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暴动”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在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今永定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建立起了福建最早的一支红军军队这次暴动是永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封建土地制度的残酷剥削、压迫的壮举。是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群众性武装暴动。

首先，近代以来由于政治动乱和社会不安， 乡村地主和豪绅出于安全需要纷纷离开乡村; 而居住城市的商人、官僚和军阀却投资于土地， 农村土地所有权不断转移到农村以外的人手中。永定乡村社会结构是地主、豪绅、富农占 少数，佃农和半佃农占大多数。土地大部分是城内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宗族公田。佃农和半佃农为了生存，需要向城内地主、豪绅和宗族公田租种土地。因此，永定县乡村社会阶级结构和土地占有现状，决定了农民在经济上需要依赖城内地主和豪绅而存在。

其次，永定县山多田少，单纯依靠农业耕种是无法解决生活问题的，手工业成为永定农民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 “永定物产有米，番薯，花生、豆子。烟叶尤为特产，造成条丝烟每年运销各省，为永定唯一大的经济来源。又有木头纸等出口。鸦片产量亦多。木头纸亦为永定运出品之大宗”。地处闽西的永定民众“即用这些土产工业，来交换食盐、煤油、布料及日用工业品等”。来自农村的农产品和源于城市的工业品之间的交换，强化了城乡之间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

最后，“地主豪绅将他们剩余资本集中于市镇。在乡村市镇或较大的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力量，日益加大”。由于商业资本高度集中于城市或市镇，高利贷在乡村盛行。“而地主往往就是高利贷者。借贷利息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高利贷则达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甚至百分之百……” 即使当时乡村借贷是高利借贷，大部分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必须靠借债度日。“农民穷了必举行借贷，地主乘此机会放高利贷以榨取农民……更使农民破产日亟。” 此外，永定附近乡村的农民还经常需要到城市卖柴或卖炭以维持生计。

因此，近代永定的乡村对城市形成了严重的经济依赖关系，它使农村和农民成为了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永定近代城市和乡村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一是在政治上，城市主要势力包括军阀、豪绅、地主等与乡村的对立。辛亥革命后，打着各种旗号的大小军阀在永定加派军饷、抓壮丁，任意勒索。在城市或乡村豪绅则包解捐款、诉讼、勾结军队，压迫农民。“失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当兵及别地谋生的都不过是很少部分，他们大半是为土匪”，由此造成了永定土匪数量非常多，而“匪首与土豪有密切的联系。各乡各村各区，都是形成一种土匪与豪绅相勾结的政权”。二是在经济上，福建全省经济发展表现出极端不平衡性，“东南重要城市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而西北偏远乡村，仍保持原始的农业社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深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也加重了农民生活的痛苦。三是在思想观念上，由于近代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距的凸显，加剧了城乡思想观念的分离，导致了城里人的心理优越感及对农民的偏见和歧视。“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轻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

乡村的农民受城市军阀、地主和豪绅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文化上的歧视，“闽西的工农引起了近代城乡矛盾的不断激化。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极端的压迫底下，所过的生活简直是非人类的生活。他们解决（放）的要求是万分迫切”。农民最痛苦的是土匪与豪绅的压迫，……最迫切是要解决的要求是生活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他们共同的表现是要求枪枝，要求与豪绅土匪决死战”。

永定暴动是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计划布署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举行了震撼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接着又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发动秋收暴动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为了响应“八一”起义，配合秋收暴动，中共中央8月7日致信闽北、闽南临时特委，指示在闽西组织农民暴动，“以与广东将起之农民暴动打成一片。”10月15日，又指示福建党组织∶“在闽南（包括闽西一笔者注）各县依目前主客观的条件应即开始暴动起来。”“发展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与叶挺退往闽南的军队相联络，占据几个县城，在闽南形成一个暴动的中心势力，然后发展到其他各处去。”

永定县位于福建西南部。与上杭、龙岩、平和、南靖和广东的大埔、梅县接壤。为闽粤交通孔道之一，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占有重要位置。永定人民深受豪绅地主剥削和兵祸匪害之苦，对反动统治深恶痛绝。1926年初夏，中共永定支部成立后，永定人民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到1927年冬，成立了永定县委，支部发展到4个，党员120人，农会发展到3000多人，具备了一定的革命力量。于是，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把永定确定为闽西南暴动的中心，对永定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28年春，中共福建临委对永定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指示永定县委∶“应积极丢发动工农群众日常零星的斗争，在这日常斗争中去组织群众，训练群众，武装群众，“我们只有如此才能准备群众，取得群众，也只有由日常零星的斗争，才能扩大凑成大规模的斗争。”对永定暴动的布署，省临委指出∶“湖雷、东乡、溪南三地应连成一片，造成包围县城的局面；金羊方面应向漳州一路发展；太平方面应注意与龙岩联络；胜远方面应注意与上杭一带联络。”同时对暴动准备工作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

