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宁波镇海城区的梓荫山，面积不大，只有3300平方米左右；山不高，海拔高仅12米。但它却拥有近千年的文化积淀，历代许多名士对它魂牵梦绕，许多文人为它热情讴歌。该山山名“梓荫”，据说是取“梓材荫泽”的意思。“梓材”来自《尚书·梓材》，意谓从政应该像梓人（工匠）治材作器一样考究；“荫泽”，包含着荫庇学子、源远流长的深意。

梓荫山：Ziyin Shan，山名“梓荫”源于《周书 梓材篇》，取“梓材荫泽，荫庇学子，源远流长”之意而得名。宋雍熙二年（984），定海县主薄在梓荫山麓始建学宫。嘉定十三年（1220），统制冯枋在山顶平地筑屏山堂。明、清、民国历代县令、教谕、总兵、士绅先后在山上、山麓建迎秀亭、文昌祠、纯阳阁和蛟川书院，作为文人读书、会文场所。解放初，学宫和蛟川书院，仅留败屋数间，余均毁于兵燹。1981年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镇海城东北部。面积约3300平方米，海拨12米。山之东麓有摩崖石刻“惩忿窒欲”，斗大四字，为宋嘉定庚辰年（1220）山西冯枋所书。抗日战争前夕（1936年），在山之西麓，由邑人捐资修建“吴公纪功碑亭”，以纪念吴杰在清光绪十年（1885）中法战争镇海口之役的英雄事绩。1841年林则徐曾住宿山下蛟川书院，未几，“则徐谪戍伊梨“，也从这里出发；王安石作鄞令时，曾读书于此。

谁是摩崖石刻 “惩忿窒欲”的书家

宋代以来，梓荫山麓东边峭壁上刻有“惩忿窒欲”四个大字，呈田字形，每个字各大四尺，虽然几近千年之久，却一直非常完好，不曾风化剥蚀。据懂书法的行家称，这四个大字笔势硕壮浑厚，章法上四角撑满，结体紧凑开张，应属于颜体风格，但又不尽是，它在笔画上还深得“屋漏派”的意趣。四字写得规整，可又不见拘谨，时见牵丝飞白。“惩”字密，“忿”字疏，“窒”字肥，“欲”字瘦，信手写来，不加雕琢，丝毫没有在意笔划的粗细变化、间架的雷同，显示出一派悠闲自得、浑然天成的野趣。无论远观近察，它都令人感到蔚为壮观。“惩忿窒欲”，语出《周易·损》，“象曰：山下有泽，君子以惩忿窒欲”，意思是有了水泽的低注，才能对比出山体的高大，而君子看到这种现象之后，就要戒止愤怒，节制欲望。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这摩崖石刻居然看不到署名。

早期的宁波府志和镇海县志记载说，这是王安石留下的手迹，《成化志》就记有“王荆公令鄞时读书于此”语。由于王安石当过鄞县的县令，并且写有著名的散文《鄞县经游记》，似乎为此说增添了一些“证据”，有些作者因此发挥说，这是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从穿山北上抵达梓荫山时之事。说王安石书艺高超，前人早有定评，如笔记《墨庄漫录》就有如下评价：“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蒙，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对照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不羁风格，似乎不乏某种相似之处，这就容易使人相信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书家便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了。

但要确定是否是王安石所写，最要紧的是证据。《鄞县经游记》全文把游历的时间、地点写得很清楚，惟独没有提到来过梓荫山，怎能凭空想象他来过镇海，甚至在梓荫山麓读书题辞？再说王安石题辞有个习惯，即要署名于其后，可这里没有。先是全祖望提出质疑，再是受其启发，嘉庆年间镇海贡生胡澧也表示疑惑，他为此经常在梓荫山麓徘徊，虽然在摩崖石刻“惩忿窒欲”下面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文字的迹象，但实在无法辨认。到了嘉庆二十一年，他进蛟川书院读书，偕同两三位志趣相同的学友，到摩崖脚下搜剔苔藓，细加识别，在紧贴摩崖石刻处“洗刷楷摩”，发现了“嘉定庚辰山西冯枋书”九个字，这“嘉定庚辰”乃是南宋宁宗十三年。经查，其时在镇海任水师统制戍守在镇海的正是名叫冯枋者，至此，摩崖石刻“惩忿窒欲”是谁写的问题终于搞清了。

梓荫山文化建筑群　琳琅满目

当年赵构南渡以后，目睹镇海口形势险要，就部署驻扎水师，以防备不测。冯枋抓紧军备，如修造射亭，创建军器库，制订各种防御规范。冯枋虽任武职，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就任的第二年，他发现梓荫山是个不错的地方，就在公事之余，把山顶夷平，造了座三楹的厅堂，命名为“屏山堂”。所谓“屏山”，意思是以东向的招宝山和巾子山以及眺望所及的甬江两岸南北诸山可以作为“屏风”。

由于屏山堂的出现，梓荫山进一步吸引了城内外文人学士，他们不时前来观赏。但随着南宋政权覆亡，屏山堂渐次毁弃，梓荫山也着实冷落了多时，直到明代弘治十六年知县张汝栗在屏山堂旧址建立起迎秀亭，情况才有大的改观。“登眺之余，万景呈秀。山之峙者，翼然如楫；水之流者，沛然若趋；或断而续，高低掩映；或激而止，会汇萦纡；或天光焕发，或霞采绚烂，或渔舟往返，或蜃气变现，千态万状，毕聚一亭”。当时别驾徐潭把迎秀亭赏玩的景色描写得令人神往。文人傅嘉让的五言古诗也不错：“游山得佳趣，不畏梯级高。游山有好友，倍觉兴趣豪。两者俱云备，心力忘其劳。梓荫虽奉石，秀气来逍遥。浮图矗天际，亭阁立岧峣。秋涛奔万马，轰耳如怒号。”

