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水族古文字体系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

水族自称“睢（suǐ）”，因发祥于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之说。

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与唐代设置的抚水州有关。开元年间（713—741），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环江一带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这是中央王朝对自称“睢”族群的确认，族名从此以“水”代“睢”。

此后，水族的族名在一些私人的著述及史籍中出现，明末邝露《赤雅》有“ 亦僚类”之说。在清代及民国的史籍中，出现水家苗、水家夷、水家等称谓。过去的一些史籍中，把少数民族视为未开化的族群。

195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三都水族自治县，族称定为水族。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水族人口数为411847人。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境内水族的人口数为495928人。

对于水族的来源，民间和学术界出现殷人后裔说、百越（两广）源流说、江西迁来说、江南迁来说等说法，实际是针对水族发展史上某一时段或某一分支而论，都有一定的历史性与合理性。据《百越源流史》载，大约在殷商之后，水家先民从中原往南迁徙，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逐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为主流的，南北民族融合的二元结构形式。岭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古代居住着许多部落，史学界统称为“百越”。水族先民南迁之后可能融入百越的“骆越”支系中，然后逐步发展成为单一民族。因此，水族社会保留着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群的浓郁文化遗存。

水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举族大迁徙。殷商亡国之后，部分殷人南迁融入百越族群。这是水族先民的第一次迁徙。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发兵征剿岭南。水族先民举族第二次大迁徙，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由南方溯流进入龙江、都柳江上游地带生息，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并逐步向单一民族迈进。水族先民水族经历了八九百年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到了唐代逐步发展成为单一民族。水族的族名以“水”代“睢”，与唐代设置的抚水州有关。开元年间（713—741），唐朝在今黔桂交界的环江一带设置以安抚水族先民为主体对象的羁縻抚水州。据《唐书·地理志》、《唐书·南蛮传》载：“贞观三年，东谢蛮首领谢元深入朝……以其地为应州，拜元深为刺史，领黔州都督府。”“贞观三年，以东谢首领谢元深地置县五:都尚、婆览、应江、陀隆、罗恭。” “开元中，置莪、劳、抚水等羁縻州。”据考证，应州及属下都尚县的治地为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上江镇；婆览县治地为三都县恒丰乡，后世称为水婆；应江县治地为榕江县平永乡；陀隆县为台江；罗恭县为雷山县。宜州北面的抚水州在今广西北部之环江一带。

隋唐时期，湘、黔、桂边境一带统称为“溪洞”之地，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处于部落、部族阶段，部分从事刀耕火种的农业。在《宋史》中关于抚水州（包括抚水、京水、多逢和古劳四个县，主要为今广西环江一带，及毗邻贵州省荔波县的部分地区）的记载，可以看到“夹龙江居”水族社会发展的轮廓。当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发展，平地广种水稻，有“种稻似湖湘”之记载，酋长居住的地方有“楼屋战棚”，并有栅栏护卫。“其酋皆蒙姓……民则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田，采鱼。”为了反抗封建王朝的高压统治，抚水州的水族上层还组织地方武装，多次“犯边作乱”，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同时，水族首领还私自铸造水书大钱。从蒙令、蒙汉诚、蒙虔玮、蒙填、蒙顶、蒙承贵到蒙赶称帝，抚水州都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压迫的活动。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抚水州蛮“数寇宜（山）融（水）州界，转运使俞献可招抚，群蛮抗命，侵略不已”，后命平州刺史曹克明领兵征讨追斩殆尽。“诏以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仁县，京水县为长官宁县”。为防止水族人民再与朝廷抗衡，宋王朝除改抚水州名外，还有意识地把水族人民迁移到汉族地方安置。《宋史》载：“愿迁处汉地者七百余口，诏分置广西信荆湖州军，以田粮。”宋朝出台这一决策之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水族社会实力，从根本上消除西南地区隐患。从此水族社会日趋衰微。

宋末元初，水族已进入封建社会。蒙姓贵族在龙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形态，但仍保留着较浓厚的农村公社色彩。表现在领主对辖区内土地并无绝对的支配权，人身依附关系并不牢固，而且在社会基层组织的“洞”或“寨”内，成员还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洞”、“寨”内有自己的领袖“都老”管理内部事务，遇有战事则敲击铜鼓或吹牛角，由“都老”召集成员参加战斗。成员可以自由使用洞、寨公有的山林、牧场，但经过开垦的土地则归垦者占有。对封建领主的贡赋亦以村寨作为负担单位。

元朝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招抚政策，设置了一套从路到总管府、军民府的统治机构。1283年，四川行省参政曲立吉司用武力镇压了贵州南部“九溪十八洞”的少数民族，加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通过他们来统治少数民族人民。不久，邻近的烂土、陈蒙等处的“洞长”也接受了元朝的封号，改陈蒙、合江两洞为州并增设了陈蒙、烂土军民安抚司。规定按期向封建王朝纳贡丹砂、雄黄以及马匹、雨毡、刀等物。

