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日新（1918-2004）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市委会名誉主委、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1918年7月15日，梅日新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端芬镇山后楼角村一个华侨家庭，自幼父母双亡，靠年迈的祖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

梅日新（1918-2004），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一个华侨家庭。少年赴广州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前身）。新中国成立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把心血倾注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上，曾任广州市司法局、民政局副局长，农工党广州市委主委，广州市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副主席，第二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20世纪90年代，年过古稀的梅日新离休后仍在统一战线岗位上发挥余热，传扬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梅日新曾说：“人类最崇高、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是共产主义事业。能够让自己生命之花，开在这伟大事业之树上，那真是莫大的幸福！”他正是以自己永不疲倦的战斗，来实践自己的诺言。

1918年7月，梅日新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华侨家庭，自幼父母双亡，靠年迈的祖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叔父和几个兄弟姐妹都在国外。13岁，他离开家乡，到广州就读于复旦和圣心中学，后来考入广东国民大学。这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教书和写文章以维持生活。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热潮也就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蓬勃发展起来。1936年暑假，梅日新参加“广州民众歌咏团”。这个歌咏团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共有青年学生、教师、文化工作者等1000多人参加，是当时广州建立最早、规模最大、代表性最广泛的爱国救亡团体。梅日新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活动，期间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朋友，通过司徒卫中和潘日荣的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前身）。

1937年春夏之间，梅日新按照指示，以“广州抗战教育实践社”成员的名义，到广州东北郊同和乡开办民众夜校，从事扫盲和宣传抗日救亡工作。梅日新同农民打成一片，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禺东扩展到禺北，共建立了9个农民识字班，识字班分为成人组、妇女组和少年组，根据农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开展文化教育。每当夜幕降临，农民们成群结队地手持火把来上课，从远处望去，宛如火龙在飞舞，非常壮观。

梅日新除了在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外，也于1937年在广州市区负责组成了以抗日青年团为骨干的“广州逢源区抗敌后援会”，带领抗青团团员和中大、女师学生深入街头巷尾，以大众化的广州方言编写墙报、教唱救亡歌曲、演活报剧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梅日新一生的信守。新中国成立后，梅日新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到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上。1951年至1953年，梅日新任省农工党组织处副处长、处长，负责整顿和发展组织的任务。1956年，根据各民主党派的分工，农工党以医药卫生界为发展重点。这时，梅日新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又积极发展了麦耀煌、黄明一、黄巽、朱致和等一批中、西医专家和学者。与此同时，建立了相应的高等院校和医院支部，并派员到佛山、韶关、湛江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为农工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93年冬，组织批准梅日新离休，踏上人生旅程的另一个阶段。离休后，他仍刻苦学习，不断追求进步，积极履行“三愿”：一愿为巩固和发展海外统一战线继续作出贡献；二愿以个人的革命经历和时代背景，尽力做好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工作；三愿继续撰写回忆录，为提供革命历史资料作贡献。

晚年，梅日新筹划组织世界梅氏宗亲第七届恳亲大会。世界梅氏宗亲总会于1976年在台湾成立，每三年召开一次恳亲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在台湾举行，第六届在香港举行，梅日新率领大陆代表十多人参加。为了争取更多的乡亲了解政府的开放政策，他建议第七届恳亲大会在广州市召开，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支持，并推选他为筹委会主任。于1994年9月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世界梅氏宗亲第七届恳亲大会。它以共叙宗情、族情，增进了解，弘扬梅花精神，共襄梅氏经济、文化的发展，支持家乡建设和振兴中华为主题。参加恳亲会的有来自美、加、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大陆的14个国家和地区近500人，这是梅氏族人首次在大陆举行的一次空前盛会，广东省、广州市政府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莅临祝贺或为大会题词纪念。

1994年，梅日新组织创办广东邓演达研究会，并任会长参与筹备和主持纪念革命先驱邓演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8月，他以7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协和农工党举行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一系列活动，亲自率队到从化、良口、牛背脊，凭吊抗战时期的古战场，向群众讲述与日寇战斗的故事。他日以继夜地完成了4万多字的纪念文章和回忆录，在各报刊发表，留下了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1956年-1968年，梅日新曾任广州市司法局副局长，广州市民政局任副局。他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关心老百姓疾苦，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民政局管辖的范围很广，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一大批孤寡老人、残疾人员生活无着，给社会造成很大压力。梅日新上任后，分管教养科、生产科、公益社团和聋哑盲协会工作，他着重抓孤寡老人、残疾人员的生活安置和工作安排，筹办了上水老人院，使孤寡老人老有所养；并加强和改善两个儿教院的工作，为改造大批顽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花了不少心血。还协助筹办了一系列带有福利性质的残疾人工厂，使他们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自食其力。

梅日新还利用农工民主党内有大批医药界专家、学者的有利条件，动员他们义务培训盲人学习按摩推拿技术，后来以这批盲人按摩师为骨干，组建了广州市第一间以盲人按摩为主的东升医院，为盲人就业，开辟了一个很好的门路。以至于老一辈的盲人医生一听到梅日新的脚步声就知道他来探望他们，高兴地相互传告：“梅局长来了！梅局长来了”！为使社会上的残疾人士的利益得到保障，他又积极负责加强充实了广州市聋哑盲协会工作，并被推选为副主席。他做了这一系列的工作，为造福残疾人士，促进广州市的社会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民主党派工作中，梅日新积极履行中共提出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光荣职责，对党政机关和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敢于提出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他既是中共的亲密战友又是敢于仗义执言的诤友。

改革开放以来，梅日新曾出访过美、加、英、法、意、新、马、泰等国家，其中4次出访美国，二次出访加拿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每次出访前，他都要深入基层调研，详细了解乡情民情，将家乡的变化和亲人的问候，带到异国的乡亲们中去，回国后又把他们的情况和意见带回来向党政部门反映，协助有关部门解决他们的一些存在问题。每次出访回来，必向政协和农工党及家乡汇报访问观感，或写成文章发表，并将侨胞的愿望、要求和问候传达给祖国的亲人。因此，海内外的亲人和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民间使者”。

梅日新在政协工作的时候提出：市政协工作组的活动不能因循守旧，要建设一支思想作风好、工作效率高、统战观点文化素养各方面都有相当水平的队伍，确保参政议政的质量。他要求各工作组：监督要抓大事；批评要有理有据，直言不讳；建议要中肯，可行。他以身作则带领各工作组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着眼，为当年广州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对广州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改革方案，提出了可行性调查报告；促进广州发电厂的热电并供工程，使之每天为广州增加供电40多万度；解决西村水源污染问题，协助完成《广州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条例》；还有倡议集资办学，呼吁保护文物，推动市作协、美协、剧协、音协等成立……为开创新时期广州政协的新局面，倾注了一腔心血。梅日新对笔耕怀有一份挚爱。《往事》、《历程》、《凯芳居文集》和《足迹》等著作，是他和相濡以沫的夫人吴锦华晚年的共同创作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从弱冠之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接受了革命战争火与血的洗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极投身司法、民政工作，又在人民政协学习和工作了近20年。60年来，他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