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于1891年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于1924年出版，该作原本藏匿在一只铁盒子里，三十年后被一位学者发现。铁盒中的手稿经过编辑整理后出版。

21岁的比利·巴德是个弃儿，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只篮子里送到一户人家门口，亲生父母是谁一概不晓。他没有接受过教育，几乎不识字，却保持了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干活勤快，身体强健，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而且长相英俊，“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给大家带来和平与恬静。不善言辞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有一次他与人起争执，一拳将对方打翻在地，马上诚心道歉道：“对不起，我一生气就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好用拳头来说话了。”对方马上原谅了他。他本来在一艘叫做“人权”号英国商船上干活，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被征到一艘名为“不屈”号的军舰上，就算当了海军。

比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其他船员不同，他从来不计较待遇，吃喝都能凑合，干活也很卖力。新船上纪律很严格，犯规者会被当着大家的面打得皮开肉绽，这让比利感到不忍。他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规定，但是怪事却在他身上发生了，军械师克拉盖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烦。一次船身突然摇晃起来，比利端在手里的汤撒了出来，正好克拉盖特经过，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奸笑道：“小伙子，干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见克拉盖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克拉盖特想出了一个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将熟睡的比利叫醒，动员他参与谋反，遭到了比利的严词拒绝。船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比利的心底太善良了，根本看不出来克拉盖特盯着他看的时候，眼神有多么邪恶。”接着，克拉盖特亲自在船长面前声称有人鼓动暴动，并说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船长维尔不相信，克拉盖特警告他不要被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好看的脸蛋。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维尔船长找来比利·巴德询问情况。当着比利的面，克拉盖特继续扯谎试图陷害。比利难以置信，感到莫大的耻辱，小说作者这样描绘道：“比利的脸色苍白，他张大着嘴巴，却只吐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他越想讲话，就越是讲不出来。他伸出拳头，将克拉盖特打倒在地，克拉盖特旋即断气。

维尔船长以严厉著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喜欢阅读蒙田的著作，始终像慈父一样呵护比利。他内心当然不相信克拉盖特的鬼话，但是，根据战时法律，比利的行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同时，“身为军人，是不容许有个人意志的”。结果比利被判死刑，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而印在大家心里却是“比利”这个名字。

小说是在麦尔维尔去世前三个月写完的，以草稿形式留存下来。从语言和叙事节奏来看，已经很难将它视为一个未完成的草稿。此书实际写作时间是1888年秋到1891年春。

比利·巴德

克拉格特妒忌比利·巴德，因为水手们自发爱戴“天真”的比利·巴德，剥夺了他作为“兵器总管”应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他蔑视比利·巴德，因为比利·巴德生性天真、单纯。克拉格特对比利的嫉妒和蔑视成为“天真”比利·巴德致死的利器。

比利·巴德和克拉格特分别代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道德观念。其一是世俗的道德观念，是一种世俗的伪善，如克拉格特外表虚饰下的“天性堕落”；其二是小说中所说的“超凡脱俗”的道德品质，并非源自“天性堕落”，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内在天真”。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因为“天真。和“罪恶”不能跨越两者之间“不共戴天的空间”。比利·巴德的“天真”与克拉格特的“罪恶”的原型可以分别追溯到希伯来神话人物夏娃和撒旦以及大卫和扫罗的身上，前者体现了“罪恶”的撒旦对“天真”夏娃的引诱，而后者体现了“天真”大卫不可战胜的神奇力量，以及“罪恶“的扫罗对“天真”的嫉妒和报复。

“天真”比利被处以绞刑时，天空幻化出神秘的界象，这种崇高的荣光徜徉在维尔舰长和水手们灵魂深处。一方面，比利·巴德的“天真”唤起了维尔舰长的道义和良知，使他在弥流之际对罪恶和善良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比利·巴德殉葬之举成为水手们心中的一座为比利的“天真”而立的纪念碑，因为比利的“天真”是水手们追求和平和光明的力量之源。比利的“天真”因此变得神圣和不朽。

维尔船长

维尔船长是以人间法律的名义处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万难之中“有限性”的名义，是一个身处“有限性”当中的人能够做出的十分有限的决定。但凡有别的更好办法，他并不想要这样做。这并不仅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他人的鲜血，而是“天使”终归还是“天使”——天使固然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当他温柔的面孔从天空中降落，便暗藏着杀机；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天空代表着这样一些绝对的尺度——善与恶、真理与谎言、美好与丑恶、纯洁与肮脏等等。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保存有这些尺度的暗室，尽管不能大声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直接加以运用。若是没有这样一片天空，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界限，我们的眼睛则要陷入失明，我们这个人世间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恶彼此的混沌混乱。

