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垮台后，禁私学的苛政自然失去约束力。济南伏生将私藏在墙壁中的《尚书》发掘出来，进行教学。西汉初年，儒家五经的教学十分活跃，在齐、鲁、燕、赵等地已形成具有声势和影响的各个学派。此外，道、法、刑名、方术都有私学。

童学启蒙

汉代启蒙阶段的教育，除了有条件的人家自行教导子弟外，主要是在私学进行。教师称“塾师”，教学以识字、习字为主。并且有了比较适用的教材。西汉初，塾师将秦代留下的三种识字课本《苍颉》、《爰历》、《博学》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王莽当政时，扬雄作《训纂篇》。现仅存《急就篇》，且被广为流传，童子皆读。《急就篇》为综合性教材，以识字为主，介绍各方面常识。叶韵，七言，四言，三言，包括陈说姓名，介绍丝织、植物、动物、农产品、自然常识、疾病药物、身体器官、乐舞礼器、官职名称、各种杂物品类，指导进一步学习的方向，像一部小百科全书。此后如南北朝梁朝的周兴嗣编的《千字文》。他摹写王羲之书1000个不同的字，编为四言韵语，共250句。此书主要供儿童识字使用，内容包括天文、自然、历史、地理、建筑、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身修养以及语言等各方面知识。唐宋以后，一直沿用。并被译成满蒙文字，曾传到日本。唐朝人编的《开蒙训要》、《太公家教》、《蒙求》等，都是流行广泛的蒙学课本，为宋代蒙学教材的完备，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初级程度的蒙学还有“乡塾”。“乡塾”的教师称“塾师”或“孝经师”，主要教学《孝经》、《论语》。这一阶段的教育，一方面巩固“书馆”的识字成果，另一方面为专经研习作准备，同时让学童学会做人。这一阶段学完后，可到社会谋职，也可入太学或私学专攻一经或多经，这些传统在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一直得到延续。

专经研习

汉代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多属专经研习阶段的私学，这类私学，有的设在经师家里，也有经师带领弟子在外传授的。此类私学的教学水平往往不亚于太学。有的大师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欲拜为师，但又难于亲往门下直接受教，于是只在大师门下著录其名，是“著录弟子”，其实就是注个册而已，但同样具有弟子的身分。亲身前往教师处受教的则称为“及门弟子”。

因此，汉代经学大师的弟子能多至万人，但同时在教师门下受教的至多不过数百人。这么多的弟子教师仍然难以遍教，于是采取先由教师教给先来的高足弟子，再由高足弟子分头去教其他弟子的方式，可以二传、三传乃至更多，这就叫“次相授受”，或“转相传授”，董仲舒就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大师，比英国贝尔-兰卡斯特创立的导生制要早近两千年。次相授受使一个教师可以通过逐次相传的方式教授众多弟子，大大扩展了教育范围和成效，缺点是弟子难以直接得到教师教诲，有的弟子甚至长期见不到教师一面，转相传授的过程中也难免走样。

承前启后的汉代私学

我国私学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尤以孔子创办的私学最为兴盛；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私学进一步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私学，然禁而未绝。汉代私学是继战国私学之后我国古代私学发展又一繁荣与昌盛时期，这无疑是私学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研究汉代私学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私学的渊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汉代统治者对私学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政策

汉朝统治者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采取修养生息的政策，相应地对私人讲学也不予干涉，就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特别是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官学数量有限，使得私学就承担起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到汉中期，私学的学习和教学经历也成为选仕、做官的重要依据，这些政策无疑带动了私学的发展。

（二）官学数量、名额有限，难以满足个人和国家的需要

西汉官学设在中央，中央官学又设在京都，由于路途遥远和名额有限，并且主要是培养皇族和贵胄子弟为主，很难满足读书人的需要，因此入官学无望的平民子弟只能入私学接受教育了。

另一方面，

汉朝建国，为了维护国家政权，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急需大量的人才。所以统治者开始兴办官学，设太学，建“辟雍”，“明堂“等。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无法兴办更多的官学且只有京师才有太学，所以私学师生成为官吏的重要来源，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私学的发展。

（三）古今文之争和学术的繁荣

西汉末年产生的今古文之争，官方支持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者为提高自己学术地位，不得不到民间传授。学术文化的私家传授，使得私学不断融合各派观点，各家的大师也是层出不穷、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客观上带动整个私学的繁荣。