明代，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在较平坦的地区新开了很多水田。在过去采用“刀耕火种”的山区，也已开辟为梯田，改变了过去“不以牛耕”的习惯，兴修水利，灌溉田亩，生产技术有所提高，粮食产量有了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开垦，出现了许多不向土司、土目交纳负担的“私田”，农民间分化出一部分新兴的地主阶级，领主经济逐渐向地主经济转化。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纺织产品不但可以自给，还有剩余拿到市场出售。定期赶集的初级市场也在不断形成，并出现了较大的集镇。驿站的普遍设置，在客观上便利商旅的往来，与外地经济往来联系更加密切了。随着江南汉族移民大量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水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对水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明代沿袭元代分封土官的办法，在水族地区设置土司。水族人民不仅要向封建王朝交纳赋税，同时还要给土司、土千总、土目服无偿劳役和各种杂派，如耕种“印田”、“塘田”、“夫田”、“鼓手田”、“筷子田”等，种某项田的农民就要负担差役或交纳某种实物，种“夫田”的要给土司抬轿。土司家庭的一切糜费、鸡鸭、柴草以至筷子，都要农民定期交纳。土司拥有官吏、军队、法庭和牢狱，对农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明代在加强土司制度的同时，在有条件直接统治的地方，则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如明初，封建王朝以武力消灭了荔波的蒙、皮、雷三姓土司以后，分置方村、蒙村、穷来村三个巡检司。1506年又改司设县，委派流官统治。在明代封建统治阶级和土司的剥削压迫下，水族人民和邻近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较大的就有十多次。今榕江县境内的八开土司、三都县境内的甲早白姓土司等，也与当地的水族发生过多次纠葛抗争。1432年水族人民在韦翁同的领导下，反抗烂土土司的斗争；1479年水族人民支持苗族人民反抗安宁土司的斗争；1489年水族人民围攻镇压人民的军事据点杨安堡等。

从清初到鸦片战争的200来年间，水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平坝地区，水稻亩产可达三百斤以上，已有少数从农业分离出来的独立手工业者，在烂土、三脚屯及荔波县城等城镇出现了小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根据嘉庆年间的记载，当时手工纺织技术已达相当水平，烂土出产的斜纹布，称为“顺水班”，行销邻近各县。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乾隆时，仅三脚屯州洞辖区内，农村初级市场即有14个之多，来往商旅络绎不绝。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水族人民的统治，在水族的土司辖区内增设流官。这时地主经济有了相当发展，农民的土地大量被地主霸占。至19世纪初期，水族地区已出现了拥有一千多亩田的大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英勇的水族人民与临近各族人民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统治者及本民族剥削阶级的斗争。1803年，荔波知县胡苍睿等一批赃官在赴任途中被水岩的水族农民全部消灭。从此以后，清政府派到荔波的官吏，“莫不心怀畏缩，裹足不前”。

19世纪8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深入水族地区。农民被诱迫大量种植鸦片，每年沿都柳江外运的鸦片达数十万两，农村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过去水族妇女纺织的传统的“水家布”，因质地牢固而不易褪色，行销远近，这时也由于洋布、洋纱的输入而受打击，传统纺织业变成了洋纱加工手工业。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本有过微弱的发展，在今三都水族自治县内开办铁、汞、锑等矿厂，但终于为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垄断，买办资本家大肆掠夺水族地区盛产的油桐、五倍子等土特产，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地租剥削由“对半分”变为地主收六成甚至七成，加上高利贷和雇工等剥削，逼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法国传教士在黔南设立了一些天主教堂，连三都县九阡镇板南村也建起教堂，教会与地主阶级相勾结，横行霸道，欺压人民。

帝国主义扶持的地方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1922年，云南军阀张开儒部路过水族地区就拉去民夫一万余名，沿途病死者不计其数。各派军阀竭力收编和扩大土匪武装，形成了军阀、地主、土匪三位一体的统治。从当时流行的谣谚可窥出水族地区的状况：“官如匪，兵如篦，保安团过如刀剃。”“穷人头上三把刀，官家压、地主剥、土匪烧。”在官匪联合统治下的二、三十年间，水族聚居的一些地区人口减少了1/3，农村荒凉，劳动人民大多过着吃蕨根、盖秧被、以灰水代替食盐的悲惨生活。

