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弘（1900—1988）名止平，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十五日出生于永川县大河乡（原属江津县），1988年4月1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九三学社社员。他先后担任政协第一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理事，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等。

樊弘青年时期就读于江津县中（旧制）第八班。民国8年（1919）进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参加了“五四”运动。民国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民国15年，任北京《国民公报》编辑和《中央晚报》记者，因撰写揭露奉系军阀封建统治的文章被捕入狱，险遭杀害。民国16年任北京社会调查研究所编辑兼秘书；民国17~20年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民国21~23年，任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民国24~25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民国2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民国28年回国，曾先后任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复且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民国35年起，一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及系主任。

樊弘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期间，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凯恩斯学派创始人、担任过英国财政顾问及英格兰银行理事的凯恩斯正在该校任教，当时，凯的学说曾被一些西方国家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民国28年10月，樊弘在英国的《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与凯恩斯的资本积累、利息率和货币理论的比较研究》，指出凯恩斯攻击《资本论》，有的是肆意歪曲，有的是颠倒是非，有的是无知妄说，马克思知道的，凯恩斯根本不知道。这篇论文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曾被美国刊物《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转载，还被芝加哥大学列为经济系的参考，归国后，他在任职的学校中开设《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概论》、《现代货币学》、《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课程。他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经济学说》，虽遭受学校当局阻扰，但受到学生欢迎，仍坚持讲到北平解放。

因抗日战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樊弘在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积极投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陆续在《观察》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政治与经济的论文，如《现阶段中国经济病症症结》、《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归趋》和《只有两条路》……等等，揭露国民党4大家族的黑暗统治，指出旧中国的经济、政治、人道、哲学等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走不通的反动道路，一条是合乎人民愿望和历史潮流的革命道路。他公开提出夺取政权，限制剥削者权利的主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请他吃饭，约他写文章为国民党捧场。他写了一篇《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实现三民主义》，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从此那位部长再也不敢找他写文章了。另外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CC集团。他说“要我参加，有个条件，就是不妨碍我宣传社会主义”。结果也是不欢而散。蒋介石想笼络樊弘，曾赠给戎装照片1幅，照片背面题词为：“愿共同携手奋斗之。”樊弘说；“蒋介石想笼络我，办不到。”

民国37年，解放战争到了转折关头，蒋介石疯狂镇压学生运动，樊弘与其他一些教授挺身而出，教育学生“读书莫忘救国”，支持学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这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沙滩民主广场集会“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清早，校园四周军警林立、封锁交通，校园围墙上插上铁丝网，架起机关枪。在此白色恐怖下，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等教授冲破阻力，准时到达会场。樊弘并发表了以《两条路》为题的演说，提着蒋介石的名字，分析蒋家王朝行将垮台的种种因素，不管特务分子怎样在场内捣乱，仍坚持把话讲完，事后虽受到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的恐吓警告，但樊弘仍多次参加学生集会，发表反蒋演说。他每次讲演，听讲者不仅有北大学生，还有清华、燕京、辅仁、朝阳等大学的学生。樊弘深受学生敬重，人们称他为“民主教授”、“轰击蒋家王朝的大炮”，不少青年学生受他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民国38年春，北京解放不久，樊弘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在北京饭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会见，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连声称赞：“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接着又应国务院周恩来总理邀请到中南海畅谈国家大事。他还以首届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开国大典。1950年2月，樊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北大教授中得到中央直接批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51年，他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他代表中国经济学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1956年，他去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撰写了《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

50年代，樊弘发表《论经济学上的第五纵队和左派的幼稚病》，主张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不能全盘否定，有的可供我们借鉴和利用，也不可全盘肯定，不可忽视其为资本主义效劳的本质。同时还发表了《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指出“凯恩斯的价值论、工资论和就业论都是荒谬的”。1959年，樊弘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发表他的力作之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肯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亦是商品”，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支配性作用”。尽管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未被人理解。樊弘为学术问题受过不公正的批判，但他认为学术问题应该探讨，没有怨言。他写过《劳动立法原则》、《工资理论之发展》、《现代货币学》等专著，此外，他还翻译了亨利·佐治的名著《进步与贫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完成了10余万字的专著《批判凯恩斯的就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