镇海本地文人或外来仕宦者陆续聚集于此，山上山侧留下他们不少石刻，未曾销蚀的仍有好几处，如东侧俞大猷生祠碑石，西麓石壁有嘉庆时代著名文人、县学教谕陈焯等人赏玩山景时留下的石刻等。

明代后期兴建的纯阳阁，乃是著名的“多士会文”的所在，实际上是与本县县学相辅相成的治学场所，本邑以及附近的翰林、举人、秀才经常在此切磋制艺和文史学问。山顶还有个文昌祠，最初是明代万历十五年由县学教谕顾充主持建设的。

明清时代镇海籍著名文人辈出，邑中大姓薛、谢等家族涌现了一大批文人学者，薛三才、薛三省从科班出身，成了明代后期朝廷的栋梁，他们的品格和文才都很出众，而且对扶持家乡文化和后进不遗余力，他们为梓荫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薛氏兄弟对筹划、修缮镇海县学和梓荫山文化建筑群，均有很多贡献。山下旧建有简陋的尊经阁，即将废弃，薛三省嘱友人为之修葺一新，并且亲自撰写碑记两篇。著名的《蛟川形胜赋》作者谢泰宗也是梓荫山文化哺育出来的文人学士，他也为讴歌梓荫山而书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泰宗去世后，著名诗人吴梅村为他写“志”，对他的志节、文章推崇备至；姜湛园、薛书岩为他写传记，朱彝尊为他的文集写序，都褒尊有加。当时人称赞谢家文章事业说：“吾甬上百年来，故家旧族风流文物之盛，未有或先之。”

林则徐与蛟川书院

梓荫山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要算蛟川书院的创办了。“蛟川”二字，原是镇海县及县城的别名，本指大浃江，即甬江在镇海段的总称。据古老的传说，有条大蛟带领着四明山的山洪穿山越岭而来，其水势汹涌澎湃，激荡翻腾，直冲向招宝山外大海，没入海上有座名为“蛟门”的岛屿。胡湜《蛟川竹枝词》写道：“蛟门两扇豁长天，遥引穿山一脉烟。”由于“蛟门”的关系，大浃江别称为“蛟川”。长期以来，镇海就用蛟川作代名词，譬如“蛟川耆旧诗”就是镇海前人的诗歌，“蛟川走书”就是镇海的曲艺，“蛟川书院”就是镇海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久的官办书院。

蛟川书院在乾隆八年由罗汉堂改建，十一年二月正式落成开课，第一任院长为镇海县学教谕余姚籍进士邵向荣。邵向荣在镇海县学当了二十多年教谕，也在蛟川书院当了二十多年的院长。他为人端庄稳重，处事以身作则，公正严明，教育士人谆谆不倦，先要求他们学会做人，敬爱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评说文章不是局限于八股的标准，而是着眼于经史根本，特别注重实学。同时他还为编撰镇海地方志出力，乾隆志的著述都出自他的手笔。二十余年后，邵向荣告老还乡，合县士绅为他树了一块碑，并且在上面写了文情并茂的《学师邵向荣教泽碑记》，下署“乾隆年间合邑公立”。

蛟川书院不久易名为鲲池书院，这是当时浙江巡抚常安的主意。因为梓荫山下有个鲲池，鲲池原本有山泉涌出，是本县“中大河”的源头。“鲲池”令人联想起《庄子·逍遥游》中一段话：“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读书人一旦科举成功，就好像青云直上，“鲲”化为“鹏”，鹏程万里，所以鲲池书院的意思还不错。但人们习惯上还是以蛟川书院为名，嘉庆县学教谕郑勋有《蛟川书院八咏》，即是明证。郑勋教谕还在《静廉吟舫诗》中写道：“蛟川讲堂之南有小筑七楹，回栏扣砌，下临鲲池，池上有小山曰梓荫，夜间风来，水石相激，铿然有声。夏日移榻于此，颇得幽趣。”道光年间，林则徐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后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天，他的日记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晚至北城内蛟川书院住”。

蛟川书院的结构是：中为讲堂，东西廊庑各八间，朝南书舍七间，西南向台门三间，东北向小屋三间。旁边开启后门，其余都是园圃。映池横二十五丈，由月台的南面进入（县）学后河，西流与泮水合流。林则徐下榻蛟川书院，每日操劳镇海海防公务，尤其是铸造大炮与军事演习，他经常上设在梓荫山文昌阁的炮厂，日记中写有“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观铸四千斤铜炮”，“观演放铜炮”，“观刮磨炮膛”，与部下龚振麟一起悉心研究、改进铸炮工艺，首次铸成国内第一座八千斤大铁炮，发明四轮炮车、车轮战船；支持汪仲洋设计制造了安南战船。在蛟川书院，林则徐与浙江巡抚刘韵珂、两江总督裕谦反复讨论镇海口防御事宜，给镇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蛟川书院是为科举八股文开设的，但镇海籍翰林盛炳纬认为，“书院者，所以佐学校所不及”。不能单一地开设八股文课进行“应试教育”，而是应该增设经史古文等小课，把经古与八股文结合起来，提高生员的学识修养。他说：“旨意以性理为之经，以疏解为之纬，以史传扩其识，以骚雅和其声。方为尽善尽美。”从光绪十六年开始，蛟川书院除了八股文课之外，还开设经解、经艺、策论和诗赋等课程，这是十分难得的举措。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堂，镇海又在盛炳纬等乡贤策划和支持下，转移蛟川书院停办后结余的资金田产，借总持寺旧基兴造了镇海县中学堂，而且均为西式结构，这在县一级中学办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蛟川书院的建立，为梓荫山文化增添了辉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