近代水族人民进行过多次的革命战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和20世纪初的反帝爱国运动。1855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水族人民在潘新简的领导下，团结周边布依、苗、侗、汉族人民，投入“咸同起义”，参加者达数万人之多，转战黔南桂北，坚持斗争达18年之久。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倒官僚、地主恶霸，废除苛捐杂税，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与太平军、捻军及回民起义军共同构成了当时全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大风暴。1906年三月，水族激于帝国主义传教士在水族地区的罪恶行径，与当地周边民族一起拿起武器坚持战斗年余，攻打都匀府，打开监狱，救出蒙难群众，捣毁教堂，先后参加斗争的群众达10万人以上。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水族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八军经过水族地区，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宣传党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火种。水族群众积极地给红军带路和运送粮草。1943～1944年间，水族人民为反抗征工、征粮、征兵，围攻三都县城。都匀套头地区围歼前来掳掠的国民党黄瑶部队，掀起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高潮。1944年1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侵入贵州，“黔南事变”爆发。日军在黔南横行的18天，践踏荔波、三都、独山、丹寨、都匀等县市，进退均经过水族地区。为保家卫国，英勇的水族人民奋起反击，打响了贵州民间抗日的第一枪和最后一枪。在这次反抗侵略斗争中，水族和周边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战斗，共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一大批军械，谱写了一曲壮美的卫家保国颂歌。1949年，水族进步的知识分子潘文兴，联络布依族知识分子覃杰等，秘密组织武装游击队攻克国民党盘踞的荔波县城，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

水族的信仰文化属于原始宗教信仰范畴。水族认为万物有灵而崇奉多神。自然崇拜，祖灵崇拜，神灵崇拜构成了水族信仰的核心。

在水族社会中，不论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对象，或是崇拜形式、信仰仪式，还是原始道德的内容及其形式与传承方式，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信仰文化与民间知识二者相互杂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

水族以大米为主食，喜食酸辣调味，有“无菜不酸，无辣不食”的习俗。

待客以酒为重，主人敬酒时带头喊一声“秀”（即干杯的意思），众人也齐声喊“秀”，将酒饮尽。

水族在服饰上禁忌红色和黄色，特别禁忌大红、大黄的热调色彩，而喜欢蓝、白、青、三种冷调色彩。水族不喜欢色彩鲜艳的服装，而是喜欢色彩浅淡素雅，这表达了水族独特的服饰审美观，那就是朴素、大方、实用。

水族女服多以水家布缝制，无领大襟半长衫或长衫，长衫过膝，一般不绣花边。而节日和婚嫁盛装与平时截然不同，通常肩部、袖口、裤子膝弯处皆镶有刺绣花带，包头巾上也有色彩缤纷的图案。头戴银冠，颈戴银项圈，腕戴银手镯，胸佩银雅领，耳垂银耳环，脚穿绣花鞋，素雅文静。

水族男子穿大襟无领蓝布衫，戴瓜皮小帽，老年人着长衫，头缠里布包头，脚裹绑腿。

水族村寨大多是同血缘氏族聚居。起房造屋，通常要以主人的生辰八字择吉行事。水族传统的房屋结构，大多属于“人楼居，梯而上”的古越人茆榫“干栏”式建筑遗风，由“依树为巢而居”演化而来。

传统的杆栏住房，在平整地基之后，先用2米来高的粗大柱头修建稳实的承重平台，搭上厚实的楼板之后，才在其上架立高层的木排房架。“上以自处，下居鸡豕。”底层大多作为喂养禽畜，安装石碓、石磨及堆放杂物之用。干栏木屋，既具有防潮、防虫蛇、防盗的功能，又节约用地，颇受人们欢迎。为了纳福迎祥，从屋基选择、坐山朝向、木料准备、大梁砍伐、立柱上梁、乔迁生火等每个环节，一般都依照水书的宜忌行事。

起房立柱，通常选用卯时。“卯者茂也”，在水书中含有生育、开启、发达之义。木匠师父还要迎请分管起造的水书创始人“六夺公”到场保佑，并以鱼肉就饭祭祀。新房上梁之后，主人家用染过的布匹从大梁上垂挂下来，将驮着谷穗、新衣、布匹、秤、口袋等物品的马匹以及水牛，牵进新屋。当天即在堂中生火，以烟大火旺为荣，取巫术相似律以期实现人丁发达、财源广进之目的，同时省掉择吉乔迁之烦恼。

水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字。

水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侗台）语支，共有声母71个，韵母55个，声调8个。水语与壮侗语族中的侗语、毛南语、布依语、仫佬语、壮语、傣语和黎语等有亲属关系，尤其与侗语、毛南语、仫佬语更为接近，并有许多同源词。水语跟同语族的壮语、傣语相比，内部差别较少，各地水族群众一般都可以用水语互相通话。水语可划分为3个土语区，没有方言差别。第一个是三洞土语区，以三洞乡板南村水语为代表。第二个是阳安土语区，以阳安甲乃村为代表。第三个是潘洞土语区，以阳和乡潘硐村的水语为代表。

水族古文字，以及用这种古文字著编的信仰文化、民间知识杂糅的典籍，水语通称为“勒睢/泐睢”，汉译为“水书”。水族古文字体系保留着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兼容的特色，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在日常生活中水族地区通用汉文。

