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汉军是清朝八旗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指代八旗中的汉军旗份佐领，并非单独有八个汉军旗，部分误称为“汉军八旗”。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构成八旗军的整体，皆以兵籍编制。分属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八旗汉军的主要来源是明末主动归附后金或在之后的战争中被其继承政权清朝掳掠于辽东的人丁，以汉人为主，也有少部分汉化女真人和曾入明为官的蒙古人等等的“重炮兵部队”。

八旗汉军为八旗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误称“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所建的八旗，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满洲人，又称八旗，开始只包括满人，各旗也有少数蒙古人和汉人。

皇太极即位后，一方面积极从事扩张政策，另一方面仍然注意缓和民族和社会矛盾。岳托曾向皇太极建议：施行满汉联姻的策略，凡归降的一品汉官，以诸贝勒女嫁之为妻；二品汉官，以国中诸贝勒、大臣女嫁之为妻。即使原来已经有了妻室，仍以诸贝勒、大臣女与之，以示我诚信。至于那些归降的普通士兵，则核查各牛录所属寡妇，给配为妻，或由国库出钱替其从民间另行娶妻。此外，再划给明军将士不同的土地，以资其生养。正月二十一日，岳托率先与额驸汉官佟养性结成姻亲。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等前往祝贺，并开怀畅饮，相互敬酒。对此，清朝的史官们记载说：“佟驸马及众官轮番向汗进酒，汗亦少饮。诸贝勒大臣众官皆未戒而畅饮之。此次所以饮酒，汗欲以和睦仁爱之义，俾大凌河新降各官观之，亦使异邦闻讯之，令其在国之佟氏家族人由衷喜悦，众官欣慰耳。”岳托的示范与皇太极的支持鼓舞了满汉群臣，双方纷纷缔结姻亲。二月初六日，大凌河官员与副将十五人一块儿娶妻，举办集体婚礼，皇太极欢喜异常，命令每人赏赐彭缎三匹、丝绸三匹、佛头青布十九匹、白银五两。稍后，皇太极又多次赏赐大凌河城归降明军的将士，并且给予了妥善安置。皇太极期望着能够尽快感化这些已经归降的明军将士，并且借此来感召那些尚未归降的明朝百姓，所以他才不惜倾全国之力，以各种方式来笼络归降的大凌河明军将士。

皇太极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蒙古人、汉人做好安置。归附皇太极的蒙古人和汉人官兵日益增多，以至八旗无法容纳，于是皇太极在八旗满洲的基础上，于天聪九年（1635年）建立八旗蒙古（2万5千人），此后又于崇德七年（1642年）建立八旗汉军（3万3千人）。加上原有的满人旗，合满、蒙、汉各八旗。这就使八旗制度臻于完备，武装力量不断扩大。

八旗汉军的创建，无论是对于皇太极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清王朝两百余年的历史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一方面，新建的八旗汉军，基本上是由八旗满洲所属汉人组成，而八旗之中大半归属诸王、贝勒所有，将其所属汉人丁壮选拔出来，重新组旗，彻底摆脱与原有各旗旗主的隶属关系，无疑是直接地削弱了作为各旗旗主的诸王、贝勒的势力。

另一方面，新建汉军的统率、指挥体系完全由皇太极负责确立。上至各旗的固山额真，下至各旗的牛录额真，皆系由皇太极派人选拔任命组成，这些官员全部对皇太极个人负责，且只需对皇太极个人负责，无论是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唯皇太极马首是瞻，使得皇太极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所谓的随心所欲是如此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从而更加重视、信赖八旗汉军。如此以来，在无形之中贬低了八旗满洲以及诸王贝勒的实际地位，极有利于皇太极压制诸王贝勒以加强个人集权的目标。

除此之外，汉军中人才辈出，尤其是在清王朝入关定鼎中原之后，出身于八旗汉军的督抚将帅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许多世代门第显赫的家族，例如雍正、乾隆年间盛极一时的杨文乾、杨应琚家族。

清代八旗分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红旗、镶红旗，8个种类。八旗“战则为兵，安则为民”。八旗汉军萌芽在1631年，1637年开始建立，1642年完成。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全部隶属于同一社会组织形式“八旗”下面。八旗汉军是军事组织形式。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是清代八旗组织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清帝的亲军，其基本职能还应是一种军事组织。

八旗汉军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共同构成清代八旗的整体。其建制、旗色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见八旗制度）同。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将降服的汉人编成十六个佐领，隶八旗满洲。明崇祯四年（1631），皇太极为平衡八旗旗主诸贝勒的军事势力，以汉人精于火器，拨出汉人别置一军，名“乌真超哈”（“乌真”，汉语“重”的意思，“超哈”，汉语“兵”或“军”的意思），佟养性为昂邦章京（总管）。十年分为二旗，石廷柱为左翼一旗固山额真（见都统）、马光远为右翼一旗固山额真。十二年分为四旗，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巴颜为固山额真。十五年增编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为固山额真，计一百二十九个佐领，两万四千五百人。进关后，因形势剧变，陆续编进了新投降和改编的汉人官兵，发展为二百七十个佐领﹐兵额两万人。编制扩大一倍多，兵额却少于初建。官多兵少，体现了笼络汉降官的政策。康熙中期以后为加强对其控制，参领以上员缺，每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补授。

