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二队和九队同住在小凉河边。借助这条河的优势，两个队在生产上都取得了大丰收。然而，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个队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二队要进行水利建设，根治小凉河，实现自流灌溉。县革委会的夏副主任对文革一直持怀疑态度，他更加支持九队的设想，退耕还林，还塘，大兴
农林牧副渔的多样化生产，代替单调的、不符合自然法则的“以粮为纲”的生产方向。
大队副业会计白汉成依仗表姐夫夏副主任的势力，与富裕中农阮富刚等结成一伙，利用搞副业作地下包工头，把生产队劳力抽出去，还在鱼塘窃取私利，挖社会主义墙脚，并且大造反革命舆论，破坏根治小凉河，使用各种手段给周昌林施加压力。
二队社员姚梦田在白汉成的煽动下外出做工，周昌林发觉后飞舟追回，和姚妈妈一起痛诉血泪家史，进行阶级教育。姚梦田沉痛地交出了白汉成和他订立的所谓“互助合同”。周昌林识破这张所谓“合同”，与解放前的卖身契本质一样，认识到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于是抓住这份活教材，召开了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场会。
白汉成狗急跳墙，下毒手破坏九队的鱼塘，妄图嫁祸于二队，挑动两个生产队的群众斗群众。周昌林识破了他的阴谋，发动群众彻底揭露了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面目，耐心地教育帮助徐振才，使他认识了错误。
两个生产队并肩奋战在开河工地上，小凉河欢腾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头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周昌林又敲起了继续战斗的金钟，警钟长鸣，响彻小凉河两岸，在祖国大地上震荡。
影片根据王立信的中篇小说改编，原小说着重表现的是在“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农民同农村中自发的小生产势力作斗争的故事。1975年7月，徐景贤为适应江青反革命集团政治斗争的需要，派他的秘书从上海《朝霞》编辑部拿了小说的小样，交
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1976年1月至5月，他背着原作者和摄制组，按他们的意图五易其稿，把时代背景从1972年改为1975年，并对故事情节、人物、主题作了大幅度改动，责令摄制组按他们修改的剧本进行拍摄，即便是极细微的改动，也得先报告请示。为突出周昌林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夏副主任的斗争，还把邓小平副总理说过的一些话，原封不动地引入夏副主任的台词，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
1976年6月25日，徐景贤等人在上海锦江小礼堂审看样片时得意洋洋地说：“现在影片还有点新意。”要把它“当成一场硬仗、政治仗来打，越快越好”。为赶在五天后的七月一日出片，影片在还缺少60多个镜头的情况下，匆忙审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