在语言称谓方面，水族地区普遍使用水语交流。日常交往，人们沿袭尊长、尊老的美德。村寨里的媳妇，凡见到年长的祖父母辈长者，则通称为公、奶，见到父母辈长者，通称为父母。结婚生育之后，习惯以其孩子的名字称呼其为某某之父、某某之母。新媳妇到来的三五天内，每天清晨除了给新郎家担水之外，还要为近邻每户挑一担新娘水，既表示新娘贤淑孝顺，也给家族认识新娘的机会。

水书是水族古文字及其著编典籍的汉译通称。

水书典籍是水族民间知识、信仰文化杂糅的巨著，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百科全书”。水书内容博大精深，除了直接反映水族天文历法、原始信仰之外，还兼容了水族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布阵攻守、伦理道德、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水族历史文化的珍贵典籍，也是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等学科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信仰文化所记载的水族众多的鬼神，既反映了水族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又反映了水族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经验积累，是失败多于成功的痛苦记忆。

由于水书是水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民族亲和力和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成为全民族信仰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水族各支系的重要精神纽带。

2002年，水书被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作为重点民族古籍进行收藏。2006年，水书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待客礼节，水族重酒、重烟而轻茶。

客人来到，要尽力招待，一般客人待以荤菜，重要的亲友杀鸡鸭招待，贵宾则杀小猪款待。入席之后，先用筷子蘸一滴酒点在桌子上，表示先敬奉祖宗与神灵，然后再享用。以鸡头、鸭头敬客，是水族重要的礼节。

交杯酒、肝胆酒是待客敬酒难得的礼仪。水族待客以酒为贵，并有“客人不醉不罢休”的不成文规矩。水族喝交杯酒形式特殊，让席间所有饮者联臂举杯，右手端着自己酒杯向右侧的饮者伸去，而左手则接过左侧饮者递来的杯子，使席间形成一个封闭圆圈的互饮形式。通常由长者、尊者或客人先饮，其余的人则高呼三声“耶--”的祝贺声助兴。

杀猪待客通常有肝胆酒的礼仪，就是将附着苦胆的整叶猪肝，用火子烧结胆管口，煮熟后一道供祭。饮用时，把胆汁注入酒里。肝胆酒表示主人真心诚意待客，象征肝胆相照、苦乐与共。加上苦胆有清火明目、降低血压和帮助消化的功效，适量饮服肝胆酒对身体有裨益。

外嫁的女子回娘家来省亲，当其返回郎家时，家族邻里或以彩色糯米饭、或以粽子赠与，往往还附上一只鸡鸭膀腿、或一块熟的猪肉、或几条炕鱼、几块煎炸豆腐。这些礼仪既表示亲近，又加深情感的联络。

水族重糯食，一挑挑的摘糯谷穗（亦称米廉、谷廉）是婚丧起造的重要礼品。

水族有本民族自己的历法——水历。

水历与夏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水历以夏历八月为岁末，九月为岁首。

水族文学的主流是民间口头文学。这是水族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对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以及自娱自乐的成果。这些成果历史地、形象地反映了水族绚丽多彩的社会面貌，以及对人生美好的追求与向住。

水族民间文学，依文体分类，可分为韵文体和散文两大类。

韵文体的作品为说唱结合的曲艺“旭早”、歌谣类。散文体按其内容和形式，可分为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谚语、谜语等类别。

水族创世纪神话与传说，是水族先民在远古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如何形成，人类及动植物怎样起源等主题而展开的。这些题材重大，范围广阔、内容深邃的远古时期创世纪神话与传说，是水族文学史上最光辉和灿烂的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包括仙婆牙娲开天地、造万物，人龙雷虎争天下，殷公（恩公）踩拓天地，洪荒遗民兄妹再造人烟等。创世纪神话，古歌占有优势，散文体未整理出比较完备的作品问世。

牙娲，或译为牙巫、伢俣、牙福，是水族创造万事万物的大仙。“牙”是年长女性专用词，意为婆、奶，“娲”为其名，或称仙婆牙娲。仙婆牙娲是水族远古神话中最高权威的主神，其本领最大，开天辟地，创造人和万物，不论在神话传说还是古歌中，其显赫、神圣的位置是无与伦比的。《拱恩点恒》是继仙婆牙娲之后，殷公踩拓凡间、修补人间的男仙神话故事。

水族神话《人龙雷虎争天下》颇具艺术特色。人和龙、雷、虎是同胞兄弟，后来大家为一穗小米、平坝田地和茅屋等财产的分割问题发生内讧。于是，天仙出主意，让四兄弟斗法比本事，谁赢了就由谁来主宰天下。故事形象地反映了人兽同源，私有制的出现，原是公有制的灭亡，种植业的发展，以及人用火攻战胜所有对手而成为世界主人的朴素观念。

水族乐器有铜鼓、皮鼓、锣、芦笙、胡琴、唢呐等，其中铜鼓最具民族特点，历史上氏族、部落之间进行征战，以击铜鼓为报警信号，后改为吹牛角代替，铜鼓曾被视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

