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怀（1893-1978）字愧安。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1915年赴美国，先后在美国西南大学文理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2年毕业回国，历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和校长、上海市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教育委员、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

欧元怀（1893—1978），福建莆田人。1918年毕业于美国西南大学文理学院,1919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曾经任厦门大学教授、总务长。1924年与王毓祥等人在上海筹建大夏大学。1928年起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第一、二联合大学,西迁庐山、贵阳,任第二联合大学副校长。1940年至1945年,任贵州教育厅厅长。1945年初任大夏大学副校长兼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大夏大学校长。因创办大夏大学,成绩显著,被美国西南大学特赠予荣誉博士学位。1951年秋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总务长、教育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抗战十年中国的大学教育》、《论战后我国的留学政策》、《大夏大学校史纪要》等。

一、

欧元怀参与创办大夏大学，与1924年厦门大学发生的学潮有关。由于学生和校方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科主任兼总务长的欧元怀毅然站在学生方面，竟被校方借故提前解聘。

欧元怀与330多名学生脱离厦门大学到了上海。为免学生失学，他和王毓祥等教授在王伯群等同盟会元老资助下，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大夏大学最初取名为“大厦大学”，意为比厦门大学办得还要大，后改为“大夏”，寓意“光大华夏”。

大夏董事长兼校长王伯群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政务之余，主要筹划大夏财政和应对外部关系，内部管理则基本由欧元怀操持。1944年底，王伯群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的欧元怀临危受命，扛起危机中的大夏大学校长之职。

二、

1925年5月30日，学生熊映楚、姚邦彦等人携标语和旗帜向租界出发，宣传顾正红被害实况。下午，欧元怀听闻20余名示威学生被抓，即赶往老闸捕房营救。捕房头目英人爱维逊提出每个学生须缴保证金方能保释。欧据理力争同时通过疏通关系，终将爱国学生全部营救出来。

三、

历史学家吴泽是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前夕遭到通缉。欧元怀得知后，即嘱时为大夏学生的次子欧天璧通风报信。欧天璧在听完吴泽的课后，走到先生面前，翻书提问，书中夹一纸条，上写“你被通缉，速走!”字样，从而使吴泽及时脱离险境。

四、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适、梅贻琦去台湾途经上海，与欧元怀叙餐。胡适问:“在此多事之秋，你有何打算？”欧元怀答:“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相遇。”

当时，汤恩伯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大夏校长欧元怀、复旦校长章友三等五所大学的校长请到警备司令部，说蒋总裁下令各位去台湾，并当场给每人发了机票和特别通行证，在一周内可乘任何一架飞机赴台。

欧元怀没有南下。1949年5月6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知杭立武于昨飞穗前曾与王之卓、章友三、朱恒璧、欧元怀、夏坚白谈及于必要时可向中航公司要飞机赴广州，五人均唯唯否否，而实际欧愧安因系私立大学校长，决心不离沪，其余四人亦均踌躇不决，大抵以去穗无立身之地、前途茫茫也。”

1951年夏季，华东教育部决定将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两所学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址在大夏大学原址。7月18日，欧元怀在改制大会上发言。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议说：“我在7月18日宣布改制的大会上，代表学校和校董会发言，拥护政府决定，遵照办理，全体师生员工热烈鼓掌。会后有些同事、同学向我握手致贺，并开玩笑地称我为‘开明地主’，把全部校产交给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