碳纪石灰岩及纺缍虫化石。据此，他们推测在很浅部位就有含煤地层存在。根据地层层序分析，在八公山北麓平原之下，新庄孜一带应该有二叠纪含煤地层。嗣后，柴登榜受矿路公司委派，正式参加了勘探工作，协助谢家荣先生实现勘探计划。经过在新庄孜开钻，果然见到了13组煤层，发现了八公山煤田。这是中国探矿史上应用地质规律进行探矿的成功一例，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柴登榜在这个发现中起了重要作用。

淮南解放前夕，谣言甚多，淮南矿路公司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离开淮南逃往江南。柴登榜听到家人转告说，石家庄八路军电台广播，欢迎蒋管区工程技术人员留下来为人民服务。柴登榜很受感动，毅然决定留在淮南，并积极支持淮南煤矿工人进行护矿斗争，迎接淮南解放。

1949年1月8日，淮南解放，淮南矿务局正式成立，淮南煤矿恢复正常生产。柴登榜率领探矿队队员们，继续工作，很快完成了大通矿含煤地层的地质勘探任务。

1949年4月至1951年，为了扩大八公山煤田向东南延伸的范围及配合开发八公山煤田，柴登榜在蔡家岗主持恢复淮南勘探队在八公山煤田的地质勘探工作，扩大和培养勘探工人队伍，为燃料部开办钻探培训班，培训全国煤炭系统钻机班、机长。柴登榜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实践经验，满腔热情地投入开发煤田的工作之中。1951年柴登榜被淮南矿务局评为工程师，并被任命为地质处处长。不久，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合影留念。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柴登榜提出了矿井地质理论，在淮南煤矿矿井开创了地质工作与煤炭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并由燃料工业部组织在全国推广。柴登榜是“两淮煤田”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他就调查、勘探、证实了在蒙城以东淮北平原地下埋藏着储量丰富的煤层，对淮北煤矿的开发和华东工业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1951年，淮南煤炭工业学校成立，柴登榜受命担任兼职教授，并兼任该校地质系主任。

1953年柴登榜被调至淮南煤炭工业专科学校专职从事教学工作，任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但煤炭部仍让他兼任淮南矿务局地质工程师。1955年，淮南煤专发展为矿业学院迁往合肥，柴登榜随校工作。1958年合肥矿业学院更改为合肥工业大学，柴登榜任该校副教务长兼地质系主任、科研处长。此前淮南矿务局曾聘柴登榜为副总工程师，这时他仍继续受聘，经常来淮南帮助工作。柴登榜担任学校教务工作后，仍坚持教学实践，先后担任《普通地质学》、《煤田勘探》、《矿井地质》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还编写了大量讲义，作为辅助教材。1962年柴登榜开始带研究生。

1966年以后，在“文革”期间，柴登榜受到冲击，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受到批判。其间，他不能工作，不能看专业书籍，这使他感到十分遗憾和痛苦。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焕发。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他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废寝忘食。

1974年，淮南矿业学院成立，柴登榜随合工大地质系煤田勘探专业调来淮南。1978年被任命为该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淮南矿业学院学报》编辑委员会主委、煤炭工业部地质测量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1979年，柴登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柴登榜教授长期从事煤炭高等教育工作，主编了《矿井地质及矿井水文地质》、《矿井地质工作手册》（上、下册）等著作，发表了影响较大的学术论文20多篇。在教学工作中，他诲人不倦，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他团结了矿业学院中一批骨干教师，为煤炭系统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煤炭、地矿、石油、冶金等领域，其中很多人成为煤炭生产、科研和教学单位的中坚和骨干。

1954年至1955年，煤炭部教育司曾多次请柴登榜到北京煤干校担任“矿务局局长和煤矿矿长学习班”教学工作，他为学习班编写的教材《煤矿地质》，由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

1982年，在柴登榜积极倡导下，中国煤炭学会矿井地质专业委员会成立，柴登榜任第一、第二、第三届主任委员，第四届名誉主委。该委员会的活动，对全国矿井地质工作起了推动作用。他主持出版的中国煤炭学会矿井地质专业委员会专刊《矿井地质》和组织的学术交流，密切了煤炭生产与教学、科研的关系，提高了矿井地质工作的水平。柴登榜教授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担任第一届、第二届安徽省政协常委，第四届、第五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科协主席、名誉主席，安徽省地质学会理事长，为安徽地方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重要贡献。

柴登榜教授从事地质事业近60年，在煤田地质勘探及矿井地质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他实践经验丰富，在中国地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91年起，柴登榜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柴登榜教授离职休养。但离休后，他仍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为关心下一代、培养新时期的适用人才发挥自己的余热。

柴登榜教授于1998年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淮南逝世，享年87岁。淮南矿业学院在悼词中对他给予很高评价：“柴登榜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他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生活俭朴。他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好专家，深受群众的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