水族曲艺，由寓言式的双歌“旭早”演化而来，是文艺工作者从带有一定表演性质的水族传统大歌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

水族曲艺由双方表演，以唱和为主。咏唱之前，在简单表演中说一段简短的说白，类似小序的故事，然后再唱和。较长的曲艺，咏唱之中还往往插入说白。这种说白、唱和及简单的表演，往往有机地融为一体，充满哲理、情趣与欢乐。

其代表作有《龙女与鱼郎》、《老虎鱼虹龙》、《乌鸦与白鹤》等。

水族歌谣种类，按内容可分为古歌、生产歌、风俗歌、礼仪歌、风物歌、酒歌、丧歌、苦歌、情歌、婚嫁歌等。按形式可分为双歌、单歌、蔸歌、调歌、诘歌等，而以双歌、单歌居多。有的习惯把酒席上唱的歌称为酒歌或大歌，而把在其它场合唱的歌称为小歌。

水族歌谣的句式结构有七言、四言、五言、六言不等，而以七言句居多。七言句呈三、四字分节停顿，歌谣十分注重押韵，有“无歌不有韵，无韵不成歌”之说。且押韵自由，头韵、腹韵、尾韵交织使用，且变韵快，人们称为回环交织的流水押韵法。

水歌多用比喻，尤其以隐喻最为普遍，其次是拟人、复沓、排比、反问、设问等手法。随着汉文化的深入传播，都匀市等一些地区多唱汉族的七言句民歌，但吊丧歌依旧用水语演唱。

水族的民间舞蹈艺术有铜鼓舞、角鼓舞、芦笙舞、斗角舞等，每逢节庆即舞蹈助兴。

水族斗角舞由两个演员头戴牛头道具，在众人吹芦笙舞曲与女伴舞者围成圆形舞场，斗角表演者做各种斗角姿态，将生活中的斗牛表演的惟妙惟肖。

水族芦笙舞由男人吹奏芦笙领舞，女人跟在后面随着芦笙曲调的变化，踏着节拍跟随着领舞者的舞姿去变化着同一的动作。

水族角鼓舞是用两端植入一对水牛角大革鼓为主要道具而得名。舞蹈时，在角鼓、铜鼓鼓点的导引下、男生吹芦笙出场，女生尾随其后翩翩起舞。其间，还插入斗牛、收割、男女情爱的舞蹈内容。

水族的手工艺品有剪纸、刺绣、印染、雕刻等。水族的石雕颇具盛名。

水族马尾绣最具特色的刺绣工艺，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马尾绣用马尾作原材料，用手工将白色丝线紧密缠绕在马尾丝上，成为类似低音琴弦那样的白色预制绣花线，然后按照传统纹样，将这种白色绣线盘绣于花纹的轮廓上，中间部位再用7～9根彩色丝线编制的彩色扁线填绣，马尾绣背带是以马尾绣为主要绣法，综合了一些其他绣法的刺绣杰作，集中体现了水族刺绣的精湛技艺。

此外，水族的刺绣还有平绣、空心绣、结线绣、螺线绣、绞绣、皱绣等。

水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在小家庭的基础之上，生产工具主要有：犁、耙、钉耙、耥耙、秧耙、踏犁（步犁）、笃撬、薅锄、挖锄、铲锄、手锄、斧头、柴刀、镰刀、锯镰、摘刀、谷桶、木锤、铁锤、水碾、舂碓、扁担、扦担、凿子、推刨、锯子、梭镖、弓箭、铁夹、鸟枪、火炮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摘刀、踏犁（步犁）。摘刀，主要用于采摘糯稻、红稗及喂牛的芭茅草。采摘时，右手持刀，一次一穗或一刀一根把采摘的物品摘下，然后结束成把，以便于搬运或晾晒。踏犁，适合于山区深翻土地，既省力而又不踩板泥土，颇受农户欢迎。农活，一般入冬之前挖泡冬田、翻稻茬田，让冰雪扎松土壤及杀死虫害。入冬之后，抓紧割草积肥。快开春时，就准备修整水塘、水渠、水沟。在古代，山区梯田的开发，大多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

水族种植水稻有悠久历史，形成众多十分浓厚的稻作相关习俗。水族历法以稻作物候为依据，水族的卯节与端节，就是因稻作种植与收割而形成的盛大年节。过去，人们认为在稻作生产关键阶段，博得稻神欢心才能获取稻作丰收，因此从浸种、撒秧、栽秧到吃新收割每个关键阶段，往往要依据水书择吉行事。开秧门之前，将两把稻秧带到家中以鱼肉酒饭供祭，请盛装的年轻媳妇主祭，喃喃祈求神灵保佑稻作丰产：“别人的稻谷用摘刀采摘，我家的稻谷用斧头砍。斧头砍根桩，摘刀摘尖稍……”。然后，由这位媳妇带着秧苗先下田栽几行之后，盛装待命的其他妇女才纷纷下田劳作。开秧门仪式，既是对稻神的尊重，又是运用相似律的巫术原理，让少妇旺盛的生殖力转嫁到禾稻上，祈求获得更大的丰产。

