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1919年11月6日—1998年12月13日），广东开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副主任，中共辽宁省西安县工委书记、县长，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

梁湘，又名百生，广东省开平县（今开平市）博健乡西宁里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中共地下党机关工作。1937年，赴延安，历任陕北公学22班中共支部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支书、总支书记、校务部政治处主任、教务处副主任兼第七大代表班支部书记、工作人员整风班负责人。抗战胜利后，历任辽宁西安县工委书记、县长，西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沈阳大西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湘历任广州市公用局局长、副市长兼计委主任、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到翁源县劳动。1968年，任广州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后任韶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副书记。1973年起，历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第二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

1981年2月，广东省委任命原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为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对特区管理体制重新进行了梳理，指出，特区管理条例上规定的管委会的权力，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市委、市政府去具体执行；遇有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问题，特区市政府定不了，特区管委会就行使自己的职权，代表省政府予以审批和解决。同年8月，省委研究决定，深圳特区的政治待遇和广州市相同，为副省级。同年10月，省委任命以梁湘为首的特区党委及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市委常委和副市长由原来的19人减为8人，局以上机构由65个减少到33个，其余有的撤销，有的合并，有的改组为专业公司。至此，特区领导班子开始稳定下来，在随后几年建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梁湘主持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草案）。组织召开第一批到深投资设厂的外商座谈会，积极协助解决外商在特区投资遇到的困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抓好“内联”工作。为改善特区投资环境，国家规定“买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梁湘要把死钱用活，自己担保向银行贷款，把当时只能用来办工业的贷款搞基建新建、扩建市区道路55条，共长84公里，蛇口客货运码头和赤湾万吨级泊位，以及南头直升机场。执行特区建设要“特事特权，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方针，在全国率先开展体制改革，包括行政管理制度、经济管理体制、人事制度。在经济特区初创阶段，指示市政府每年要有较大的资金用于文化设施建设。创办《深圳特区报》《特区党的生活》等8家报纸杂志；率先给特区教师增加高于同级党政机关干部15%的工资，并为教师优先兴建一批宿舍；曾说“勒紧裤带也要把八大文化设施建设起来”。

1983年，市政府决定兴建深圳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体育馆、大剧院、电视台、新闻中心等8大文化设施。梁湘深有感触地说，他从广州来时，最紧迫的感受就是深圳缺乏人才——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总之有高学问的人很少，高级技术人才奇缺，当时只能请内地和香港学者、专家来谋略帮助。所以，考虑到将来深圳的发展，必须由自己来培养高级人才，关键就是要办一所全科制大学。

1985年，梁湘调离深圳。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在特区建设面临重要转折的关头，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谷牧对深圳特区一年来的工作提出批评，认为特区对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力。他认为，“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放到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由铺摊子、盖楼房转到上水平、求效益上来。”谷牧赞同袁庚提出的要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实现这一工作转变。梁湘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意见，他认为，特区在1985年抓外向型经济成效是明显的；基建规模之所以没有控制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特区没有及时向省委和中央汇报各种特殊情况。梁湘指出，年内基建规模一定要控制在1984年的水平即16.5亿元内。实际上，中央后来考虑到特区实际情况，仍给了全年21亿的基建笼子。同年5-7月，特区领导班子进行新一轮调整，“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1986年5月至1987年9月，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7年9月至1988年4月，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梁湘到任后，为了尽快制订出海南岛的发展总体规划，于9月29日至10月4日与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一道进行了环岛考察。1988年2月，任中共海南工委副书记；1988年4月至1989年9月，任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海南省第一任省长。在洋浦试行“土地批租”

1989年9月，被撤销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1998年12月13日，在广州逝世。

