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霦（生卒不详），字朝采，号东川，一号亦斋。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原籍平湖（今属浙江嘉兴市）。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行人。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授编修。官至户部侍郎。有《西泠唱和集》。

汪霦（生卒不详），字朝采，号东川，一号亦斋。钱塘人，原籍平湖（今属浙江嘉兴市）。

“汪霦，丙辰（1676）进士，补行人，举博学鸿词，改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辛酉（1681）典试陕西，榜发皆名士。迁赞善。擢祭酒，尽革太学陋规。历迁内阁学士，编纂《佩文韵府》成，擢户部右侍郎。旋命纂《佩文斋历代咏物诗》。在户部时，一尘不染。主顺天乡试，榜发，论者称其明。归田后，杜门扫轨，不与户外事。霦性伉爽，与人交，不设城府，不立崖岸，人以是乐亲之。”

据《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

“（辛亥，1671），升詹事府少詹事汪霦为詹事。”

“（戊午，1678），升詹事府詹事汪霦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丙子，1696），升内阁学士汪霦为户部右侍郎。”

“（乙酉，1705），谕大学士等：今年顺天乡试声名不佳，人或怨其不公；……朕在避暑处点汪霦、姚士藟为正副考官，以为出人意料。朕亲手封发，当不复生弊矣。由此观之，亦不在此，但存乎其人之所行而已。科场之设，以为选择人材之地，于此事而行之不正，虽学问优长，何益之有？汪霦、姚士藟著解任。……朕于此事，大加详慎，著将汪霦、姚士藟交该部严加议处。”

则汪霦主顺天乡试，实有弊端，“人或怨其不公”，并非如秦瀛《己未词科录》所说的“论者称其明”。汪霦因涉及科场作弊案，罢官居家，自然是“杜门扫轨，不与户外事”了。

王煐与汪霦是编纂《大清会典》时的同事，时汪霦官候补国子监祭酒，王煐官候补按察使司副使，因此二人在京中时来往较多，加上汪霦“不设城府，不立崖岸”伉爽性格，王煐与之交情较深，也在情理之中。

康熙三十五年（1696），惠州通判俞九成进京，携王煐《忆雪楼诗集》请汪霦作序，汪霦欣然应允。序云：

“岭南滨海之地，唐宋时视为荒徼，往往以处谪迁之士。仕其地者，恒多忧愁无聊、感慨不平之致，故于人民政事，遂不复耑用其心，而时托兴于山水泉石间，或发为词章以自遣。其意盖中心郁结，不得已而寄于此也。今国家大化，旁达天下之民，不以远近异视，虽其瘴岭荒陬，必选才能者以为之吏。而士之吏于远方者，虽在数千里外，得与三辅近畿之臣校岁月以改官，盖爱民之仁，待臣之厚，视唐宋为加善矣。士大夫于此方汲汲乎以治人行政为先，无复无聊不平之意。则于词章翰墨，所以遣兴寄情者，宜其不暇以为。虽然，诗固各有其旨也。昔人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要亦举其概而言之。若夫古之君子，政成事和，民生乐业，功叙既奏，形为咏歌，则亦有不尽于此者矣。

惠州地属岭南，昔苏子瞻谪居于此。而今宝坻王君紫诠以尚书郎出守是郡。盖国家选用贤能，事与古异，然君独慕子瞻为人，时于政事之暇，登临山水，作为诗歌，以追仿其高致，殆所谓政成事和，悠游无事，得有余力而为此者欤？余戚友俞君介石，以别驾佐君于惠，今岁来都，携君《忆雪楼诗》示余，发而读之，大率多和东坡原韵，而托兴高远，从容闲适；又有自得于中而不必尽拟乎古者。盖东坡之诗，作于迁谪忧患之余，而君之诗，作于上下浃和之日，诗同而所以为诗者不同也。往者君为郎时，余在翰林，尝同事纂修之役，固知君之才有以过人；而介石又盛称君之为守，百度修举，人民爱怀，非俗吏所能及，余故乐为之序。既以见君之优于其职，克有余闲，又深幸朝廷治化之远，虽古所称荒服地，而民乐其生，士乐其土，如此不可谓非太平之一验也？同馆弟钱唐汪霦序。”

序中说“固知君之才有以过人”，对王煐十分赞赏，当非虚言客套之语。王氏“贞久堂”初刻《忆雪楼诗集》，汪霦之序列在首篇，后因顺天科场案发，汪霦名声受损，王家为避嫌计，将汪霦姓名挖去，而序文犹存。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初秋，王煐自江南还京，曾看望汪霦这位老友，有《汪司成斋头赋得雨余清晚夏》诗：

“高馆雨初收，登临霁色幽。

断虹催日落，萤火迓星流。

几簟清无暑，琴书冷欲秋。

孤怀宜客况，萧寺更淹留。”（《王南村集》第203页）

以后，再无与汪霦来往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