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铭(1903～1931)字仰盘，陕西神木人，化名王德昌、王振汉。

汪铭，字仰盘，陕西神木人

1903年4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一个贫苦家庭。

1914年那年，父亲病逝，他在祖母和伯叔的拉扯下，有了上学的机会。他刻苦好学，字写得俊秀大方，遒劲有力。

1922年，他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奔赴山西省城太原，进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该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高君宇的母校，也成为汪铭人生的新起点。他在这里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5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夏转为共产党员。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在太原发动同学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宣传，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

系统的教育给了汪铭丰富的知识。他能言善辩，擅长宣传鼓动工作。同年冬天，中共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他被推选为地委技术书记，承办和处理地委机关印刷文件、宣传品等文书工作。自此以后，他深入学生之中，走到工人中去，跟青年学生畅谈革命理想，与工人促膝谈心，启发工人的觉悟。当年寒假，他和同乡、同学王瀛回到家乡时，立即在县城高小进行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的宣传，组织旅外同学排演了《可怜闺里月》、《私塾一瞥》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教育的时装剧，向人民群众宣传和揭露社会的黑暗与罪恶。

1926年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汪铭于暑期回乡。他一回到家乡，就把北伐战争胜利的形势告诉给乡亲，并积极投身于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还给在榆林的亲戚、同乡李香斋、张心斋写信，说服他们采取行动，赶走了反动知县庞仁安，驱逐了横行乡里的劣绅乔济。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带动了山西革命形势的高涨，1926年11月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汪铭根据党的指示，加入了国民党组织。为了掌握统一战线中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党组织派他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传部工作。这时，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的言论甚嚣尘上，他深入实际，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公开地驳斥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的言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锡山遥相呼应，在山西实行“清党”，太原城内一片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无法在此立足。怎样才能保存革命的火种?怎样才能使党的组织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农村去。

不久，一个叫王德昌的人来到祁县，他的身份是省委特派员，这个人就是汪铭。汪铭这次来到祁县，目的就是建立党的工作基地，为中共山西省委的转移作准备。

汪铭到祁县后，利用各种关系，秘密地开展建立党的组织的工作。他在共产党员柳文渊的掩护下，隐蔽在祁县教育会进行活动。首先经柳文渊介绍，由他亲自谈话，吸收乔家堡学校教师乔一华、阎定础加入共产党，建立起由阎定础任书记的祁县第一个党支部。以后，他来到乔家堡学校，具体指导祁县党的工作。学校放假后，汪铭为了找到一个公开的职业作掩护，便在乔家堡学校举办暑期补习班，白天为附近几个村的学生补课，晚上给党员讲授共产主义和党的秘密工作知识。由于他们的活动，当地群众的斗争意识增强了。

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汪铭亲自起草传单，号召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这时他又从乔家堡学校返回祁县教育会，筹备成立了实际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国民党祁县县党部，从多方面推动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在不少村庄建立起来，并先后发展30多个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接着在祁县城关益晋织布厂和东观、张庄、贾令等村建立了党的支部。同年9月，在汪铭的主持下，中共祁县县委正式成立。

由于汪铭等人卓有成效的活动，中共山西省委不久便迁到祁县。

这时，一个噩耗传到了祁县，汪铭的密友王瀛在太原“清党”中惨遭杀害。汪铭悲愤难忍，说：“王瀛同志的牺牲，是党的损失，我们要加倍努力，完成他的未竟的事业!”他就是这样憋着一股子劲儿，要为同志报仇，决心踏着先烈的足迹，继续奋斗。

1928年1月，汪铭化名王振汉来到太原中山中学，他的任务是为省委找到一个秘密印刷机关。从此，他经常出入于这所学校的南边偏院。起初，很多党的秘密文件都由他亲自在这里刻印、誊抄和印刷，后来经过他考察，把该校工作人员赵万钟介绍入党，刻写任务就由赵承担起来。正是通过这里，党组织的声音得以传播出去。《北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从这里翻印，发给山西各地党组织的。1929年太原市委恢复后，这里仍是市委印刷传单和宣传品的地方。

