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前身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成立于1981年，1984年升格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2009年9月更名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地址：楚雄青龙路131号。2020年10月30日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为“第六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是云南省从事彝族文化专门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州人民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业务上接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州委宣传部指导。建所开始，人员已由最初的廖廖数人扩大到31人，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彝族中青年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专业队伍。本院下设毕摩文化研究所、社会历史研究所、彝族文化产业研究所、影视人类学摄制与研究所、《彝族文化》与《彝族历史文献译丛》编辑部和党政办公室六个内设机构。在21名专业技术人员中，有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6名，助理研究员9名，研究实习员5名。

专家做古籍鉴定

科研成果

建所扩院30余年来，在中共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全体干部职工团结一致，努力拼搏，立足学科特点，高度关注现实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学术前沿的发展趋势，以弘扬和繁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以“横通中外，纵贯古今”的宽广视野，深入滇、川、黔、桂四省彝区，采用收集、翻译、整理彝文古籍和深入实地调查获取活史料并重的调研方法，广泛开展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发掘、研究和宣传、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工作，走出了一条实地调查与文物考证和彝汉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子, 在弘扬与应用优秀的彝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严格的古籍收藏管理

——编辑出版《彝族文化》（内刊）和《彝族历史文献译丛》

《彝族文化》自1984年创刊以来，己刊出年刊15期（600万字）；季刊91期（2500余万字），刊出文章1600余篇，合计彝学成果字数达3000万字，所刊文章大多为实地调查获得的新鲜、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内容涉及到彝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和宝贵的资料价值；另外，编印《彝族历史文献译丛》38辑，译文500余篇，800多万字，是彝族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

——编辑出版《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毕摩经典译著

至2007年底，已公开出版由刘尧汉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全套四十余本。《丛书》对彝族乃至中华民族诸多文化领域进行研究，深刻而新颖地揭示了中华古代文明的众多难解之谜、世界科技史及上古文化的众多疑难问题，引起了中外专家的高度重视，被誉为“中华彝族文化研究的新坐标”。

——完成课题情况

我院积极支持研究人员申报和参与国家、省、州课题项目等多层次课题合作。先后完成国家课题《彝文古籍编目》；与武汉大学合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村民自治与宗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氏族传统的现代变迁：摩哈苴彝村宗族的人类学研究》；和中山大学联手与英国大英图书馆合作，开展抢救濒危档案，协作完成了“云南毕摩文书的保护和数字化研究项目”；与云南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合作的咪黑们传统文化和生态保护项目已经由德国国家技术公司验收结题；参与完成了《彝族谱牒》项目的编写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我院高度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抢救，先后建成了“梅葛”、“母虎舞”和“火草麻布纺织”等彝族传统文化传承点12个，完成了禄丰高峰彝族大刀舞，南华沙桥彝族三弦舞、姚安左门彝族葫芦笙舞、楚雄树苴彝族母虎舞、姚安马游彝族古歌梅葛、武定罗婺彝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传承保护工作，在全省抢救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方面走在了前列,

彝文古籍是彝族祖先世代承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我院已收集了近三千部彝文古籍。多年来，我院把对彝文古籍进行收集、翻译、整理的抢救性工作，始终作为各学科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的科研内容紧抓不放。

我院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关心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帮助下，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以制度建设、效率提升、成果转化、学术服务为主要抓手，按照民主决策、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的原则，通过体制改革和“三项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和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为推进民族文化强州建设和构建和谐彝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彝研所） 已走过了23（至2005年）年的发展历程，透过彝研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我们欣喜的看到，一批优秀成果和专业人才脱颖而出，彝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不仅是中华文化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发展的真实记录。

彝族文化的研究领域范围广阔，主要包括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译、整理和开展对彝族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天文、地理、医药、文学、工艺、考古、民俗和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专题研究。

主位研究：彝族写彝族，这是彝研所开展彝族文化研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民族学有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在彝族文化研究中，刘教授主张主位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彝族研究彝族，彝族写自己的家乡、氏族、家族、家庭、个人（本人），这样做，可以避免语言的隔膜，写自己熟悉的家乡、氏族、家庭较为贴切，所获调查材料也较为翔实可靠；如果由汉族或其他民族去调查，须经翻译，很难准确表达。根据这一原则，《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全套５０本中，彝族写彝族的专著约占８０％，与此同时，《丛书》也真诚地欢迎和吸纳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以新的视角和眼光，关注和研究彝族文化，共同为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努力。几分播种、几多收获。经历数年研究，彝研所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在获得大量活史料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彝研所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于《彝族文化》、《彝文文献译丛》以及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译、整理和公开出版大型学术“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之中。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问世，展示了当今国内彝族文化研究的水平和面貌，它的出版对促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将推动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对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者以及旅游采风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彝研所成为楚雄彝州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从这个窗口，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楚雄彝州和彝族优秀传统文化。

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公开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和读者群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彝族是我国占人口较多的兄弟民族之一，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彝研所的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广泛注目、赞扬，也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