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第一件事是有关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他还指出:“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
中华民族科学诞生于8000-10000年前的伏羲女娲时代,具象标志就是伏羲女娲手中分别持有的“规”和“矩”,即伏羲手中的直角板和女娲手中的圆规。抽象标志就是我们民族都十分熟悉的太极图,以及河图洛书。
中华自然国学和西方自然科学都是以哲学、数学、逻辑、实验及具体学科领域五种要素建构成的科学体系。二者之差别在于这五种要素的内在结构均不相同:中国哲学以形而上下为分野;欧洲哲学以唯心唯物为分野。中国数学以数理逻辑为主体,以计算数学为辅用;欧洲数学以计算数学为主体,以数理逻辑为辅用。中国逻辑是多维立体逻辑体系;西方逻辑是一维线性逻辑体系。西方的实验体系是眼睛、手及耳朵功能的延伸和外化;中国的实验体系是人整体功能的扩展和外化。西方的学科群体以原子论物理科学为核心;东方的学科群体以元气论
生命科学为核心。
中华学术的根髓在自然科学。国学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本,
人文社会科学为枝叶,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花果的有机科学体系。西方把学术分为哲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五大类,并认为五类学科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治学规律。即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治学方法,更不能将人文科学的手段用于自然科学。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
人类20世纪的泛原子论科学是西方擅长的认识世界方式,正在兴起的21世纪的元气论科学却正是中国人擅长的认识世界方式。我们当把握这一千载良机,全面接续民族科学的血脉精髓,重建中华自然国学,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迎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不知东西方科学发展史而轻信西方学界假说的时代该结束了,以西方汉学替代国学的世纪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