1928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县召开。会后，汪铭离山西南下赴党中央汇报。出发前他积极搜集、整理汇报材料，把汇报材料写在线装书页的背后，并准备了一套商人服装。刚到开封，他从报纸上看到山西省委被破坏，负责同志被捕的消息，遂与河南省委研究决定，立即回山西，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他回到山西，找到中共霍县县委书记李光杰和太原党的负责人阎念先等人，秘密奔走，多方联络，山西临时省委于同年夏天很快就恢复和重建起来。

1929年2月，汪铭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刚刚恢复的党组织又遭破坏，各级组织几乎全都失去了作用，山西党组织与党中央失掉了联系。

越是困难就越是需要党中央的指导。汪铭这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要接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他只身到达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送上了《汪铭来的任务与对中央的要求》的书面报告。1929年1月13日，一名叫晓焚的人接见了他，听取了汪铭关于山西革命斗争形势和党组织遭受破坏的详细汇报，并向党中央作了反映。2月2日，党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汪铭，并与汪铭一起研究了山西的情况，给山西省委写了两封信，就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作了指示。有了这两封信，处在迷茫无路的山西党组织有了明确的方向。

这一次，汪铭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满怀信心地带着两封信回到山西。可是，一回来，听到的却是党的省委和团的省委又有两名同志被捕，省委又陷于瘫痪。他面对的困难更大了。他于3月4日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调一批人到太原”，重建山西省委。同时他在“省委无头可接，各处全无头绪”的形势下，苦苦奔走一个多月，在平遥、汾阳找到9个工人党员，在榆次建立了一处商号机关；在太原织布厂，找到四个工人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在阳泉、榆次和正太路方向虽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却没有太大进展。

1929年3月22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山西党组织的现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接到汪铭的来信后，周恩来即于25日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信》，指出：“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按着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汪铭从恢复和建立基层党组织做起，先后恢复了织布工人、印刷工人、学生、军官学校等基层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29年4月建立了太原市委，汪铭担任市委书记。旋即他又奔赴天津，把山西党的工作汇报给顺直省委。5月9日，顺直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汪铭的汇报，派汪铭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返回山西，负责当地工作。

6月2日，汪铭到达河东地区，找到中共河东特委负责人嘉康杰。二人商议后决定召开了河东地区党的工作会议。汪铭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五一节的工作方针》和顺直省委对河东工作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工作计划。会后汪铭在嘉康杰的陪同下，巡视了河东地区，帮助各县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在运城，他先后到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和盐池寻找党员，组建党的支部。在安邑，他和北相镇农民党员见面，讨论了吸收四个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和建立农村支部的问题。在绛州，他介绍李仰南入党，还提出李仰南负责绛州党的工作，注意在绛州纱厂中发展党的组织。这些成绩是他在短短19天里取得的。

山西党组织遭破坏后，许多党的负责同志被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如何营救关押在狱中的革命同志?这一问题久久萦绕在汪铭的脑际。这年夏天，共产党员段嘉绂保外就医，汪铭很快知道这一事情，便与他取得联系。经过商量，让段嘉绂设法转告在狱中的阎定础，由阎定础把在狱中的党员姓名、被关的房号和被捕后的表现等写个报告。不久，阎定础得到这一消息，很快给汪铭写了报告，汇报监狱的情况，党组织遂送一部分钱交给被关押的同志使用，由阎定础分发。这一决定也由段嘉绂转告了阎定础。正当狱中党的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由于叛徒的出卖，汪铭于1929年7月21日突然被捕。

汪铭被捕后，敌人用六到八人压杠子等酷刑，逼他招供。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当叛徒武子程出庭作证时，他毫无惧色，怒斥叛徒。在敌人断定他是共产党员后，要求他在出狱后不干共产党时，被他严辞拒绝。敌人无法从他的口中获得真凭实据，敌人只能把他当作重大嫌疑犯，长期单独关押。