水族崇拜鱼，鱼是大多数水族地区的图腾崇拜物。水塘养鱼、稻田养鱼是水族地区的重要技能与特色，人们运用田鱼产卵和用稻草团分卵繁殖的技能，掌握洪水及野兽对渔业危害的方法，使鱼稻获得双丰收。所以，饭稻羹鱼成为水族的传统习俗。

水族的岁时节日有20多个，如端节（借端、吃端）、卯节（借卯）、额节（借额）、苏宁喜（借宁喜）、敬霞节（敬霞、拜霞）、春节（借荐）、清明节（挂青、挂社）、端午节（借王）、铜鼓节、洗澡节（六月六）、黄饭节、花椒节、二月二祭白龙、三月祭龙节、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七月半、七月接送老祖、中秋节、重阳节、十月舂牛粑、拜庙（拜菩萨、拜哥善、拜善）、宇魉（韵娘）、吃新节（借咬里、借熬利）等等。

端节，是水族最隆重的节日，水族人把这个节日当成汉族的春节一样来过。端节，水语称“借端”，意为吃端，是新年开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聚会亲友的年节。2006年，“水族端节”、“水族卯节”，分别被列为国家级、贵州省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端节是水族过节范围最广、人数最多、历时最长、批次最多的节日，被誉为水族最盛大的年节，也属世界上历时最长、批次最多的年节。端节在水历年终12月及新年正月期间过节，对应阴历八九月，正是桂花飘香，稻谷成熟时候。古华夏称新年正月为端月，端月的第一天称端日，水族至今依旧如此称呼。端节祭祖要忌荤，以鱼为至珍祭品，鱼包韭菜是传统的供馔。祭祖除了丰厚食品之外，还将锄犁和镰刀等生产工具摆上，借以启迪后裔继往开来，靠劳动去开拓幸福。

水族端节属古代稻作物候的部落庆典遗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年：“谷熟也。”谷熟庆典曰过年。水族的水历，以及盛大的端节，准确诠释汉字“年”的本义。端节以亥日为主干推算节期，古代分九批，现在分七批按地域或氏族村寨轮流过节，其间还有地支午日、未日、酉日过节的。端节首尾间隔，一般年成历时50余天，闰年为60余天。首批端节，从都匀市套头地区开始，后面六批端节轮到三都县、独山、荔波、榕江、丹寨、雷山等县的水族。过端阶段，村村寨寨敲击铜鼓皮鼓，吹笙唱歌，彻夜不绝，终月不止，亲友和周边民族来走访祝贺，水族山乡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之中。端节赛马是水族先民在发祥地的征战遗风，逐步演化成为重大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也是南方民族独有的习俗。赛马在约定的“端坡”上举行。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聚集这里。当跑道主祭人拔掉草标，高呼“开端、开年、开道”之后，众骑手扬鞭奋蹄，竞相奔驰，一片欢腾。“端坡”上还有文艺节目演出，有各种商品出售，成为人们情感和物质交流的盛会之地。

额节，意为吃额，是荔波县永康、拉交地区水族的年节，除了没有跑马活动之外，过节的时段与内涵与端节相似。

卯节，水语称“借卯”,义为吃卯，在夏收夏种结束之后的水历9～10月间（对应阴历5、6月）分四批过节，是预祝稻作丰收与人口增殖的重大年节之一。头三批分布在荔波县的水利、洞托、水浦等地。最盛大的第四批卯节是三都县九阡镇、荔波县永康等地关尾。节期在《水书》中被认为是“绿色生命最旺盛的时节”。卯节，以地支卯日为节期，并以辛卯日为上吉，以丁亥日为至凶，担心旱象严重影响收成。以祭祖、祭祀稻秧、祈雨、对歌为主要内容，是祈求稻作丰产和人口增殖的传统年节。三都县水各村的卯节、卯坡，已作为重要的旅游文化开发。

苏宁喜节，水语音译，义为水历四月丑日节，水历四月对应阴历腊月，源于对生母娘娘祭祀的古节，被誉为水族的妇幼节，是贵州省三都县和勇村板孔、吉勇及相邻的独山县火寨等地的年节。节日期间，人们互相走访庆贺，而娃儿们却别有一番乐趣，他们提着特制的小提篼，结队挨家逐户去讨吉利的年饭。受到人们的热情地接待，给每人散发彩色糯饭、肉块、豆腐干及红鸡蛋等。