深圳筹办特区后，市委、市政府机构一再升格，人员也逐渐多了起来。工作人员甚至市领导们，都散落在东一块西一块的铁皮平房中办公。又无便利的通讯，大家有事联络时，只能骑着自行车往来跑，很不方便。几个月前，宝安刚升格为深圳市，市委、市政府便考虑过兴建办公楼，不久又选定了一处四围空旷的荔枝园，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施工队伍。眼下，仿佛及时雨一般出现的工程兵，成了市委、市政府最理想的选择。市委、市政府找工程兵指挥员一谈，指挥员二话没说，爽快答应了。两个连的官兵带着各种设备，整齐地开进了荔枝园。指挥员和技术骨干已紧锣密鼓勾勒出大楼的图纸，为了打好第一仗，又成天蹲在工地上。官兵们被分成了几拨，加班加点，昼夜不息。为了省出往返营地的时间，许多官兵索性在工地搭起了新的窝棚，住了下来。从东北带来的建筑设备严重不够，又无处购买，只得两人合用一把铁锹。深圳的烈日能晒出油来，戴着安全帽的官兵几乎浸在汗水里。有时，台风携暴雨倏然而来，不能站在脚手架上工作了，但工地积满雨水，他们又拿了自己的脸盆将积水一盆盆舀出来。办公楼在建，市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关注工程的进度，好早日离开铁皮房，搬入新居。工程兵没有让他们失望，地基打好了，楼层一层层升高，似乎要直上云霄。

新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梁湘到任后，也是工地上的常客。夜幕降临，他总要抽空来打个转。转了许多工地，这里是他极满意的不多的地方之一。1982年，办公大楼竣工，市政府喜迁新居，又逢特区成立一周年，梁湘决定在门前刻一尊雕塑，以纪念工程兵官兵和其他建设者们的付出，彰显特区的开拓精神。梁湘派人找来了雕刻家潘鹤。这尊雕塑到底雕刻何物为好，大家纷纷献策，但“大鹏”“莲花喷池”“狮子”的提议——被潘鹤否决。

潘鹤说着，灵感突然闪现在脑海里。他建议说，可以雕刻一个“开荒牛”。梁湘眼睛一亮，拍手叫好，马上安排潘鹤住到市委招待所去，叮嘱他专心起草雕刻图纸，不要让创作灵感及激情流失了。这尊基座上刻着“孺子牛”的雕像，后来从潘鹤的脑海栩栩如生再现到了市政府的门前。它肌腱鼓胀，四蹄稳实，埋头向前，正是鲁迅笔下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是市政府大楼的建造者基建工程兵的生动写照，蕴含着深圳百姓对官兵们的由衷敬意。

1982年10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的请求得到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并印发《关于调基建工程兵部队两万人到深圳市执行任务并改编为施工企业的批复》文件。于是，100多列满载基建工程兵官兵和各种装备的军列，又在京广线等铁路干线上闪电般奔驰起来。

这支部队人数众多、装备齐全、实力雄厚。他们有着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朴素作风，考究其前身，都有一番辉煌的过去：或者是陆军第90师，曾为陈毅和粟裕麾下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攻孟良崮，战豫东，取上海；或者是中原野战军10纵84团，刘伯承和邓小平麾下的劲旅，参加过淮海战役；或者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团，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后又奉命北上，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工程兵官兵刚安顿下来，马上投入各种项目的建设。302团便承接了位于南山区的直升机场的建设。这时的工程建设，还是靠人多力量大的“人海战术”，鲜有机械设备可用。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官兵们便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起床、吃饭。然后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坐着解放牌汽车沿坑坑洼洼的深南路朝南山方向奔去。一到工地，每个人便各司其职，埋头干了起来。一些战士爬上半空，开始搭脚手架。他们的身子倾斜着，手扶铁架子用力拧螺栓。稍不留神，便可能像陨石一般坠落。夜幕降临时，其他工种的战士可以回去休息，但浇灌混凝土的战士们得三班倒，继续挑灯夜战。老团长田守臣也把床搬到了工地现场，日夜督战。战士们推着小车运输河沙、水泥，一路飞跑。第二天东方破晓，换班的人到来时，他们已累得虚脱，有时直接躺在地上就睡了。特区建设的速度在加快，每一个项目都强调工期，工程兵是“特殊材料”做的解放军，还要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于是只能少休息，抢时间。直升机场的建设便只盖了约140天，速度令深圳老百姓啧啧称奇。东滨路、同心路、北环大道……一条条簇新的街道，在官兵们的汗水里破土动工、纵横延展。

