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之由来。

武英殿刻本由监造处、校刊翰林处两大部分组成。监造处由皇帝任命的大臣负责，下设内务府司员、正副监造员外郎、副内管领、委署主事、库掌等职。职责是雕版、排印内府书籍，其下设档案房、书作、印刷作、铜字库、露房、聚珍馆的机构。其中，铜字库设于康熙九年。聚珍馆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清廷有名的聚珍版丛书就出自这里。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职责是校刊，装潢监造处已刻印完的书籍。据史书记载：校刊处刻印的工价是很高的，御笔每寸字工价银一分；万字锦边，工价银一钱五分四厘。

清代武英殿刻书是从明代的内府刻书发展而来的。明代经厂是明宫内府刻印中心，经厂本是明代内府本的代称，武英殿是清代内府刻印中心，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内府本的代称，代表清代宫廷书籍的刻印水平。

虽然清初的许多内府本有着明显的明内府本特征，但明代经厂本和清代殿本仍不能同日而语，两着差别很大：明代经厂是由司礼监掌管的，由内廷太监管理和主持其事，他们的学识才质决定了经厂本的低档次；清代殿本则不同，他是由皇帝选拔全国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主持，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由他们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的书籍自然高出经厂本。一大批精良殿本的问世，是中国版本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武英殿刻书始于清康熙时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年方20岁的康熙皇帝明确指示侍臣补刊明经厂本《文献通考》。这是清廷内府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以后，清内府刻印的书籍，方体字称为宋字，楷书称为软字，字型、字体统一，内府刻印书籍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十九年（1680年）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刻、印刷、装潢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不久，康熙皇帝命侍臣刻造铜活字印书。铜活字刻造完成之后，排印的第一部内府书籍是历算书。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独立编撰的一部大型书籍进呈皇帝御览。康熙皇帝很高兴，下令再加完善，于十年后（1716年）再次进呈。康熙御览之后，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于五十九年（1720年）命武英殿以铜活字印行，至雍正四年完成，共计印行64部。可惜清乾隆初年，因京师钱贵，这批铜活字被全部销毁用于铸钱了。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有清一代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

故宫博物院因地利之便，殿本的收藏相对完整，且多为初印原装本。从中可以了解清廷文治活动的得失兴衰，亦可领略其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刻印精致、装潢精雅等独特的版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