铜鼓节，是居住在都匀市基场、阳和两乡的水族，于清明节后第一个卯日在陈蒙坡丫口寨欢度的节日。相传先祖迁来时，部落斗争频繁，虎豹成群，经过努力解除了灾害。各村寨聚会商定，从此于清明过后卯日这一天聚会陈蒙坡欢庆胜利，相因成节。此外，还有独山县羊场地区农历六月六日在温泉过的洗澡节，三都、荔波等地传存敬雨水神的古朴“霞节”等。云南富源县古敢乡水族的节日还有二月二祭白龙（中和节，或称祭小白龙）、三月祭龙节（地支巳日过节，是古代上巳节的遗风）、六月祭土地、六月祭山神等。祈求风调雨顺，年岁丰稔，村寨平安。

水族婚姻沿袭传统习俗，恪守同宗血缘不娶、异宗异姓氏族开亲的原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旧是水族地区男女青年婚姻的主流。注意门当户对，讲究明媒正娶。即使当代，恋爱不十分自由，婚姻难以完全自主的现象较为普遍。水族很早就实行一夫一妻制，封建时代出现的纳妾现象也为数极少。水族古代议定婚姻范围十分严肃，由此产生《倒栽杉》、《倒栽枫》和《破姓开亲》的种种传说。同时，与当地的习惯法紧密相连，故有“南低宇，吃不得”之谚语，即同血缘家族屋檐下的吊丧肉吃不得，特别注重婚姻集团内部的凝聚作用，即使相隔的年代久远也不能开亲。违反上述原则，习惯法最严厉的是沉埋处罚，尚未发现铤而走险的事例。鱼是水族的图腾崇拜物。在婚俗中鱼常作为信物、圣物出现。缔结婚姻时，在荔波、九阡等地请媒人提亲时，男方母亲悄悄把包好的几条小干鱼置于盛着礼品的竹篮底部。而女方之母收到礼品时，也首先查看篮底是否有小干鱼。若应允婚事，则收下礼品和干鱼。新娘出阁之前的祭祖席上鱼更不可少，新娘还要吃下一筷鱼，以获得祖宗保佑。迎亲时，女方要看到男方带来的罩鱼笼和象征大鱼的金刚藤叶子等信物，才能发亲。迎亲进门时，要用鱼水罐祝福，即用新的小罐子盛上井水和两条小鱼，放在大门及新房门口，祝福新人如鱼得水，恩爱白头，并获得鱼类旺盛的生殖能力。为了家庭人丁兴旺，民族强盛，鱼作为联姻的信物、圣物的习俗，在水族社会中世代传承而不衰。

女方允亲之后，通常要吃认亲酒、定亲酒，男方向女方家送上一头肥猪、银饰、礼金、服装及红糖等若干礼品，公开联姻消息。吃大酒接亲，聘礼悉数送上，场面更为壮观。迎新娘进家，新郎的家人全部退到屋外，虚掩大门迎候。大门外放着柴块，或放着打菜的竹篮及刀具。当盛装的新娘来到大门口，顺手抓起门外的柴块或提篮推门进家，象征劳作归来的家庭主人，并靠劳动开创幸福的新生活。当新娘正要跨进大门时，新郎的母辈一人往往朝新娘身上喷一口水，或用一束芭茅草拂拭，或撒一把常青的树叶，借以驱除途中可能染上邪气的绿眼鬼，从此幸福吉祥。水族传统婚礼，新人没有拜堂和闹新房之礼俗，当晚由伴娘陪宿，次日回娘家。过几天，新郎把新娘请来之后开始过新婚生活。过去舅爷的权力大，有优先娶姑妈女儿为媳妇的权力，俗称回娘头亲。现在，回娘头亲习俗已逐步消失，外甥女即使出嫁，作为交往礼仪只给舅父送一般性的礼物。传统婚礼，新郎一般不迎亲，而请几位未婚男女充当姨娘、舅爷的“菲、祝”代迎，大多数地区的新娘撑伞徒步行走，但有“忌踩脚印”之习俗，即遇上抬死人或有另外新娘经过的路段，要背新娘避让以消灾。都匀市套头地区的水族，还保留着由兄弟全程背新娘送到新郎家的古俗。

水族的丧葬习俗主要特点是：禁忌繁多，厚葬、隆祭、久祀。水族丧葬集中体现了祖灵崇拜、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的信仰文化内涵。同时，丧葬又成为水族传承孝道和祭祖礼仪、调整人际关系、提升血缘氏族凝聚力、交流社会知识的重要活动。水族的厚葬，并不体现在随葬、陪葬物品的贵重与多寡，而是反映在制作石棺坟墓、大型墓碑的建造方面。这种现象远远超过相邻的周边民族。在过去的50多年间，水族地区的石棺墓和大型墓碑被毁了大多数。目前，仅余下三都县引朗石棺墓、荔波县水浦石棺墓等两个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水族石棺墓有二、三层，外形与干栏住房结构相似，并雕刻有精美的花鸟鱼虫及人物故事等图案。水族丧葬的隆祭之风，还表现在为死者举行的各种盛大而复杂的吊丧“开控”活动，有的称为“砍利”。吊丧活动规模大小，往往依据孝家经济实力而选择“小控”、“中控”、“大控”和“特控”。特控又称“控腊”的规模最大，过去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担负得起。水族大多数地区吊丧要忌浑吃素，以鱼主祭品，奉献牺牲男丧重马及水牛，女丧重水牛及猪。丧葬吊丧活动，有条件的要吹芦呐、跳舞、唱歌、演花灯、耍龙舞狮、制作各类纸扎的旗幡伞盖等，客观上成为水族民间工艺美术、文化交流、男女社交、聚会娱乐的重要活动。

