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渔鼓以伴奏乐器“渔鼓”而得名，俗称道情，源于古代的叙事讲唱道情，是鼓曲类道情分类曲种，是广西代表性曲艺形式之一。

具有悠久历史的桂林，随着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以来，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俗民间文化，桂林渔鼓就是其中的代表。宋代曾在桂林任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平南乐》中记载了当地人能歌爱乐的情景：“广西诸郡人多能合乐，城郊村落，祭祀婚嫁、丧葬，无一不用乐，虽耕田亦必口乐相之，盖日闻鼓笛声也。”这里描写的仿佛就是桂林人唱桂林渔鼓的情景。

源于古代的叙事讲唱道情的桂林渔鼓以伴奏乐器“渔鼓”而得名 ，是鼓曲类道情分类曲种，是广西代表性曲艺形式之一。但渔鼓在桂林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桂林渔鼓的叙事讲唱道情表演形式受湖南渔鼓影响颇深。明末清初、民国期间都有湖南的渔鼓艺人在桂林传唱渔鼓，并落户桂林，开了桂林渔鼓的先河。此后，桂林的市井坊间乡村瑶寨都有渔鼓的鼓声荡漾。据说在清末民初，一些堂馆请民间艺人开本唱书，一个故事连唱几天，听众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多，有的人听后回家自制渔鼓，在家中自打自唱，自娱自乐。

20世纪30年代，在桂林市场、码头这些热闹的地方都会看见渔鼓艺人手拍渔鼓演唱，当时的曲调比较单一，但内容很吸引人，一个曲本唱上数月，听众也会百听不厌，听久了那简单的曲调都能哼上几句。在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负有盛名的桂林盲艺人王仁和向已落户桂林的原湖南祁阳的渔鼓艺人和桂林兴安的渔鼓老艺人学习渔鼓，在掌握了桂林渔鼓的基本曲式唱腔的基础又上发挥自身的艺术素养把这门艺术的潜质充分的进行挖掘，形成了桂林渔鼓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风格。他经过多年探索在继承渔鼓音乐的基础上广为吸收当地民间艺术的元素又创造了南北路板式变化体，北路表现明朗、欢快、高亢、激昂的情绪，旋律多在1 6 5 3间回转，南路则表现忧郁、低沉、思索、悲愤之情，旋律多在3 2 6 5间回旋。1953年初，王仁和创作和演唱了桂林渔鼓现代曲目《王老头子学文化》，后来他又创作演唱了荣获广州军区文艺汇演五项大奖《水上抓匪》等曲目，使桂林渔鼓名动四方。逐渐流传到桂北、桂中、桂东各地，展现出特有的丰姿。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桂北地区，桂林渔鼓深受老百姓欢迎，年轻人结婚、老人过寿或者老人过世办丧等场合，都会请渔鼓艺人来唱渔鼓。桂北的许多村落都有庙会，在传统庙会上，也会请渔鼓艺人来表演。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在全州县东山瑶族乡锦荣村吊水井屯，收集到李邱田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保存的渔鼓唱词木刻本《三姑记》。

桂林渔鼓的演唱形式有两种：一是“打单筒”，即一人左手抱渔鼓，右手击鼓自打自唱；二是带伴奏、伴唱形式，有二人组、三人组、五至七八人甚至十余人不等的组合。二人组是演唱兼奏主胡，另一人司鼓。三人组的演唱者兼奏主胡，另有司鼓及配胡。

桂林渔鼓以说唱为主，表演为辅。最早是一个演员左手抱渔鼓，并用左手指夹竹板击竹筒，右手用三个手指击鼓，坐着边打渔鼓边唱，无伴奏。后来发展到二、四、六、八个演员。演员一般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述（唱）故事，通过生动的情节，形象的语言，刻划人物，表现主题，感染和教育群众。有时，为了增强演唱的艺术效果，演员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可以临时充当某一角色，模仿某一人物的语言、情态和动作，以某一人物的身份插白和演唱。这样，就形成了叙述、代言相结合和“一人多角”的特点。

一篇桂林渔鼓，分开头、正文和煞尾三个部分。

开头，一般都是四句诗或者民歌。开头一般都能概括全篇，单刀直人，直接点题，同时还要能唤起听众韵注意。正文，紧接在开场诗之后，它要开展矛盾和冲突，叙述故事情节，刻划人物，表现主题。因此，正文往往直接落墨在故事主人公的身上。正文部份一般都线索清楚，繁简得体，中心突出，层次分明，波澜起伏。在故事情节展开之后，矛盾和冲突解决之后，结构急转直下，桂林渔鼓便进入煞尾部分。煞尾常有“这正是”“这真是”之类的词语作标志，接着，用四句诗或者民歌结束。煞尾要对所演的故事下断语，要求前后呼应，干净利索，饱满有力，给听众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感染。