因而维尔船长始终认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儿子，他不赞成比利的行为，但是认同和欣赏他的精神及道义。处于痛苦撕裂当中，这位船长所收获的并不是法官的胜利，而是杀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就像从自己身体之内被取走一块。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核心——维尔船长不得不闯进和介入两种“绝对”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拥有的武器，却无法穿透和处理这种对立，他甚至无法制约“绝对恶”，只能惩治“绝对善”，即阿伦特所说：“当法律无法对根本恶予以严惩，就只能惩罚根本善。”（又云：“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天使和魔鬼而设”。）他必须为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付出代价，那是灵魂深陷痛苦的负担。

不只是维尔船长，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有限性”付出代价。正是他们容忍了这个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恶、调停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克拉特

克拉加特是书中的反面角色，也是难以理解的角色。麦尔维尔专门用了两章（十一章和十三章）的篇幅来分析克拉加特的动机——或更确切地说，解释为什么他的动机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剖析。纠察长对比利的态度中存有一种很强烈的同性恋的因素。作者特别强调了那位年轻的前桅哨兵的俊美的外表（他是舰上的美男子水兵），而且在好几处暗示克拉加特是同性恋者。纠察长的品格表明了“一种顺应肉体要求的陷落”，而且他是“一颗心不能用女人扇子敲开的硬果”。然而，如果把克拉加特对比利的仇恨简单地解释为同性恋要求受到压抑的结果，那么就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麦尔维尔在塑造纠察长这一形象时，试图赋予他比这更艰深复杂的东西：克拉加特是一个原恶的形象。他的所作所为源自于他天生的毁灭善的邪恶欲望。

《比利·巴德》中叙述维尔部长召集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几个章节，是全书的高潮，也展现了人性和权力在这个特定空间中的冲突。梅尔维尔通过这些描写对军纪的严峻、军法的威力、舰长的独裁统治和战争的残醋无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维尔舰长在目睹水手比利情急之下误杀纠察官克拉格特之后，情绪异常激动，大声叫道：“哎哟，这是上天对亚拿尼亚的判决！被上帝的天使打死的，天使却要受绞刑！”显然，他认为比利是天使，而克拉格特是骗子、是毒蛇，欺骗上天，死得其所。但是，他还是决定立即召开军事法庭来审判比利。组成军事法庭的三名军官是维尔一手指定的，而他自己虽不是法官，却作为最终负责人保留监督权和在需要时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干预权。实际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他既是提出起诉的检察官，惟一的见证人，又是真正的大法官。他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在他作证完毕后，上尉法官问比利：“维尔舰长说得对还是不对？”比利回答道：“维尔船长说的句句是真理，他说得对，纠察官说得不对，我吃的是皇上的粮，我效忠皇上。”

作者利用比利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向大众露了长期被世人忽略的一个特殊团体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比利的一生就像一个谜，无人知晓他的出身、他的感情、他的追求；在这个世界上，他子然一身、孤军奋战。恰似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终于被巨浪吞没。可是他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的精神却是—种很有价值的品格。对于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说，死是他唯一的归宿，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无声抗议，他用死来和社会抗争，绝不屈服，永远走自己的路，至死不渝。他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超越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无法顿诉、无法宣泄。因此，他变得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然而这种平静的反执比歇斯底里的发泄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最终以死对社会进行的无声抗争也是任何形式的暴力反抗所无法取代的。

当所有船员看见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们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缺少了这种悲剧感，则是陷入了另一种暴力和暴戾。

这篇小说中的小说，却是以反小说的形式写成的。它什么都像，像庭审报告、哲学随笔、心理分析、历史钩沉、人类学材料，还包括某些诗歌、民间文学的东西，就是不像一篇小说。叙事不断被汪洋恣肆的题外话、回忆、补白以及各种评论所打断。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水手比利·巴德》可归结为描写正义与法律冲突的故事，但这一总括远没有主人公的特点来得重要，他杀了人，却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审判并被定罪。”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年8月1日—1891年9月28日），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由于家境不好，做过农夫、职员、教师、水手、海军等职务，后来成为小说家，他以其海上经历为事实依据写成其寓言杰作《白鲸记》（1851年），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在《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中对《白鲸记》的评价远在美国其他作家爱伦·坡与马克吐温之上。麦尔维尔生前默默无闻，穷愁潦倒以终，在《白鲸记》出版后七十年才暴得大名；他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如《书记员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说《水手比利·巴德》。他的小说往往流露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憎恨、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正义的人道主义的追求。他的某些作品（如《玛地》和《白鲸记》）还凝聚着他对宇宙和人类本性问题的哲理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