为实现永定暴动计划，中共福建临委派出王海萍等两名特派员前往闽西参与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共永定县委遵照临时省委布署，积极做好暴动准备工作。

首先，在有农会及党组织的地方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日常的零星的斗争。1927年农历年关，党组织发动农民700余人到县衙门请愿，反对“冠婚丧祭屠宰捐”，县长迫牙群众的声势，同意冠婚丧祭屠宰捐可暂时不交。1928年春，党组织又领导农民开展了“借粮度荒”斗争。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

其次，在斗争中发展党和农会组织。通过日常零星的斗争，扩大和深入党的宣传，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使党和农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仅溪南地区的党员就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农民协会会员由3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

其三，为适应武装暴动的需要，在农民协会中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建立起“铁血团”组织，并“有计划地聚集农民武装编练农军”，“铁血团”由原来的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

其四，开展士兵运动，注意在敌人驻军、团防及土匪中进行地下工作，争取湖雷保安队士兵在暴动时倒戈，参加革命。永定党组织的努力工作，为暴动做好了充分准备。当6月2日国民党江湘营包围金砂公学，捕去我党领导同志及群众6人的事件发生后，中共永定县委立即在陈东坑湖圹小学召开党员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暴动，攻打永定县城。推举张鼎丞任暴动总指挥，阮山、卢肇西为副总指挥。会议研究了暴动布署∶使用“调虎离山”计，在太平持镇静，东乡（陈东坑）与湖雷开展游击战争，杀土劣地主，焚烧田契，如驻城敌军出城对付游击队，则乘机暴动，直接攻打县城。

6月29日，国民党湖雷保安队30名士兵在我党影响下起义，由阮山率领开往陈东与卢肇西率领的暴动队500余人汇合，先后攻打下洋、大洋、平水坑等地的民团。张鼎丞、罗秋天于30日下午率领1000余暴动队员，分三路向县城进发；7月1日凌晨攻进县城。直捣县衙门和监狱。但由于缺乏经验，暴动队伍与敌人激战数小时，相持不下，即撤出城外，包围县城整3天。7月3日，上杭县委派邓子恢来到永定，了解攻城情况及研究协同作战事宜，经与张鼎丞、罗秋天等具体分析了情况，决定停止围城，将队伍开回各乡。“在攻城退回后，就抽出武装在各处杀反动派”，并“预备各乡建设苏维埃，实行抗租，一方面集中队伍到各处游击，断绝城内粮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永定暴动基本上是按临时省委关于乡村暴动的要求和步骤进行的。其成绩是∶1、狠狠打击了反动地主及一切反动派。2、焚毁田契、债据，分配谷物。3、暴动发动后，迅即向各乡扩大革命影响。4、对于土兵工作已有相当的注意。但是，由于永定暴动是在紧急情况下决定的，未能及时向临时省委请示、汇报，因此也存在着弱点与错误。主要是“依赖军事的倾向”，“认攻城为暴动的总目标”，“没收土地和建设苏维埃的工作没有去进行”。中共临时省委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并给永定暴动以正确的指导。

7月7日，临时省委从报纸上获悉永定暴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常委会，研究和确定了永定暴动的方针、措施，并于7月9日和10日先后发出了以下指示∶

（一）上杭、永定、平和、龙岩四县委应即各派出代表3人在永定成立闽西特委。特委执委以7至9人组织之，常委以3人组织之。其任务为规划该数县工作的联系以期在斗争中能取得四县互相配合，互相声援的效果。

（二）马上成立闽西暴动委员会。此会执委以15人组织之。下设秘书处、军事处、裁判处、财政处、宣传处、交通处、谍报处，另设军事、裁判、财政三个委员会，主席概由执委担任。

（三）马上编制红军，以团为单位，永定可编3团，上杭1团，龙岩、平和各1 营，概归军事委员会指挥。连以上各级应设党代表，由闽西特委派遣之。红军军龄21岁以上，20以下编为少年先锋队。

（四）编制赤卫队，保障一乡革命政权的胜利。

（五）组织苏维埃。于一乡完全占领后，即应召集全乡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一乡苏维埃；于一区完全占领后即应马上召集全区群众代表大会，选举区苏维埃；于占领一县或数县亦如之，万万不能等待。