八旗汉军最早是掌握炮兵的部队。努尔哈赤趁高淮乱辽的契机后金军最迟在天启元年12月就已经拥有了较为正规的炮兵训练活动，努尔哈赤于12月20日往各地下发喻令提前通知训练日期，以免守军听到炮声误认是明军来袭，且已能自制合格炮弹。天启二年努尔哈赤下令汉族官员管辖四千人口者出二百人为兵，其一百人配炮十门、长铳八十枝；管辖三千人口者出一百五十人为兵，其七十五人配炮八门、长铳五十四枝；管辖二千人口者，出一百人为兵，其五十人配炮五门、长铳四十枝。女真官员管辖二千七百人口者出一百三十五人为兵，其六十七人配炮六门，长铳四十五枝；管辖一千七百人口者出八十五人为兵，其四十四人配炮四门、长铳三十六枝；管辖一千人口者出五十人为兵，其二十五人配炮二门、长铳二十枝；管辖五百人口者出二十五人为兵，其十人配炮一门、长铳八枝。且火器兵与其余军士分开归属，应该是单独调遣使用。

八旗满洲在追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征战辽东的历次战事中坚定的支持努尔哈赤父子，因而深得努尔哈赤父子的信赖，至皇太极即位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随着一次次的对外征战，尤其是讨伐明王朝的战役之中，八旗满洲也逐渐暴露出了其严重的弊端：

一方面是满八旗仅限于平原野战，而不善于攻城掠地，在攻打明王朝的关内城池方面，远远无法与一起参战的汉军相提并论；随同参战的汉军不仅表现得同样骁勇善战，而且“谙水战，习地利”，在同明王朝的征战中，以汉兵为前驱，往往可以克服满族骑兵无所施其伎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最令皇太极深感头痛的是八旗满洲自上而下的劫掠习气屡禁不止。尽管八旗自从建立之日起即以战争和劫掠为生，对此，皇太极也深表理解，但随着皇太极一次又一次地入关作战，以及由此逐渐确立的将大明王朝取而代之的思想，却使得他不得不开始认真地考虑汉族文臣如宁完我、范文程等人所提出的关于禁止劫掠的建议。不言而喻，想要将一向视劫掠为家常便饭且当做是获得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八旗满洲会遇到多么巨大的阻力。

相形之下，随同做战的汉军却经常表现出一种少有的自我克制能力，能够基本上遵从皇太极屡次关于禁止大肆劫掠的诏令。汉军在屡次征战中的良好表现让皇太极对其予以重视。

天聪五年（1631年）以前，后金军中尚无大炮，攻城时难免会受到很大阻碍。于是在该年，皇太极因永平之战俘获的王天相会造炮，命其铸造红衣炮，并始编汉军一旗，旗纛为青色，由额驸佟养性率领这支“重兵”。汉军之所以在满语中被称为“重兵”也正是由于投降汉人铸造、掌管火炮而得名，因此可知汉军创制之初扮演着八旗军队中“重炮兵部队”的角色，火炮对于后金军队的重要性也使得汉军地位获得了提高。

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汉军扩建为二旗，旗纛仍为青色。两年后（1639年）再增至四旗，旗纛为纯青镶黄、纯青镶白、纯青镶红和纯青色。不过，无论是汉军一旗、二旗还是四旗时期，旗下人丁的本籍均属满洲旗分之下，当时汉军的旗色只是为了对兵种加以区分。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于清朝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将此战降人和之前大凌河降人编立佐领，与原先的汉人佐领一同组建八旗汉军，旗色与八旗满洲相同，至此汉军开始拥有独立的旗籍。

八旗汉军是促成清朝统一全中国的关键性角色。尤其是在清军入关之后，对中原的地形和敌情的了解方面，汉军要相较满洲更为熟悉。而且面对着上百万的抗清武装力量，蒙古和汉军越来越显示出比八旗满洲更强悍的战斗力，使得他们成为了清朝入关后南征西讨的先锋。尤其是在攻城和南方多山地带，满洲骑兵不得施展，汉军便成了清朝攻占这类地区的主力部队。

汉军还牵制着新附汉人所组成的武装力量——绿营。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加剧，若使满洲人直接控制新附汉人往往难以达到目的，有时甚至因为指挥不当逼反绿营，因此清朝统治者获委派汉军军官统领绿营；或将前明投降军官编入汉军，并令其率领原部参战。以汉军来维系对绿营的统领既达到了控制之效，又可收征战之功，使得绿营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更能明确表现八旗汉军的作用是对汉军人才的直接任用，这些人在清军南征的时候，对于瓦解抵抗势力的意志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以期让抗清势力认识到归降清朝也有可能像汉军一样获得重用。比如，编入汉军镶黄旗的前明降臣、大学士洪承畴在华南地区的经略就使得一度焦灼的西南方面战机逐渐逆转。另外，随着清朝兵锋向南延伸，八旗满洲的兵力越发捉襟见肘，于是汉军也成为了驻防八旗的重要部分之一。汉军在关内地区一般和八旗满洲、蒙古混合驻防，三藩削平后，汉军又进驻福建、广东沿海各省。

