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木版画是中国民间流传的木刻版画。是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是中国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到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前这一漫长时期最富特色的图画传播形式。木版年画按照劳动人民的思想要求、风俗信仰、审美观点、生活需要逐步发展完善，形成了自己古朴雅拙、简明鲜艳的风格。它植根于民间，装饰于节日，长期以来起着丰富劳动人民精神生活，反映美好愿望，美化节日环境的作用。

追本溯源，谈及古代民间木版画，就得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如果没有受到印章与碑石雕刻等启发，以及具备了纸、墨和摩拓的基础，木版印刷的出现是很困难的，即使出现，也不会一开始就那样完善。

就中国现有的历史资料看，在我国，隋唐以前，还没有印刷术。当时的文学和绘画都是直接书画于纸上的。直到隋唐出现了印刷术之后，才有了佛经木刻。到了宋朝，随着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改革，特别是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雕版印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版画艺术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由唐、五代的单纯佛经木刻进而扩展到文学艺术、经史、医学、技艺、杂类各领域。《梅花喜神谱》则是花卉画谱的先导。

雕刻印刷的程序是照事先画好的稿子刻在木版上，然后以纸印刷着彩，或者套色印刷。《四美图》是宋代版画的代表作。在构思上，作者独具匠心，集汉晋时期的王昭君、班姬、赵飞燕、绿珠这四位我国历史上著称的美人于同一画面，富有戏剧性色彩。画面上四位美女都是唐朝的装饰，雍容华贵，婀娜多姿，迈着轻盈的步履在庭院里漫步、观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人物之间的流眄盼顾使画面前呼后应，浑然一体。此外，作者还在人物后面以栏杆、花石作背景，更加烘托出画面的华丽。同时，作者在框上精心安排了鸾凤和蔓草的图案作装饰，使画面更加丰富。

唐代的雕版印刷制品已经非常精美，有可能是最早的遗物，便说明了这一前因后果。一千多年以来，木版印刷在中国发展很大，并且普及于民间，从雕刻文字印刷到雕刻画画印刷插图和画张，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物的复制手段。可以说，在中国出现近代印刷术之前，亦即清代前期西方的铅印、铜锌版和石印还未传入时，木版印刷是印刷的一统天下。

“版刻”这个词，最早是指所有的木版雕刻，后来书籍大量印行，印画者也多起来了，因此便成为印刷书籍的专称。由于印刷的普及，到宋代便出现了“年画”这种形式，即以庶民大隶为主要对象，结合民俗节令，在新年春节所张挂的绘画，以图喜度吉祥，故而农民多称志谓“花纸”。这样，它以文人为主要对象的书籍插图（也叫绣像）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风貌。本来，是因为当作一种印刷手段，画者与刻者是分工的，由于画者的身份和服务对象不同，其艺术的风格差异也就越来越大。但总的说画家只是画图，并不直接捉刀去刻。也就是说，画家不会刻，刻者不会画。这与现代艺术分类学中的“版画”是不尽相同的。

由于古代和现代民间的木版画属于“复制木刻”的性质，所以随着近代印刷术的兴起，这种印刷手段已不再被采用，由原来的泱泱大河变成了涓涓细流，仅仅被当作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为人们所看重，其范围显然是大大地缩小。特别是近现代的民间木版画，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使用和欣赏，但为数不多，较多是当作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从这方面说是非常可贵的。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品种很丰富，除独幅供幅欣赏者(如年画)外，大都与不同用途和人生礼仪相结合。如贴在门上的门神、各种祭祀用的神像和纸马、书籍插图、包装和扎糊用的花纸，木版刷印的窗花、灯画、风筝、纸牌、彩选格、旗幡、刺绣图谱等。有的只限于单色(黑色)刷印，有用彩色套印或墨版与填色着彩相结合。它是中国自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到近代印刷术出现之前这一漫长时期中最富特色的图画传播形式。其作者有专业的民间画工和刻工，有农民直接制作而无署名者。其历史传承性很强，有的画稿样式往往经历许多代，许多人翻刻而小有变化。木刻画虽属于复制性木刻画，但其艺术表现力仍是很有特色的。

通过对应用、形式和艺术特色进行归纳，可将中国传统的民间木版画分作十二大类五十多种。如：门神类、年画类、窗画类、灯画类、幡画类、神像类、纸马类、插图类、扎糊类、印记类、游艺类和其他类，凡自具特点而不属于以上十一类者，均归此类。如龙凰契（龙凤礼书、天地帖，都是订婚或结婚的证书），吉祥符（除邪免灾，求子得喜，镇宅平安，多为道士所发），版印扇面（做折扇用），版印绣稿（供刺绣使用的印稿）等。

以上十二大类五十多个品种，所列项目也可能有遗漏，还有待于以后补充和修改。然而，即使如此，仅就这个粗略的分类来看，已是洋洋大观，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及其普及的广度，都是任何艺术所无法相比的，“年画”一词更是无法概括。这里提出用“木版画”一词来涵盖整体的初衷。

这样一来，在木版画的概念中，原来所称的“年画”就变成被隶属的一个子目。这样分类，并没有使真正的年画受到损伤，相反的其面目更为清秀了，因为摆脱了那些非年画的干扰。

纵观中国木版画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历经千年，样式很多，但是发展并不平衡，其层次也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从这一关系上说，年画一开始就带有领先的地位，成为民间木版画的代表。南宋辽金时期在山西临汾刻印的《四美图》（即《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和《关公图》（即《义勇武安王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藏日本的一批苏州桃花坞之前的年画，大约清代前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被公认为是中国民间年画史上的顶峰之作，并且取得了雅俗共赏的妙趣。可以说，在各个时期的民间木版画中，还没有哪种形式能够与年画相比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提到民间木版画，首先便想到年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木版画的整体而言，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普遍开花，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形式，几乎遍及每个城市。只是那些较复杂的作品和规模较大的作坊设在大城市中，或是集中在某个地区。如晚清时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因为这是一些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经济发达，成为周边很大一片地区的中心，便于木版画（特别是木版年画）的推销发展。由于生产的量大，销售的面广，常常来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网络，可以说是“领地”，我称它为“文化圈”。

谈及中国民间的传统木版画，它不仅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而且蕴含着人民大众无比丰富的情趣理念和审美思想，因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