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小曲，又称榆林清唱曲、府谷小曲，是一种带乐器伴奏的坐唱艺术形式。榆林小曲的唱词，融雅、俗于一体，在语言风格和语言结构上既有一般文人的遣词用字，又有当地方言土语，演唱形式简单、轻便、灵活。发源于陕北府谷县，流布于陕北神木、府谷和晋北以及内蒙部分地区。代表剧目有《日落黄昏》、《梁山伯与祝英台》等。

榆林，地处古河套文化和匈奴文化交融地带。赵汉时期，这里已是陕北的文化中心，但由于历代羌、胡、突厥等少数民族迁徙频繁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使这里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据《榆林府志》载：自明成化九年（1473年）建立卫城，大量移民实边，榆林便成为我国九边重镇之一，常年屯驻重兵。

到榆林做官的外省籍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从浙江一带来榆林做官的，先后占了外籍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地民间至今流行一种说法，叫“南官北座”）。各地人才的汇聚，促成了各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榆林小曲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生成的艺术新品种。后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以当地方言演唱并吸收化用了当地的民歌小调，丰富完善为今天的曲艺品种。

据清乾隆皇帝《衔批通鉴辑览》中关于明武宗巡边至榆林的专篇记载称：正德十三年（1518年年）秋七月，明武宗由山西渡过黄河，先抵陕西府谷，于十月间到达榆林，住在在城内太乙神宫（即“凯歌楼”）。每日有歌、舞、唱。直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初，方才由原路返回京师。行前纳了延德总兵戴钦之女为妃，并大征了女乐。又据《榆林府志》记载，清康熙九年（1670年），由江南来的谭吉聪，任榆林堡同知。此人对榆林的“边韦地之形与风俗非常熟悉”，对“人物艺文也重长子之选录”对“兵食水利马政军器人物艺文宜有志此”。对江南小曲十分喜好，来榆时带了家眷及使女。歌伎和所用乐器等，闲暇时，常令其为他们演唱求乐，甚至在他主持修镇志时，也要请艺人来奏乐弹唱。榆林总兵徐占魁在《重修延安绥德镇志序》中说：“爰时聚于署之东偏日，饮绿之堂，丝竹杂奏。觞酒间行”。据《榆林府志·文艺志》中记载，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后，榆林城内“文艺其繁”，经常是“夜半曲声听满城”，凯歌楼上常有“羌笛吹新调，秦筝弄急弦”。其盛况可见一斑。

清末民初（1909～1914年），榆林小曲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民间音乐被吸收、被运用在民间，尤其是小手工业者之间，学唱小曲也一时成风。艺人数量不断增加，小曲出现了兴盛时期，并创作了《陈太爷上任》等作品。这一时期光绪年间文人王吉士不仅采集了大量小曲，对其作了加工和润饰，新发展有《十杯酒》、《进兰房》、《小叮嘴》、《供月光》等曲目二十余首，器乐曲牌有《四合回》、《将军令》、《狮子令》等近十首。榆林小曲在它最初发展的阶段，虽然来源于明清时期江南的小曲、时调，但当它一旦植根于榆林这块陕北的土壤上之后，必然和当地的语言、民间音乐交融结合、吸收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韵。从南方来的官员和商人不断带来南方的丝竹管弦和乐妓，并同北方的民歌相融合，久而久之，榆林小曲便既有了北方的粗犷和豪放，又有了江南水乡的柔美和甜蜜。

榆林小曲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一般不饰妆，也没有什么表演动作。旧时官宦富裕人家红白之事“办堂会”以唱小曲喧闹气氛，一般城中市民逢年过节也唱小曲怡情助兴。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蓬勃开展，榆林小曲才由家庭院落、夏夜纳凉自乐演唱登上了舞台表演，形式上也由过去的一至二人发展为多人演唱。演唱者也由过去的男仿女腔、采用假声的男声演唱，逐渐融入了男女真声演唱。演唱活动，大都先由乐队奏一、两首乐器乐曲牌，以示静场，然后开始演唱。一次演唱活动，少说也要三、四个小时。

唱腔为榆林小曲核心部分，唱腔体裁为曲牌体，或单曲反复，或联曲串唱。唱腔中，除用于一部分曲目首、尾的《前两头忙》和《后两头忙》这样两个唱腔牌子外，其他曲目均无牌子的说法，不论只曲或联曲，大量都是专曲专用。榆林小曲这一地方民间曲种特点的形成，除受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及当地人民的性格、气质的直接影响外，语言习惯及其方言、语音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榆林小曲这一地方曲种，它均以榆林城内方言演唱。

伴奏乐器：较早期的坐腔形式的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笛、渔鼓、简板、手锣、小钹、铜铃、梆子等。后来添了洋琴、板胡、四块板、竹节子板、霸王鞭等。坐腔演出时，因为工作人员少，所以只选用其中一种或几种乐器。独叫唱形式大都是唱者兼奏四胡和洋琴。对唱形式除了唱者兼奏两种乐器（弦乐器或打击乐器）以外，还可另加伴奏人员及其使用的乐器（数目不限）。