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他对革命的事业仍充满信心，仍利用各种时机为党工作。在敌太原公安局关押期间，他建议监狱当局开办文化补习班，由他定时给没有文化的看守人员补习文化。经过他半年的努力，使几个看守人员转变了立场，并发展看守人员樊有春成为党员，后来经过樊的帮助，同河东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阎子祥接上了组织关系。

汪铭身陷囹圄，时刻都盼望着听到党的声音。1930年太原市委改为山西特委，把党中央第60号《政治通告》送给汪铭。他兴奋异常，立即给党中央写信。他说：“我离开党和组织已经八个月了，八个月未见党内一纸，一旦读六十号‘政通’，使我兴奋万分。”在信中他结合自己入狱前了解的实际，指出了以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说：“中央过去对各地执行总路线的分量没有积极地考查过，而且对于各地的指示，也限于通知、单独的某项工作指示与信件答复，未能很快的发出。这给予工作影响非常之大”。“苏维埃这一组织，在北方的劳苦群众中实在是不知为何物”，应“特别命各该区域将日常的新闻通讯，由中央编为日报性一类通讯，每日发给各级党部下级，将此类通讯传播到群众中去，介绍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对于顺直省委对山西工作指导方面的不足，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希望“中央应函告顺直，一面派来山西帮助工作，一面积极的给予实际的指导，精神上物质上给山西以助力”。

1930年5月，汪铭用铅笔在烟盒的背面给太原市委写了一封信，希望设法营救。党组织通过汪铭的陕北老乡，到小庆医院找到一些中药巴豆(泻药)，秘密送往狱中要汪铭服用，打算在他因“病”到监外就医时，组织营救。但是，汪铭出来看病时坐的囚车，有警察严密看守，途中无法得手。敌人发现了其中的真实企图，在返回监狱后，便给他戴上脚镣，严加看管。后经樊有春的秘密联系，狱外又给他送来钢锯，计划锯断脚镣翻墙越狱。要锯断脚镣谈何容易，汪铭只有在看守不注意才能“工作”。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快锯断脚镣时，看守易人，秘密泄露，敌人又给他加戴手铐，转押警备司令部，从此越狱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

狱中的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汪铭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在生活上和政治上不断关心其他被捕同志。监外同志们有时给他送少量的食品和衣物，他经常巧妙地分给大家。他不断鼓励难友保持革命气节。他说：“一个人的官司好打，众人的官司难打，敌人无论怎样对付你，你都不能供别人。没有生还的希望，就坚定地死，决不能用同志的生命来保全自己!”他在狱中通过写诗抒发情怀，激励革命同志。

1931年7月31日一早，敌人提审汪铭，突然宣布将汪铭判处死刑。这是由于中共山西特委遭破坏后，特委军委代理书记孙斌被捕叛变。他出卖组织，供出了汪铭的真实身份及其在狱中的活动。面对着死的考验，汪铭面不改色。当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怒斥敌人：“跟你们这些狗东西有什么好讲的”!敌人把他推上囚车。在囚车里，他还想着革命同志和狱中的难友。他对一个押解的卫兵说：“我不知道今天执行，早知道今天死，我就把皮袄送给我的战友了。我的皮袄里有银元快取出来，你们和我的战友分用吧!”

临刑前，敌人让他跪倒。他大义凛然，昂首挺胸地站立在敌人面前，高声地斥责敌人说：“我没有罪，你们无权让我跪!”说完连声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行刑的刽子手为汪铭的大无畏精神震慑住了，端着枪的手颤抖起来，连开三枪，汪铭才倒在血泊中。汪铭视死如归的精神，就连押送汪铭的卫兵也不能不深表叹服。他们回到狱中对在押的政治犯伸出大拇指连声叫好：“好样的!好样的!”

汪铭就这样悲壮地走了，但他留下的英雄业绩却永留青史，常驻人间。共和国的旗帜上有他的鲜血，人民不会忘记他。

1988年10月31日，在他的家乡陕西省神木县烈士陵园，汪铭烈士雕像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