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希彭，又名殷同寿，字西彭，安国市小营村人，1920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保定河北省立医学院。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被选送日本公费留学，获病理科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7月回国，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系主任、教授。

殷希彭（1900年—1974年12月05日），1900年殷希彭出生在安国小营村破落地主家庭。从小苦读诗书，发奋学习，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大学医科就读，毕业后留校任外科助教。1928年被送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成为著名医学教授川上渐病理学研究室研究生。1931年获日本东京庆应大学病理学博土学位。是年回国，在河北省立医学院任病理学主任教授。殷希彭是河北省立医学院的创始人，编著了《病理学讲义》《病理学实习手册》。

1938年保定失守后，安国伪政权的人上门邀其参加维持会；不久，又有人上门，以优厚待遇邀其出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殷希彭均以“做学问者不闻政治”“才疏学浅不堪大任”为由，断然拒绝。

是年，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张珍邀其参加八路军，第一次见面，殷希彭就爽快答应。在其影响下，同事和学生纷纷参军。一时间冀中军区增加了许多医学教授和医大学生。白求恩到冀中军区，看到有这么多教授，十分吃惊。殷希彭历任冀中军区卫生部卫生训练队教务长、后方医院医务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华北医科大学校长。1939年5月，晋察冀军区决定筹建卫生学校，根据白求恩的建议，从冀中军区抽调病理学教授殷希彭、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到筹备中的学校任教。9月18日，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江一真任校长，其任教务主任，以后又升任副校长达6年之久。殷希彭不仅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还讲授病理学、组织胚胎学，并关注和指导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病理专业，为后来的临床病理学奠定了基础。在担任教务主任时，面对环境艰苦、人才短缺、设备简陋的困境，经常和江一真、白求恩研究克服困难、坚持办学的方法，制定教育计划，因陋就简，自编教材，自制教具。根据抗日战争环境恶劣、时间紧迫、部队急需的形势，殷希彭提出了“突出重点、适应对象、按需施教、急用先学”“基础服从临床、临床服从战争”的办学方针，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成效。日军投降以后，学校进驻张家口，其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同时兼任白求恩医科学校校长。为使学校更快发展，殷希彭一方面做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吸收原张家口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卫生人员参加八路军并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工作，一方面招收地方青年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军区决定白求恩医科学校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殷希彭兼任校长。经过多方工作，有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到合校后的学校工作，其中有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

殷希彭以“教课认真，督导严厉”著称，白求恩卫生学校培养了1000多名医疗干部，成为战争年代八路军著名的医科学校。1942年殷希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但自己投身抗日战争，其两个儿子也参加了抗日队伍。长子殷子刚，1938年3月入伍，曾任指导员、教导员、武工队政委，在山西一带抗击日军，1943年春季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次子殷子毅，16 岁参军，1941年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学习，1943年秋季反“扫荡”在保卫神仙山战斗中壮烈牺牲。

其妻带着幼子，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沿街乞讨度日。殷希彭对自己要求严格，参军后上级领导曾建议其把妻子从家乡接出作为随军家属，但其一直拒绝，直到1945年10月，在聂荣臻司令员关心指示下，才将家属接到张家口。1946年1月，白求恩医科学校决定招考地方知识青年，军区卫生部政委姜春贤考虑到殷希彭在抗日中失去两个儿子，应该安排其女儿殷珍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而殷珍确有考中的水平，但征求殷希彭意见时，其态度坚决表示说“殷珍是我唯一的女儿，由于当前战争形势还不明朗，学校决定对这次军医班招生不招女学员，我是军区卫生部长，应以身作则，秉公办事，不能这样做”。这样殷珍失去到白求恩医科学校学习的机会。

全国解放后，殷希彭调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不再担任学校校长。其首先在华北军区所属医院推行责任制和保护性医疗制度，创办《卫生建设》，编辑出版了《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1954年，第一军医大学与长春第三军医大学合并后，校址设在长春，命名第一军医大学，其被任命为校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殷希彭提出军医大学的任务就是为国防现代化服务，明确指出学校的办学方针是：培养政治坚定、具有军事素质的现代化国防卫生干部。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航空医学系，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防原子放射医学系，培养了第一批航空医学人才和放射医学人才。1958年，学校奉命移交吉林省后，殷希彭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任副院长，1963年任院长。

