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学(Comparative Economics)，是对比研究不同社会制度或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经济理论、制度的学科。它通过比较分析，衡量优劣，判明利弊，总结经验，作为一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依据。它的着重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但也涉及许多与应用经济学有关的问题。近年来，比较经济分析方法在一些新兴学科中得到广泛运用，推动了比较经济学同这些学科结合进而形成新的分支。

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比较经济学的性质、历史和方法论；经济制度比较理论；经济结构比较理论；经济政策比较理论；经济增长比较理论；经济机制与模式比较理论等。比较经济学早期着重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比，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康芒斯和英国的庇古，代表作是庇古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1937）。20世纪70年代后，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的系统分析。

马克思主义历来是重视比较经济研究的。《资本论》就是以英国作为典型来进行研究。K.马克思认为，把英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F.恩格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分析，对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分析，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平衡性的分析等等，也是建立在广泛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列宁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分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上的特点，以及阐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阶段的表现等等。可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用于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因此，对资产阶级比较经济学中庸俗的部分，固然要加以分析、批判，而对其中比较有用的部分，则应借鉴吸收。但更为有意义的是，应该建立对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管理方式等进行比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经济学。

比较经济学的兴起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的爆发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密切有关。空前严重的大危机，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与国家干预主义思潮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国家干预主义终于占了上风，美国、瑞典、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采取对经济的国家调节。为了把这种国家调节同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对比，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把比较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并使之在理论上系统化。

另一方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它们的优越性也已经被实践所证明。这就给 20世纪20年代内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长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论战”作了结论，从而使一些原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空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两种制度重新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建设中的浪费和效率不高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采取过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而采取适度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能解决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提高经济效率。这样，对几种不同的经济模式的研究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兴趣。

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在西方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与比较经济研究有关的著作。其中有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1937），英国经济学家A.P.勒纳（1903～1982）的《统制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1944），美国经济学家J.A.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等。

比较经济学的较大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50年代和60年代内，除了继续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调节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而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还对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广泛的比较，试图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影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一国的有利条件同外部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寻找一条适合于一国的有利经济发展的道路。1965年，R.A.伊斯特林（1926～ ）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不发达状况的再现，这样就扩展了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比较经济学不限于同时代各国的“横向”的比较研究，而且也包括了不同类型经济的跨时代的研究、“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

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较经济学的发展称为第一阶段，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20年的发展称为第二阶段，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比较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的特征是把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同不同经济政策目标、不同福利水平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就这些领域本身而言，研究也比过去深入得多了。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发生了停滞膨胀，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并在某些工业品的国际市场上成为西方主要国家的有力竞争对手，若干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十分缓慢，从而各国之间的收入悬殊程度扩大了。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内，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实行了经济体制的部分改革或较大幅度的改革，市场调节的作用受到了重视，这种情况也成为这一阶段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

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比较经济学著作如S.库兹涅茨图（1901～ ）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1971）、W.W.罗斯托（1916～ ）的《这一切如何开始：现代经济的起源》（1975）、E.F.丹尼森（1915～）的《为什么增长率不同：九个西方国家的战后经历》（1967）等，虽然都不是以比较经济学命名的著作，但它们为比较经济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在西方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至于一些直接以比较经济学命名的著作，则普遍把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经济模式、不同经济政策的目标作为考察对象，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多方面比较，分别说明它们的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

比较经济学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进行比较分析的指导。因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个流派在一般理论上的分歧必然反映到各派经济学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上，从而他们通过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论点的政策含义也有所区别。例如，关于国家调节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和二者的比较，新自由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各有不同的看法。新自由主义者竭力称赞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揭露国家调节经济的弊端；新制度学派则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很多，国家调节经济虽然也有某些缺陷，但相形之下，仍比自由市场经济要小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则介于新自由主义者与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之间，得出了兼取国家调节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长的“混合经济”模式的结论。

从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尽管已经出现了如 L.G. 雷诺兹（1910～ ）的《经济学的三个世界》（1971）这样一本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但总的说来，比较经济学这门学科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主要是由于比较经济学研究中遇到了下述困难：

①比较经济学的研究要受经济学一般理论的指导，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一般理论，这样，一般理论上有分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很难综合到一起，难以形成一种比较完整而又具有综合性的比较经济学理论体系。

②比较经济学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研究领域，各种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各种不同的国民经济管理和调节手段的比较，属于宏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再分配方式、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厂商活动和消费行为的比较，属于微观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各种不同的权力分配形式和价值判断准则的比较，则又属于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范围。要从理论上把宏观的、微观的、制度－结构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综合到一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③比较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经济学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涉及经济学以外的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只有对有关科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才能取得较有系统的成果。例如,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就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有关。又如，关于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决策形式的比较，除涉及政治、法律、社会学方面的问题而外，还与各国文化史、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有密切关系。

④比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困难。其一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不同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至今并未解决。即使不同的国家以同一种核算体系（如联合国颁布的国民核算体系或经互会国家实行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作为依据，但由于各国经济的产品结构不同，对外经济开放程度不同，商品经济与自给经济所占比重不同等原因，以同一种核算体系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各国国民收入的比较，仍是有争议的。在对各国经济中所遵循的价值判断准则、各国生活方式和福利水平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

上述这些困难，使比较经济学至今仍然处在需要继续充实内容和建立理论体系的过程之中。

在资产阶级的比较经济学中，庸俗的成份和比较合理的成份往往同时并存，既有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粉饰资本主义现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同时也有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研究成果。例如，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要加速本国的工业化，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是完全必要的，但有的国家在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方面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并以此提高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平均收入水平，有的国家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多大的成效，甚至反受其害。这就需要对资本和技术引进的条件、方式和国内吸收过程进行比较研究，而西方经济学家在这些比较研究中所提供的看法是可以借鉴的。再如，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不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性。

根据他们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积累率的高低只不过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率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投资经济效果的大小和投资的构成情况。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表明，既有高积累率而低增长率的例证，也有稍低的积累率但经济持续而稳定增长的例证。由于不同国家在实践中提供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因而比较经济学对此所进行的某些综合比较分析是有意义的。

国外机构，不详。

国内机构：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隶属于社科院经济所，是经民政部注册的国家一级学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等30多家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为集体会员组成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各省市也有比较经济学研究机构，多为社团形式。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格鲁斯曼的《经济制度》（1967），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等。70年代从宏观扩大到微观经济研究，如雷诺兹的《经济学中的三个世界》（1971）、布鲁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政治制度》等。

内容简介 　《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一书，是作者从事于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多年探索的成果。本书除大量搜索中外相关资料及其鉴别爬梳之烦难必须克服外，课题本身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课题在研究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对中国经济理论产生的影响的同时，详细讨论了比较经济学地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最初的经济改革以后开始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影响，展示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不仅是为了推动比较经济学在中国研究的进展，还在于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促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之刊行，无疑会受到中外比较经济界之重视。其著作从本书论证问题之广度的深度来看，均系国内所少见。纵观全书内容，至少体现出与前人的研究有较大不同的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提出了关于比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影响的研究框架。

第二，较系统地揭示了比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

比较制度分析 作者：青木昌彦 译者：周黎安

作者介绍 青木昌彦　1962年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至2001年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青木昌彦曾获得1998年度国际熊彼特学会熊彼特奖，并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