梁湘一直在关注工程兵，尽管一时难以解决这支庞大队伍的生活条件，但会经常前往官兵们的住地慰问，解决力所能及的难题。工程兵主力来深圳后的第一个春节，梁湘去工地看望官兵们。他看到很多战士头发、胡子老长，开玩笑说：快过年了，你们应该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战士们回答说：现在任务很重，夜里都要加班，没有时间，即使有点时间也找不到理发的地方。梁湘回到办公室，马上找来了武警指挥部指挥长王攻坚，问道：你部队有多少会理发的?都给我找出来，另外给他们配上一套工具，派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义务理发。末了，他又着重叮嘱:不准收钱！一时间，各个建筑工地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工程兵战士被武警官兵按着头，仔细“清理”起来。很快，工程兵战士面貌便焕然一新，洋溢着新年的喜气。

1983年9月，两万基建工程兵集体就地转业，改编为深圳市属建筑施工企业的职工。9月19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基建工程兵驻深圳部队改编大会”，基建工程兵总部首长和梁湘等深圳市负责人以及官兵代表两千多人出席。许多官兵眼里含着泪花摘下了鲜红的帽徽和领章，默默向军旗告别。虽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离开部队是迟早的事，但大家终究有些不舍。最高兴的是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自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乐呵呵看着主席台下一张张生动、青春的脸庞，心内翻涌如潮：人口还不到三万的深圳特区，转眼间多出了两万穿着绿军装，却没有帽徽、领章，将永久驻扎下来的“特殊市民”，特区的基建力量加强了。正式成为特区一员的官兵们，身份骤变，从光荣的解放军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企业工人；工作性质和谋生手段也瞬间变了，从部队的供给制转入了自谋生路。

这时，深圳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城市建设体制改革，建筑业尝试招投标，率先打破行业的地区封锁。不仅外地企业蜂拥而至，境外建筑商也急急赶来，与深圳本地的建筑企业争抢“饭碗”。改编后的基建工程兵官兵们得自找饭吃，自寻活干，一时难以适应。他们习惯了“以服从为天职”，等着上级安排任务，没有人懂市场，也不知道什么“竞标艺术”。他们满怀希望以建筑公司名义到外面寻找工程时，屡屡碰壁，连竞连败。工程招投标改革，是梁湘实施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但他没想到基建工程兵会如此不适应。这两万官兵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眼下很多官兵停薪回家，或只能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的活维持生计，他很是焦急。梁湘召集其他市领导开会，商量解决办法。有人脸上充满同情，提议说，政府应该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

梁湘听后，沉默良久。他说，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一定会被淹死，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水泡。他与大家商议后，决定帮助工程兵队伍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标实力。昔日的工程兵部队首长，如今公司的经理们也意识到，要想闯出一条活路，只有与过去彻底告别，一切从头再来。他们与员工们一道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不靠天，不靠地，要靠自己救自己！”为了找活干，让员工有碗饭吃，经理们拉下往日军人的面子，到处奔波，上门揽活。他们到外面办事，左边兜里装着春城牌香烟，给自己抽，右边兜里则装着南洋双喜烟，专门用来给客户。只要有人上门来公司，不管是财大气粗的承包商，还是偶尔串门的小客户，都会以礼相待。渐渐地，三公司（第19团改编为深圳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终于有了一整套自己的劳动管理、定额管理、施工管理、机器设备管理和技术创新办法等管理规则。三公司副经理张宝还积极组织内部的技能竞赛，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随后，他又利用晚上的时间，搞了半年思想教育，昔日的战士们都有了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

缓过神来的基建工程兵官兵们，把创样板工程作为公司拓展市场的突破口。5月，二公司经过争取，拿到了深圳教育学院教学大楼的工程，但9月必须竣工开学。27000多平方米的工程，4个月必须保质保量完成。这一仗，打好了，就是翻身仗。已调任二公司经理的张宝代表全体官兵向市政府立下军令状：“不但要打胜，而且要打好！”公司派出三个队的精兵强将上阵，昼夜奋战，几个负责人也到现场跟班指挥。第一个月，空空的平地上便立起三层楼，像直指云霄的希望之塔。

