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达君（1908年9月14日—1993年12月13日），既参加过国民党，又参加共产党，同时还是民主党派的发起人。曾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第四处处长；民进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四、五、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
人物生平
梅达君生于1908年9月14日，15岁始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同学中有赵朴初、孙起孟等安徽老乡。1932年毕业后，梅达君父亲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对梅很欣赏，把他带到安徽当省主席秘书。1933年5月，吴忠信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梅达君随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秘书，之后又担任了贵定县县长。
1934年梅达君辞职，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进步著作。他与赵朴初、陈明、朱启銮、方行等合办大众出版社，秘密出版革命书籍。如“民族统一战线教程”（凯丰著）、“游击战争”（朱德著）以及马列的“论政党”等。其中《毛泽东论文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出版的毛泽东著作。
1939年10月，梅达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奉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上层统战工作，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组织“上海工商职员贷金处”，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1939年末，国民党发动了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此时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开辟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为此，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五十二师师长冷欣部驻防溧阳郎溪广德一带，企图隔断茅山与云岭新四军之间的一切联系。根据东南局曾山同志指示，梅达君接受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的派遣，前往郎溪从事地下工作。
经吴忠信介绍，梅达君顺利地被委任为郎溪县县长。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随同梅达君赴任的还有3位中共地下工作者张企、关键之、张瑛。到郎溪不久，张企受梅达君指派立即赶回上海向党组织汇报，组织上将他们4人的关系介绍到驻苏南的苏皖区党委。为了工作需要，成立了特别党小组，特别党小组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受曾山同志直接领导，且保持单线联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与江南指挥部联系，扶助当地进步力量，掩护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开展地下工作。
皖南事变前夕，梅达君接到国民党的指令，要求梅县长派警察前去涛城镇抓捕中共郎溪县委一班人。对此梅达君感到左右为难，一是因为他与地方中共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信息不明，没有联系渠道；二是自己作为中共党员，就应当保护他们，可是，如果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下党身份就会暴露。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梅县长以“催缴军粮，人手不济”为借口拖延了一两日，并有意放出风声，暗示中共县委的同志赶快转移，之后大造声势实施抓捕前的准备，结果这些共产党员闻讯后立刻隐蔽了，抓捕扑了空，以此成功地保护了绝大部分革命同志。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做好从泾县茂林突围的新四军余部的转移工作，特别党小组组织一切力量，将他们收留并安全护送到苏南。1942年6月，梅达君前往上海找到党组织汇报了郎溪工作及处境，经过批准，梅达君重返上海从事统战工作。
1945年，梅达君在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同志负责的党的地下企业“东方联合营业公司”任总经理。他西装革履，出入有汽车，以此为掩护，团结广大金融界爱国人士，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解决经济困难。梅达君根据刘晓的指示，利用自己与上层人士的关系，联络了上海知识分子与工商界的爱国民主人士，并努力促使他们实现大团结。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宣告成立，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共有26人签名，他是第13位签名者。
1946年2月3日，民进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在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梅达君为联络部联络员并当选经济委员会委员。3月17日，民进第四次会员大会上，梅达君被增选为理事。3月22日，改选后的理事会调整下设机构，梅达君担任联络处处长。
民进成立以后，为了能有会员活动的固定场所，1946年2月，王绍鏊、张纪元、林汉达等人创办了培养民主运动干部的民本中学，梅达君任校董会董事。5月5日，以中国民主促进会牵头联合上海52个人民团体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梅达君任理事并在成立大会上代表筹备委员会向两百多位代表报告筹备经过。
1947年，为保存革命力量，梅达君以创办“东方联合营业公司香港分公司”为掩护，赴香港为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同志的转移作准备工作。
1949年2月，梅达君从香港返回上海，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许多工作。
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梅达君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负责办公室工作、外事接待工作等。
1949年9月，梅达君作为民进代表之一光荣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下午，他在天安门城楼目睹了开国大典盛况，激动不已。
1954年，老上司刘晓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梅达君也调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政务参赞。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株连回国接受审查。开始在北京，后来在上海，可会见亲属，但不准回家，单独住在招待所里，不断地接受审问，不断地写各种材料。这样，大概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后来宣布审查结论，梅达君与潘汉年案件没有任何牵连，但还是受到了影响，被调动了工作。这时，经老首长陈毅推荐、周恩来总理同意，决定调梅达君到外交部工作。然而，此事却被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某些领导挡住了。
虽然受潘汉年案影响调动了工作，但梅达君对党的工作始终积极负责，保持着乐观的革命精神。1956年起，梅达君接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被调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文革期间，梅达君被以“叛徒、苏修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罪名抄家、揪斗、审讯、隔离审查，遭受迫害。1970年起在奉贤县“五四”农场建立起的“五七”干校养猪。1978年梅达君恢复工作，任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顾问，直至1984年12月退休。
作为潘汉年的老部下、老战友，梅达君深深地为潘汉年感到冤屈和不平。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还对潘汉年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知晓这个“通知”，梅达君激动得失声痛哭。
1993年12月13日，梅达君逝世。在告别仪式大厅里，时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为梅达君撰写挽联：“孤岛雄鹰，地下火种，笑声荡红场，一片丹心励后起；民进前导，统战津梁，弦歌布两校，漫天白露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