1966年，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法有效地开展工作，终因心力交瘁，一病不起。病重期间，聂荣臻两次到医院看望。1974年12月5日，殷希彭去世，聂荣臻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1942年5月，日寇开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大部分粮食也被敌人抢光了。冀中军区接到命令，不允许部队跟老百姓抢树叶吃，摘树叶必须到村庄五里之外。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晋察冀军区决定部队化整为零，组织敌后武工队。殷子刚就从一名营教导员变成了武工队政委，带领部队在盂县、平定一带跟日军打游击战。1943年3月，他带领武工队在突袭阳泉火车站的战斗中，他和战友们不幸全部壮烈牺牲。同年9月，担任军区卫生部司药的殷子毅，在神仙山“反扫荡”战斗中又不幸牺牲。当时卫生部驻地离学校不远，殷希彭接到噩耗后，强忍心中悲痛，赶到儿子牺牲的地方，向遗体鞠躬默哀，因为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他流着眼泪，什么话也没说，匆匆就离开了。半年内连丧二子，做父亲的哪有不悲伤的，但对前来安慰他的战友，殷希彭坚定地表示：“请同志们放心，我能挺得住。国难之中，两个儿子为国捐躯，他们光荣，我也光荣。我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推崇“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至大至刚风范，浩然正气，忠烈长存。从殷希彭将军身上，充分体现出了这种刚毅正大的崇高革命精神。

随着战局恶化，殷希彭跟家人也失去了联系。他不知道，在此次“大扫荡”中，母亲去世，妻子带着10岁的幼子殷子烈，为逃避日伪的抓捕，流浪到博野、蠡县一带，母子俩相依为命。直到抗战胜利，在聂荣臻司令员的亲自过问下，1946年3月，在分开8年后，殷希彭一家人才重新团聚。妻子不知道子刚子毅已经牺牲，每当她问起儿子下落时，殷希彭就以战事繁忙、联系不上为由，继续隐瞒两个儿子牺牲的残酷真相，这一瞒就是三年。直到1949年5月，北平解放后，部队进城了，妻子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向殷希彭紧追两个儿子的消息。她经常念叨：“瑄、珊（子刚、子毅的小名）在哪里？他们结婚了没有？现在不打仗了，进了北京，怎么还不回来看我？难道真的娶了媳妇忘了娘！”殷希彭一看再也隐瞒不下去了，只得向妻子坦白了真相，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夜。第二天，妻子执意要回安国老家，她无法原谅的是，两个儿子牺牲都这么久了，丈夫居然一直瞒着她。她哭着抱怨说：“你走了七八年没音信，本来我已没啥盼头了。日本投降后，你派人把我和子烈接到张家口，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我来就是为了见见我的俩儿子，原本不想长住的。现在知道他们已没了，我要回家。”经过大家不断劝解，军区和卫生部也派人前来慰问，妻子这才不再坚持要回老家去。殷希彭终于放下心来，这件事压在他心里好几年，他愧对妻子，心力交瘁。几天后，他对全家说：“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伤我的心，影响工作。”从此，子刚子毅牺牲这件事，就成为家里的大忌，谁也不再提了。但不提并不等于就忘了，相反的，整个家庭被一种沉郁悲痛的无形气氛笼罩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里每一个人。

妻子因此大病一场。病愈后，殷希彭就更加细致入微地照顾妻子，有空就陪她散步、买东西、聊家常。妻子不识字，他就手把手教她练字。殷希彭出身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破落地主家庭，15岁就奉父母之命，娶了大自己4岁的妻子。在外人看来，这位小脚夫人跟他这位留日博士、医学教授、校长部长，两人并不是那么般配，但两位老人却相濡以沫，相伴终生。殷希彭曾对同事说过：“有的人进城以后就‘改组内阁’，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我带出去参加革命的儿子牺牲了，她含辛茹苦把我的小儿子带大，对我有功啊！我是永远感谢她的。”在后辈们的眼中，他这是“以德立家、以德系情”，是以“中国值得颂扬的传统道德观念”，维系着夫妻情感与家庭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