每个曲本所使用的曲调数是不限的，随曲本性质而定，有的全篇用许多个曲调，也有的全篇只用一个曲调变化重复而组成（后者较多）。这些曲调都是历来艺人在各地演唱时，随时搜集的民歌而又经过发展了的曲调。特点是其旋律华丽多彩、线条起伏的幅度大、音程跳动较大、音域广阔。

小曲属于曲牌类的曲艺音乐，它有着许多独立的声乐曲调和器乐曲调。器乐曲是附属部分，是在演唱前后所演奏的大型、独立的前奏曲及后奏曲。前奏曲也就是“板头”或“开场乐”（类似戏曲中的打通），通常演奏三四个曲牌。后奏曲可有可无，通常只用一个曲牌。也有在曲本中夹用间奏的（但很少）。

榆林小曲的唱词内容，以反映城镇市民生活情趣的为多，除描写离愁别怨、男情女爱之作品有较大例外，其它如反映茶肆酒楼、货郎挑夫的生活，如《开茶馆》、《卖杂货》、《下荆州》；刻划青楼之恨、尼庵之苦，如《妓女告状》、《小尼姑》；以及鲜明生动地表现民俗风情的篇章，如《放风筝》、《戏秋千》、《偷红鞋》。再如一些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生戏莺莺》等，也在小曲中得到了别具特色的反映。长段曲目有几十段词构成的，如《害娃娃》有四十段，而短小曲目如《供月光》仅有四段。

组格式有六种，即上下句构成一个唱段的如《妓女告状》，四句组段的如《大送郎》、六句组段的如《姐妹拌嘴》，八句组段的如《五更鸟》、三句组段的如《小放风筝》、五句组段的如《尼姑难》、以四句组段者为多。唱词的名式结构通常是以七字句为它的基本结构形式。也有五字成句的如《谯楼初鼓咚》，还有由五字，七字相间组成的长、短句，如《害娃娃》。

发源于陕北府谷县，流布于陕北神木、府谷和晋北以及内蒙部分地区。

历史上的榆林小曲主要是由爱好者以自娱自乐方式演唱，后来出现了作为乞讨手段的走街串巷演唱、堂会演唱及高台性的经营演出。在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中，榆林小曲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榆林城内市民已不再是往日榆林小曲生长繁行的肥沃土壤，小曲艺人们也彷徨歧途。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出现了传承乏人的困难，面临失传危险，需要设法加以保护。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榆林市有关文化部门开始对榆林小曲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和保护措施，例如定时地发放传承人补助；利用重大节庆活动，给榆林小曲的表演艺人们创造更多的演出机会，让他们获得一些收入等。

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榆林市群众艺术馆获得榆林小曲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2006年5月20日，榆林小曲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为Ⅴ-28。

2023年10月31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榆林小曲项目原保护单位存在单位性质、机构等方面重大变化，不具备保护单位基本条件等情况，重新认定保护单位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榆林市博物馆、榆林市图书馆、榆林市文化馆）。

林玉碧，男，汉族，1945年11月（一说1946年7月）生，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四方台村人。林玉碧成长于“榆林小曲”世家。其父林懋森，是榆林著名的老中医，享有盛名的老一辈小曲艺人。林玉碧从小耳濡目染，8岁便跟随父亲学唱、学奏“榆林小曲”，掌握了小调、中调和难度颇大的大调演唱技巧，及小曲主要伴奏乐器的演奏手法。15岁拜叶子峰老先生为师，学习扬琴演奏，深得其真传；16岁师从张建汉老先生学习三弦演奏。同年开始同其兄长林玉书学习京胡演奏。之后陆续学习了琵琶、古筝等乐器的演奏。从艺50余年，从未间断过对榆林小曲的搜集和钻研，传承了诸多濒临失传的曲目。2008年2月，林玉碧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王青，男，汉族，1954年1月生，陕西省榆林市人。王青的祖父王级三（1886—1956）是著名的榆林小曲扬琴艺人，父亲王子英（1910一1973）是知名的榆林小曲古筝演奏者。王青从小受到家庭熏陶，14岁时跟随其父王子英学弹三弦、琵琶，是榆林小曲乐队中主要的琵琶手。2006年，王青成立了榆林小曲研究会，自任会长，有会员30多人。榆林小曲研究会每周末都会在榆林市南门广场为市民义务演出，研究会的各类演出、传习活动不断。王青与研究会一起还整理、出版了《榆林小曲专辑》。但输林小曲后继乏人。2008年2月，王青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榆林小曲是陕北唯一的城市坐唱艺术，具有南方古曲遗韵。榆林小曲作为“南腔北调”合二为一的独特艺术，兼具北方的阳刚之气和南方的阴柔之美，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在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榆林小曲中有大量反映茶肆酒楼、货郎挑夫的生活的篇章、刻划青楼之恨、尼庵之苦的篇章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篇章，这对了解明清时期中国陕北的民俗民风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