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言圣上在驴上，心中暗想，说：“我前次私访，获五虎庄的恶霸。今日览奏，不知前三门外土教匪徒在于何处？”正思想间，已至顺治门大街。忽听纷纷传言：“兴顺镖店亮镖！”圣上不知亮镖是何缘故，心中暗想：“必是人吃的胖，要亮亮膘头儿，联不免前去一看。”随跟众人一直往南，见大街南头路东人烟稠密，举目一看，有一高大席棚，悬挂花红甚多。也有书写“陶朱事业”及“本固枝荣”等字，下款俱是士、农、工、商有名之人。大门上有泥金匾一块，双插金花，上写：“兴顺镖店”四字，乃系名人之笔。圣上看罢下驴，将驴拴在隔壁粮店门口，手拿鞭子，分开众人，往内便走。
进了大门，坐在大板凳上观看。只见以东为上，上房五间，前出廊后出厦，满窗户玻璃，照耀眼目。南边雪白的院墙，当中有绿屏门四扇，上写“斋庄中正”。南边还有院落，北房五间，直通北后院。门里的影壁尚未修齐。有一个秃瓦匠，身穿白棉绸裤褂，漂白袜子，青缎子实纳帮皂鞋，年有四十来岁，细眉圆眼，手拿瓦刀在那里抹灰。又有小工一个，身躯胖大，穿的是茧绸裤褂，山东皂鞋；身高八尺，面如紫玉，扫帚眉，大环眼，平脑瓜顶儿；手拿九斤十二两大瓦刀，在那里煮灰；裤腰带上头，带着荸荠扁的咂壶一个。又见天棚底下摆着刀枪架子两个，两边有十八般兵器，件件皆精。北房前有八仙桌儿三张，上铺猩猩红毡，摆定元宝无数。
圣上看毕，并不知里面是何等买卖，只听南院内划拳行令之声，十分热闹。从东上房走出一人，年约二十有余，身穿白鸡皮绉小褂，青洋绉中衣，紫花布袜子，青缎子双脸鞋，腰系青洋绉褡包，上绣团鹤斗蜜蜂儿；黄尖尖的头发，小紧辫；甜浆粥的脸蛋，垂糖麻花的鼻子；两道杨眉，一双马眼，配着两个糖耳朵；手拿小藤子鞭，横眉立目来至圣上面前，说：“老头儿走开吧，别在这坐着！”圣上抬头一看，这小子就打了一个冷战，倒抽一口凉气。见圣上身穿宁绸古铜色齐袖大衫，篆底官靴，长眉阔目，准头丰满，一部银髯，天武神威，气相不俗，必非平等之人。看罢，忙带笑开言：“我当是谁，原来是老爷子。
那小子转身方才要走，忽听外面有人说：“老爷行好，有剩饭无有？赏给我兄妹两个一碗半碗。”圣上回头一看，见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约有二十有余，面带病形。女子低头不语，五官倒也端正，钗荆裙布，窄小弓鞋，虽无倾国倾城之貌，亦有羞花避月之容。圣上看罢，心中暗想：“各省大吏，年年进奏五谷丰收。我辇毂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看这二人之貌，并非久作乞丐，其中必有缘故。我朕出来可惜未带银两，若带银两，必定问明，周济周济他二人。”正想之间，见看门的小秦椒胡大，手举一藤鞭，照那乞丐劈头就打。那人还手，一拳将小秦椒打倒在地。小秦椒一阵贱笑说：“你还会把势吗？你念一个喜歌儿，我给你一百钱。”那人说：“我不会念喜歌，休得胡说！”
这小子往那人身背后一瞧，见一女子十分美貌，怎见得？有赞为证：发似青丝面芙蓉，鼻如悬胆耳似弓。樱桃小嘴含碎玉，天庭饱满地阁丰。淡淡春山含秀气，玲玲秋水透聪明。身穿布衣多齐正，裙下金莲一拧拧。衫袖半吞描花腕，十指尖尖如春葱。捧心西子真堪似，水笔丹青画不成。
《永庆升平前传》，九十七回。清·郭广瑞编。原书不题撰人。据卷首郭广瑞光绪辛卯年（1891）书序所言，此书系咸丰年间由姜振名演说流传，由郭广瑞据哈辅原演说“录成四卷”，“增删补改”，得“百数回”，交宝文堂刊本。可知编订者为郭广瑞，字筱亭，别号燕南居士，清潞河（今北京通县）人。书叙清康熙年间江湖英雄马成龙、马梦太等人协助朝廷搜剿肃清天地会八卦教的故事。书中写八卦教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其教徒有村夫走卒，亦有巡抚大员，组织严密，势力极大。马成龙、马梦太等人配命官军，历经艰险曲折，渐次深入至入卦教组织核心，最後生擒教主，将之一网打尽，“灭邪教永庆升平”。郭广瑞原编订的“百数回”，当为完整故事，不知何故仅刊行了九十七回。现存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北京宝文堂刊本、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上海书局石印本等。今据1996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排印本整理。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司马迁有感于身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文学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今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赢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以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远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
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