过去，水族地区有“人死饭甑开”之说，吊丧期间无论是谁来到，孝家都要供给饭菜接待，或让来者在吊丧场中的谷桶里任意取用糯饭充饥，开销颇大。为了消除丧葬活动中低沉的气氛，都匀套头的水族男女青年有用蓝绿黑等冷色调颜料打花脸戏耍的习俗。水族丧葬的久祀，体现逢上清明节要扫墓，逢年过节或家里遇到重大红白喜事，要为亡灵举行祭祀活动。三年守丧过了之后，还要举行隆重的除服活动。尽可能为亡人立碑纪念，是水族悠久的传统习俗。水族地区遗存的众多石棺墓、楼阁碑墓，就是这种遗俗的见证。水族过分重视吊丧活动，过去有些家庭为其所累，借债勉强支撑，结果人劳财散而一蹶不振。

由于丧葬活动集中地反映了水族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信仰世界的生死观与鬼神观，也反映了从祭祖中寻求永生和纳福发展的功利目的，因此成为集中传承孝道和社会知识的重要实践活动，成为禁忌最繁多、礼节最繁冗的民俗活动，也成为民间运用水书、锻炼水书先生的绝妙机会。鱼是大多数水族地区的图腾崇拜物，在祭祀祖先和丧葬活动中，鱼的圣物角色尤其显得突出。当有人过世，首要大事是通知氏族成员忌荤吃素。水族吃素，只忌禽畜兽类的油肉，不忌水产鱼虾之类，而以鱼为最珍贵的祭品和待客的佳肴。吊丧食素，既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缅怀和对孝家的尊重与同情，又是维系氏族情感、增强和提升氏族凝聚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有用面粉拌和植物油制成鱼虾蚌蟹的水产类模型祭品，有的还以活鱼祭祀墓穴，有的要将鱼卵撒在新坟封土上等习俗。鱼是水族的图腾，鱼卵象征水族后裔兴旺发达。今天的子孙，就是明天的祖宗。死与生，老与少，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把家庭兴旺和民族昌盛的美好愿望，都贯穿在丧葬的活动之中。水族重土葬，还分浅葬、假葬、深葬，以及杜绝恶性遗传的倒罈葬等。随着社会的进步，水族地区丧葬活动逐步呈现不择吉下葬，而以亡人过世三、五天为葬期的新局面，而且丧仪逐步简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风尚。

为了反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水族人民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斗争。早在北宋时，包括水族先民在内的“抚水州”僚人就曾掀起过多次反抗宋朝压迫剥削的武装起义，以大中祥符九年（1016）的反饥饿武装暴动为最著名。1855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潘新简领导水族人民在今三都县九阡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者以水族为主，人数达万人之多。起义爆发后，他们随即联合古州“七十二寨”的苗族、侗族起义军围攻荔波县城，一举击溃清军五个营，声势大震。1858年至1866年，水族、布依族、苗族起义军与太平军石达开部互相配合，在黔南地区开展了英勇斗争。此外，水族人民还参加布依族罗光明领导的上江农民起义和苗族领袖张秀眉领导的农民起义，前后坚持斗争达18年之久。

水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山东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并曾两次回贵州，对水族地区的革命斗争有一定影响。1931年光荣牺牲。1930年，广西左右江红军全力北上，途经水族地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组织群众进行反压迫反剥削斗争，播下了革命火种。1944年，日本侵略军侵入黔南，水族人民自动拿起武器，在九阡地区一举歼灭日寇100余人。

邓恩铭是水族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人。他有如此影响，其因有二，第一，是中共一大代表，凡是知道中共是怎样建立的人，都知道他；第二，2001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一）》纪念邮票一组，邓恩铭的形象在第三枚邮票上，凡是集邮的人或收到贴有这枚邮票的邮件的人，都会知道他。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1901年1月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1917年秋，他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赴山东省投奔自己的二叔，进入济南市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在五四运动中，他走上革命道路，被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刊。在此期间，他与王烬美同志结为战友，并进一步接受了马列主义。1920年11月，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并参与组织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与王烬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次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委书记，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192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在济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曾领导越狱斗争。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年仅30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恩铭，英名不朽，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