清朝占领关内以后，八旗汉军又对局势的稳定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们帮助清朝统治者适应内地的情况，因地制宜，继承明制。其中范文程、宁完我、张存仁、洪承畴等几乎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影响着国家大政的决策。在大政方针上，除涉及满洲贵族的特权问题外，其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上均能够有所提议，并被采纳。另外，由于急需说汉语之官员对内地进行治理，曾一度设置汉军专缺破例进行遴选，一时间各地总督、巡抚多为汉军出身。在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仍然比较尖锐，并非照搬明制就能够直接解决，所以汉军对清朝统治者的辅佐成为了满洲和汉人中间的一个缓冲点。汉军在二者中间找寻出一条既不冒犯满洲贵族特权，又将政策调节到汉人可以容忍的底线，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八旗汉军的从龙辅佐，清朝统治者未必能够夺取内地，并建立稳固统治。随着清朝政局的逐渐稳定，满洲统治者经验的逐渐丰富，汉军的作用才开始降低。

八旗汉军因战功封有很多知名世家，如李永芳、范文程、佟养性、石廷柱、尚可喜、耿仲明、沈志祥、张大猷、鲍承先、祖大寿、马光远、蔡士英、孙得功、王世选、左梦庚、施琅等家族。有“尚、耿、石、李、佟、祖、蔡、王”八家为“汉军八大姓”一说。虽然汉军在外八旗中通常被认为地位次于八旗满洲、蒙古，是整体地位最低的，尤其是清朝中期汉军专缺裁撤后，汉军出仕只能递补汉缺，但实际汉军的地位和待遇和八旗满洲、蒙古的地位平等。

康熙末年，由于八旗人丁的滋生，生计问题开始突显。清朝统治者对此的解决方式之一，便是强令资历较浅的汉军脱离八旗组织。乾隆七年（1742年），清高宗正式下令这批汉军出旗，除“从龙入关”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不在出旗之列外，八旗汉军组织中的其余部分，如入关后归附者、原属于三藩所部者等等皆在出旗之列，因此所谓的“汉军出旗”实际上是新汉军被强令脱离八旗组织。雍正元年（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72%。至出旗后嘉庆元年（1796年）的再度统计，上述壮丁仅剩22万余人，占当时八旗人丁总额的43％。汉军人丁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减少的事实说明，乾隆年间的出旗规模是巨大的，并使八旗子弟的成分构成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动，满洲子弟取代了汉军子弟成为主导的成分。

新汉军出旗后，留在八旗之内的已基本是陈汉军后裔，他们早在清初就满化了。乾隆末年，由清朝官方编纂的《国史列传》中更将汉军名人列入《满名臣传》之中。至清末，旗内满洲、蒙古、汉军之界限更是早已消逝，旗人群体产生了共同的心理状态。汉军后裔认同满族者以平南王尚可喜的后裔较为知名，有媒体曾报道过尚氏后人并提及其满族身份。此外，清代曾隶属于满洲正白旗的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九世孙常朗后裔也认同满族。

八旗汉军编制与八旗满洲相同，惟社会政治地位低于八旗满洲，亦低于八旗蒙古。在编制上，八旗汉军所辖佐领，崇德末年共有一百五十七个，又半分佐领五个；入关后续将降俘汉人及三藩余部编入，雍正末年增至二百七十个；嘉庆时定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个，直至清末未变。据《光绪大清会典》记载，清末有满洲佐领681个，蒙古佐领204个，汉军佐领266个。满洲佐领是汉军佐领的三倍左右。此外，受乾隆皇帝制定的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等政策，以及嘉庆时汉军旗人参与林清领导的白莲教里应外合进攻紫禁城，以及汉军旗人陈德刺杀嘉庆皇帝案的影响，八旗汉军自清代中期以后，势力一直很微弱。直到清末组建禁卫军，朝廷原意要以满、蒙、汉旗人组成由摄政王直接掌握的禁卫军，但由于几乎找不到可以当壮丁的汉军旗人，朝廷不得不在京畿地区的汉人子弟中招募壮丁。

督统洪承畴督统

郑芝龙（注：为出身福建之南方海盗，系清朝入关后始被招安编入汉军旗，并非典型之汉军旗人物）

督统尚可喜

大将军赵良栋

总督蔡毓荣（汉军正白旗）

大将军年羹尧（汉军镶白旗）

八旗制度中包衣组织的旗鼓佐领有时在一些文献中也称“汉军”，如包衣汉军、旗鼓汉军、内务府汉军等，或直接简称汉军，但实际上旗鼓佐领是满洲旗分下的包衣组织，并不是八旗汉军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