梁湘最担心的是：工程不能如期完成，影响9月的开学。于是，他几乎每周都要去现场看看。每到工地，他都要吃一惊，楼层增高的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9月20日，大楼如期竣工。两天后，深圳教育学院开学，师生们开开心心步入了簇新、坚实的教学大楼。梁湘也绽开了笑意，说，军人就是铁打的。教育学院被评为了市级优质样板工程。这是工程兵部队到深圳后第一次获得这项荣誉，一时间，鲜花与掌声纷纷而来。教育部门将两个中学、3个小学的工程交给了公司，其他各种工程也跑上门来了。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各支部队承担了深圳建设大约三分之一的施工任务，成为特区建设施工的主力。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十八层以上的高层楼宇建设，全部由工程兵官兵们完成修建。

梁湘是1981年1月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到他1986年2月离开深圳为止，6年时间里，我作为记者，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我认识梁湘是在1949年10月。那时，我在新华社第四野战军前线报道组，广州解放时随43军进入广州。在爱群大厦广州市军管会召开的接收广州工作会议上，我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皮肤有点黑，讲话声音洪亮的年轻军人在介绍接收广州工作情况。有人介绍说他是梁湘，随叶剑英来接收广州的。会议结束后，我因急于返回武汉，只和梁湘照个面，说了几句话，就匆匆握手告辞了。这以后再未见过他。

30多年后的1982年，我在深圳特区报上见到梁湘的名字，一下想起了在广州的那次见面。此时，改革开放创建经济特区，大批有知识的年轻人纷纷来深圳创业求职，一展身手。因与梁湘当年有过一面之交，我决定到深圳作一次采访。还是在两广战役时，我曾经过深圳，那时深圳是宝安的县城所在地，就是个大乡村，连电灯也没有，居民都以打渔为生。而此时，那里完全变了样。经济特区创建不到3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拔地而起，到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令人惊叹。我一到深圳，便来到市委办公厅，提出采访梁湘的要求。办公厅将梁湘秘书的电话告诉了我，让我与秘书直接联系。电话打通后，秘书说，梁市长很忙，时间排得很紧，一时不能安排采访，说完便把电话挂了。以后我又联系了两次，秘书还是如此回答。

谈到这里，我说，矛头全指向你这位开创经济特区前沿的先锋官了。梁湘笑着说，“其实我也没有在乎，精神虽然有些压力，但我还是顶住了。我坚信一点，中央改革开放决策是正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搁置争议，发展经济，步伐是坚定的。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未彻底消散的‘阶级斗争’阴影等等还在，许多人的思想还在禁锢中。不过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会改变看法，空谈就会云消雾散。我们所以开放沙头角，就是让人们出去看，这是一个认识过程。”我接着问道，深圳的建设速度没有受到影响吧?梁湘说:“不仅未受到影响，反而加快了。”我说真是奇迹。梁湘沉默片刻后又说:“这期间任仲夷来了几次。他担心形势影响，建设速度放慢，一再提醒我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就是速度不能放慢，要对党对人民负责。

梁湘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我几次来深圳采访，在交谈中他都提到深圳的教育。他说深圳已经有了几十所中学、小学，就是没有一所大学，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只有报社、电台、图书馆、博物馆、新闻中心和中小学还远远不够，没有大学还不能算作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他严肃地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政府要重视教育，社会要关心教育，深圳各界要支持教育，全世界先进国家没有不重视教育而强国的。今后深圳的发展，要由深圳人的素质来决定，而素质高低又决定于教育的发展。”又说，“深圳人民都应当受到良好的教育，使深圳成为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城市。”谈到办大学，梁湘胸有成竹，他说他到深圳不久，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找有关人员研究了一个方案，方案既要反映经济特区的特色，也要考虑经济特区将来的发展。梁湘强调说，“办一所大学核心是教师，教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没有好的教师谈不上建成一所好的大学；深圳大学一定要比香港、内地大学办得更有特色，更有质量，课程设置要合理。”从梁湘办学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在办这所大学动了不少脑筋，付出了不少精力。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办成一所能够赶超先进国家的名牌大学。谈到这里，梁湘停住了，片刻之后接着说，办这所大学遇到的难题就是经费问题，深圳的地方财政收入83年还很少，财力还不具备，办地方性质的大学又不能与外商合资。当时有一个外商主动找市政府要合资办，但提出的条件太高，一不要共产党领导，二不要政府干预，三课程要自己设置，四教师要自己聘，五学费高得惊人。梁湘说他拒绝了。