渔鼓伴奏的主要乐器是渔鼓，渔鼓是由直径约11厘米、长约66.5厘米的楠竹制成，鼓面可蒙上蛇皮、蛙皮或猪板油皮，另配以简板、二胡、中胡、月琴、中阮、三弦、笛子、碟子、酒杯等。

在现存收集到的桂林渔鼓中长篇曲本中，作品的题材多取自古代传奇故事，如《水浒传》《隋唐传》《天宝图》《蓝丝带》《玉带记》《薛仁贵征东》《武松打虎》《彭玉林私访广东》《万花楼》《五虎闹东京》《卖水记》等作品。有的颂扬了古代官员为官清正、为民除恶的神采，有的表达了劳动人民崇尚忠贞的爱情观，有的则歌颂了敢于与官府作斗争的草根英雄。即兴演唱的曲目更多的是反映劳作、生活的作品，如《十二月比古》《十二月花》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和流行文化逐渐受年轻人热捧，桂林渔鼓这样的传统曲艺受到一定的冲击，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了保护传承桂林渔鼓，20世纪80年代初期，桂林市群众艺术馆、桂林的民间文艺家就着手搜集、整理、研究桂林的地方传统艺术，出版了《桂林渔鼓传统曲目、优秀作品集》。书中精选桂林渔鼓传统经典曲目长篇3部，中篇4部，原创优秀作品12部，基本涵盖和代表了桂林渔鼓艺术的最高水平。

2015年，桂林市群众艺术馆桂林渔鼓山歌传承基地成立，彭承红和她的老年艺术团部分成员受邀来到基地，成立了天天唱桂林渔鼓艺术团。从那时候起，每周二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10点，不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彭承红和她的团队成员，这些已生华发的戏曲爱好者都坚持在桂湖边演出桂林渔鼓。至2019年，已经表演了1000多场，成为了桂湖边的一道流动文化景观。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桂林市群众艺术馆获得“桂林渔鼓”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桂林渔鼓项目保护单位桂林市群众艺术馆评估合格。

李蔚琛，1941年10月生于桂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桂林渔鼓代表性传承人。1960年，成为桂林市歌舞剧团唯一的抒情女高音。她酷爱民族音乐，擅长演唱民歌，曾得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亲自点拨，使她的艺术才能更为长进。1961年，调文场戏曲训练班，曾系统地学习过桂北曲艺各曲种知识。她的《王仁和与桂林渔鼓》等数篇论文在全国及区级有关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和获奖。她是桂林市曲艺家协会会员、广西曲协会员。

何红玉，女，广西荔浦县人，拜盲艺人王仁和为师，学唱文场、渔鼓、大鼓。此外，还从事编导、研究工作。1958年师从王仁和，演唱渔鼓曲目《红色白衣战士》在广西群众文艺会演获优秀节目奖。

彭承红，，女，1965年开始学习桂林渔鼓，熟悉各路渔鼓唱腔。而后又师从何红玉、李蔚琛老师深化学习。2013年12月被桂林市文化局列为桂林渔鼓代表传承人。

2010年，桂林渔鼓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桂林渔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桂林渔鼓从形成至今，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桂林渔鼓是桂林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多地域文化融合的“活化石”，从其中折射出古代社会生活的人生百态，对研究广西的生活史、曲艺史等很有借鉴意义。

桂林渔鼓是广西代表性民间曲艺形式之一，它吸取了湖北道情、祁阳渔鼓、全州渔鼓的音乐元素，又独具自身风格，曲目的内容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了广西曲艺历史、民间艺术史、音乐史。同时，桂林渔鼓作为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民间曲艺的结晶，记录和印证着中原文化、楚文化与骆越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撞击和交融的历史。在桂林流传着一句俗话：打渔鼓，唱道情。把桂林渔鼓对其他民间音乐的吸收、借鉴特色作了生动的表达。桂林渔鼓在发展过程中，除融入、吸收了本地民歌以及说唱、戏曲音乐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源头与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传承谱系则反映出这门民间艺术的流变结果。描绘出桂林人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另外，桂林渔鼓的曲词生动形象，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1956年夏天，出生于桂林荔浦的艺术教育家满谦子创作的桂林渔鼓《农业社真正强》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会演中夺得创作一等奖。

2017年，桂林渔鼓传承基地携曲目《雷锋送钱》参加全国第三届“和平杯”曲艺票友邀请赛，荣获“双十佳票友节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