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边的老人》是海明威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4月。

小说描写了战争将至，人们纷纷逃离家园，而一位孤独老人逃至桥畔时，虽然数度被劝离开，也难舍自己饲养的山羊、猫和鸽子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就烘托出了战争即将来临的景象：复活节星期天，马车、卡车、男女老少正在一片混乱中通过吱吱嘎嘎的浮桥，“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面的敌堡，摸清敌人的推进情况。当“我”回来时，七十六岁的老人还在那里。小说结尾，“我”劝离无效，老人执意留下，老人唯一的幸运可能就是猫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而由于天气欠佳，敌机或许不能来袭。

这篇小说是以1936年西班牙内战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作为反法西斯作家的海明威不仅为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组织捐款，而且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三次深入前线进行报道。这篇小说正是基于海明威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创作出来的。

“我”

“我”，任务是过桥去侦查，可能是一名战地记者，也可能是一名反法西斯战士。

老人

老人，76岁，戴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因为战争，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桥边的老人》是一篇战争题材的作品，作者反映的是一场特殊的内战，西班牙人民正义力量与法西斯分子的斗争，而且写出了敌人的猖獗，人民的不幸。该小说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场，即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该作品表明了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无法逃避它，只得接受它的锻炼和考验。然而，人类正是在这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而且，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灾难面前，人性放射出了它的崇高善良的光辉——同情别人更胜于关怀自己。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段和观察视角，这种第一人称为主的观察视角在这篇小说中起到了三点作用：第一，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能够给读者有血有肉的真实感。第二，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弱化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影响，使小说只是讲述这段故事，讲述这段现实生活的“横截面”。尽管“我”在小说中没有对战争表达明确的看法，但通过与老人的对话，“我”以冷眼旁观的局外人身份展现了老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在近乎没有情绪的语言表达背后其实暗含了“我”对战争的控诉。第三，“我”作为这篇小说的叙述视角，仅从客观上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于老人遭遇的合理推测也非常有限，这一点给予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留待读者从更多的文本细节中揣摩和猜想。

作者在这一篇几乎由对话构成的短篇小说中巧妙地使用了很多隐喻手法，把丰富重要的信息隐藏在简洁的语言里，即冰山下的“八分之七”。比如，桥本是战中临时搭建之物，文中指的是难民逃生的通道和希望，但它的隐喻重在“不稳固、不安全与暂时性”，战争中随时可能被毁坏。尘土”意象在小说中被叙述者多次重复使用，“尘土”是战争背景下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战争中的人们，命若微尘，被践踏，被吹散。海明威用“尘土”意象初步揭示了战争的罪恶本质。再比如，《桥边的老人》中一共提到三种动物：山羊、猫、鸽子。这三种动物并列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复合的意象群，有着深刻的隐喻意义。

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马婷：“《桥边的老人》以叙述者‘我’与一位老人在战前的对话为主要叙述方式，揭示出老人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对战争本身并不关注。小说以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展示出人物的价值取向，以视觉化的对话场景呈现出‘冰山’风格特点，人物在即将到来的性命攸关的危险面前从容应对，不忘关怀他人关怀动物，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

海明威（1899年—1961年），20世纪美国作家，生于芝加哥郊外一个医生家庭。一战时，18岁的他以红十字会司机的身份亲临前线。一战后，以记者身份赴巴黎，在侨居法国的美国作家斯泰因、庞德、菲茨杰拉德等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20世纪20年代，他完成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等。二战时，他以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并亲自参加了与佛朗哥军队的作战，期间写下了剧本《第五纵队》、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战后，侨居古巴。20世纪50年代他主要完成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和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后者使他获得了1952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