为推进永定暴动的工作，省临委派出领导同志加强永定领导，并调一批军事骨干参与指挥永定暴动。

7月10日，省委发出宣言，号召全省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正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12日，又发出24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大力宣传永定暴动的经过与意义，配合永定暴动，“特别是澄码、龙溪， 潮浦一带的党部， ……尤其要加紧军事工作，吸收军队中之革命分子，以破坏张贞的军队。同时，要加紧城市的职工运动，及城外与乡村的农民运动；号召广大的群众，以牵制张贞向闽西进攻，并进一步作夺取龙溪的企图。”

以上“一切布置目的，在完成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创造一个闵西暴动的局面。

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 及时纠正了永定暴动的缺点和错误，指明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道路。根据省委指示，7月15日，杭、永、岩、平四县负责人在永定金砂召开会议产成立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和暴动委员会。临时特委执委9人，常委3人，郭伯屏任书记，张鼎丞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暴动委员会执委21人，总指挥王海萍，副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伯翠。并把岩永杭暴动武装整编为闽西红七军第十九师，下辖3个团，龙岩自土和上杭蛟洋武装编为五十五团，永定金丰、上湖雷武装编为五十六团，永定溪南里武装编为五十七团。

中共闽西临时特委成立后，坚决执行省委指示。把永定暴动推向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7月中下旬，先后在溪南地区13个乡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乡苏维埃政府。8月间，在金砂金谷寺召开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选举廖德修为区苏主席，并通过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等。对于土地革命，当时中央虽然颁在了土地革命纲领，但还没有详细的办法，更没有土地革命的经验。闽西临时特委常委张鼎丞、邓子恢深入调查研究，大胆探索，在金砂进行分田试点，创造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然后推广到全区各乡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分配了10多个乡的土地，在近2万人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分配的工作，广大人民得到了土地果实。以溪南为中心的永定苏维埃区域，成为福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中共福建省委原来的策略，“是以永定暴动为开端，立即实现闽西的割据局面并向闽南发展。”然而，客观条件当时并不能立即实现闽西割据的局面。原因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尚处于低潮，闽西各县的革命力量未能给永定暴动以强有力的支援；又由于缺乏作战经验，缺乏武器弹药，永定革命力量也较薄弱，因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战的状态，永定人民面临着极大困难。为此，福建省委8月11日召开常委会，刚从上海来的中央巡视员郑超麟在会上传达中央对福建问题的指示，会议认为，“原来希望之立即实现闽西割据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纠正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闽西今后工作作出了十条指示，但不是“停止暴动”，而是要“深入并扩大我们的暴动工作，切实准备闽西割据的条件，布置闽西割据的前途，以保证很有把握地能实现这个前途。”

根据省委指示和实际斗争情况，永定党组织实行了战略退却。首先认真健全党的支部，严密党的组织，加强秘密工作，重新恢复农民协会与“铁血团”的组织；同时挑选在战争中表现坚决勇敢分子建立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以游击队配合“铁血团”来镇压反革命活动，不准任何人收回土地和收租逼债，以保护群众的土地革命果实。经过这些布置和动员解释后，就由群众代表与反动派谈判，而我们党则转而采取隐蔽方式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年底，溪南区苏暂停公开活动。直到1929年配合红四军入闽，解放永定城，成立了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委会，从此，永定和闽西各县的革命斗争连成一片。不久，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综观历史，中共福建党组织在永定暴动中的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暴动之前，福建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永定暴动计划，派出领导同志直接领导暴动的组织准备工作；暴动之时，及时纠正永定暴动初期阶段缺点和错误，领导闽西时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把永定暴动推向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使暴动获得了巨大成功；暴动之后，根据敌情我情变化，适时地组织了战略退却，保存了革命力量，为迎接红四军入闽，开辟大块闽西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和基础。在暴动中，张鼎丞、邓子恢、罗秋天、阮山、卢肇西等党的负责人，表现出了很强的指挥才能和革命创造精神。特别是张鼎丞、邓子恢创造的金砂分田原则和方法，为后来闽西苏区以至全国的土地革命运动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正是由于福建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闽西党组织的不懈努力，才使永定暴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此外，永定暴动后，中共永定县委在金砂金谷寺成立溪南红军营，这是福建省第一支红军部队；建立福建省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开辟福建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溪南区红色区域；首创“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抽多补少”的溪南土改分田经验并在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全面推广（经过不断实践总结，最终形成完善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分”的中央苏区土地分配政策）。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裁判处是我党第一个红色审判机构，也是当代人民法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