梁湘办这所大学决心很坚定，表示再困难也要把大学办起来。他请来了清华大学一位资深领导，担任深圳大学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这位书记一来也担心经费问题，问经费如何解决。梁湘回答他说，“会有办法的，没有钱我就是卖了裤子也要把大学办起来。”讲到这里，我笑了，梁湘自己也笑起来。之后，他感慨地说，“资金确实困难，中央虽给了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也给了一定资金，但只能是杯水车薪，还得靠自己筹集。我接过来说，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来”意义大概就在这里了。梁湘看着我:“你说得对，资本是个关键，有了资本能推动技术进步、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所以没有钱是办不成事情的。”我问梁湘:那么最后资金怎么解决的呢?梁湘笑着说，“想了很多办法，从各渠道调集，大学终于办起来了，办得还很理想。校址也选得好，环境优美，树木成荫，鸟语花香，空间广阔，教学大楼设计也很宏伟壮观。教学设备也很精良，学生宿舍二人一间，宽敞舒适，学生学习、生活环境条件好，超过了香港大学，属于一流。”梁湘最后说:“中国的传统是“万事教育为先’。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有了这所大学，圆了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会处一个完整试验场的梦。可以预见10年8年后，就能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有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后，那时的深圳将是什么样子呀？！”

梁湘到任后，为了尽快制订出海南岛的发展总体规划，于9月29日至10月4日与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一道进行了环岛考察。记者随行采访，趁便采访了梁湘。许士杰和梁湘是9月22日到海南岛。在第一次召开的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湘传达了中央关于建省的指示之后，说了一段别有风趣而又意义深长的话。他说， “我受命于办深圳特区时曾想，在中国办经济特区，前无先例。自己年已花甲，在革命的最后一段征程上，来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吧！想不到今天竟又受命创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从背水一战到海边一战，这才真正是破釜沉舟了！赵紫阳总理要士杰同志和我先来开开路。我向总理说，我不会屁股还没坐热就走，只要不进医院，不进法院，就要干下去”。这段话一下子在全岛传为佳话，广大干部和群众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大家说，有了这样的开路先锋，海南岛大特区的路肯定会越走越宽广。顶烈日，冒大雨，爬山涉水；看港口，看机场，看建设工地，访问黎村苗寨，马不停蹄。连续几天的调查考察使随行的几个年青人都有些支持不住，而梁湘却依然神采奕奕。要不是他自我介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已有67岁了。那魁栖的身躯，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清晰的思想，使我们不禁想起深圳市委机关大院里那尊拓荒牛雕塑的形象。梁湘说：“海南这个大经济特区，一定要办好，而且完全可能办好。它不仅物质资源丰富，而且精神资源也很丰富。在革命年代，海南人民，艰苦奋斗，坚持孤岛奋战， 23年红旗不倒。今天有全国人民支持，有党中央制订的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特区会办不好吗?我决心同海南的干部、群众一道，共同奋斗，把有生之年奉献于我国这块唯一的热带宝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别墅。随后的几天，邓小平果然只看不说。但是，在视察途中，他却不住地询问。直到1月26日邓小平离开时，他也没有给深圳留下只言片语，当时，深圳人真的有些不安了。后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到深圳，当年2月1日，大年三十，小平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深圳迎宾馆6号楼大厅墙上，一直将这个题词挂到现在。“在深圳真正打开局面的，是梁湘。”原广东省领导刘田夫对媒体坦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