汉代私学按其程度可分为：

一是以识字教育为主的蒙学教育阶段；

二是以学《论语》，《孝经》为主初识经学教育阶段；三是以研习五经为主的专经教育。

书馆又称书舍，其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进行识字教育，传授一些数学常识；二是以《论语》、《孝经》为主的教育，是经学教育的准备阶段。书馆书师（教师）施教有“坐馆”和“家馆”两种。“坐馆”是书师执教家中或在公共场所开馆授徒，学童入馆受教。所谓“家馆”，即由贵门富户聘书师到家施教，受教者为本家乃至本族子弟。

书馆一般实行个别教学，重视口授和背诵。书馆的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兼习算学。书馆所用“字书”，种类较多，主要有《苍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算学则以《九章算术》为基本教材。此外，书师常采用体罚来管理和督促学生。学生若违反私学管理规定，或诵书、习字未能达到标准，均要受罚。这是古代蒙学教育的传统弊端。书馆教育是私学教育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巩固识字的成果，又是进入更高阶段学习的准备和过度。汉代许多人都是通过这个阶段而成为才华出众的人。

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是较书馆高一级的私学，其中程度较高的可以和太学相比。经馆的教师多为从事传授高深学问的学者或当时的名士硕儒。他们或亦仕亦教，或辞官致仕后闭门授业，或终生隐逸山泽间聚徒授经。汉代经馆通常只有一名经师主持，但弟子却有成千上万。如此众多的弟子，不可能个个当面传授，因此经馆学生常分著录弟子与及门弟子两种进行管理。所谓“著录弟子”，即在名儒学者门下著其名，不必亲来受业，类似后世的“拜门”，所以著录弟子能多至万人。“及门弟子”或称“授业弟子”，是直接从师受教的，往往有数百千人，其中许多人是私学大师的高足，直接聆听老师的教诲，甚至和教师一起辩论经义，商讨学术。经馆中常采用次相传授的方法进行教学。教师只对从业时间较长、有一定学问根基的高业弟子进行直接传授，再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初学弟子。这种独创的教学方法与近代西方兰卡、斯特和贝尔的导生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它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率，也使部分学生在参与教学实践的同时对自己的学业有所促进，在当代仍有重要意义。此外，汉代的经馆对我国后来

书院的建立颇有影响，堪称书院制度的导源。 （三） 家庭教育

汉代特别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汉代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有三种形式：

1.家世传授：即父辈对子辈的传授，子孙代代相传。儒家经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故经学传授成为家庭教育的重点。经学的关键内容只传子孙，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2．家教或家戒：即对子女道德修养、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教育，也是家教的经常性内容。

3.女子教育：汉代重视女子教育，不过注重的是女子妇德、妇言、妇容、妇行的教育，主要是为培养贤妻良母作准备。

（一）汉代私学打破了官学独尊的局面，使教育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实现学术思想的自由，有利于多学派的产生和汉代学术的繁荣。 私学自由办学、自由讲学、自由就学、自由竞争，虽不能脱离封建政治但较官学有很大的独立性。其教学内容较多样性，教学活动富有生机。私学学生可以自由择师，师生可以各抒己见，不同学派通过平等竞争而自由发展。正是这些优势决定私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此外，私学由于潜心治学，少有非学术上的干扰，许多私学大师的学术造诣并不低于博士，甚至高于博士，这种状况在东汉尤为突出。现查的东汉100多部经学著作中，有90%出自非博士的私学大师。由此可见，私学对汉代乃至整个古代教育的贡献。

（二）汉代私学具有循序渐进的教学系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善了教育体系。

汉代私学可分为初、中、高三阶段。初级阶段即蒙学教育，实现了知识的普及。中级阶段即诵读《论语》等经书，诵读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阶段逐渐分化出来，在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高级阶段即专经研习教育，私学大师大都精通一经或多经，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传播。三个层次的教学有机结合，连为一体，完善了教育体系，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三)汉代私学教学内容涉及范围广，对各门学科均有传授，为科技进步做出一定的贡献。

汉代官学主要讲授经学，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主要靠私学传授。与百姓健康密切相关的医学也主要靠民间医学传授。汉初名医淳于意 的扁鹊真传，又把医术传给期弟子。汉末华佗尤精外科，发明了“麻沸散”，并把高超医术传给学生。其它学科，如天文、数学、历法、黄老等，私学都有传授。家庭教育中，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学科和其它专门技术都是传承的重要内容。郭躬继父郭弘，家世掌法，数世传法；司马迁承家学，著《史记》。总之，汉代私学、家学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汉代私学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汉代私学对受业者来者不拒，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平民子弟，学生可自由择师，年龄、地域、身份不在成为能否接受教育的障碍，使社会下层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明教化水平

总之，汉代私学的繁荣对汉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代的私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民办教育的借鉴价值，也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