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关宝，男，1949年2月生，上海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教授，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1988年7月毕业、获法学博士（社会学专业）学位系我国恢复社会学后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先后赴英、美、日、加拿大等名校作学术访问，被英国利物浦大学、城市大学等授予名誉访问教授、高级研究员。沈关宝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9日16时4分在三亚逝世，享年67岁。

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职，学术兼职有上海市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社会福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近期主要学术论文：

1、《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5期

2、《发展现代城市社区的理性选择》《探索与争鸣》 2002.4期

3、《社区研究的地位和领域》 《社会》2001.3期

4、《社会团体与中介组织》《城市发展与市民素质：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2002年

5、《中国海员的工作与生活》 英国Cardiff大学，海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

近期主要学术著作：

1、《Small Town in China》 Ashgate Press（英国）2000

1、《新时期统战学研究》2005复旦大学

2、《社会学教材三级提纲编写》2004年度上海市哲社一般课题

3、《广州市社区规划研究》2004广州市规划局

4、《社区文化与先进文化》2003年度上海市哲社系列课题

5、《海员社会生活研究》2002中英合作

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年轻的沈关宝留校做物理老师。他说：“我个人的爱好偏向文科，尤其是经过‘文革’动乱的十年浩劫，家庭也遭到变故，我很困惑，中国的社会到底是怎么了？抱着这样一种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心理，我想转到社会科学方面学习。”改革开放后，沈关宝参加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举办的第一、二期北京社会学讲习班。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学科，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曾帮沈关宝联系好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物理学的博士。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沈关宝既心动又为难：“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梦想着能进名校读书，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博士学位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当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社会学上了。”经过痛苦的抉择，沈关宝放弃了这次机会。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招收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沈关宝顺利通过考试，成为费孝通的入室大弟子。

当时，费孝通已经把江村的重新调查申请了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名称叫做“江苏省小城镇研究”，是“六五”、“七五”直至“八五”期间的重点。目的是通过对江村的个案分析，研究中国的乡镇企业，探索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模式加以发展、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怎么走等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沈关宝在费孝通的指导下，深入到江村做调查，“那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上了，白天采访、晚上读书，有时候晚上也要采访，和农民聊天。从1981年底第一次去江村，一直到1987年毕业之前，我断断续续在那儿呆了7年。其中有一年，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庄，我对自己说，这一年任何考试和课程我都可以放弃，就是不能中断连续的观察”。

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沈关宝完成了博士论文《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的写作。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这篇博士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们的高度赞赏，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沈关宝又立刻回到了江村，他说，实地研究还得继续。“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没有枪炮声，但是革命的力度却很深。”1993年，他的博士论文出版的时候，题目就改为《一场悄悄的革命》。

沈关宝感慨地说：“现在要我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的话，我想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批人能够重新回到学术领域；没有导师们对我们的精心培养，就没有我们后来的学术成就；没有我们自身的努力、对知识的渴望，大概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三个‘没有’就是我们这批博士生的真实写照。”

八十年代师从费孝通教授进行小城镇的乡镇企业研究，参与编写第一本《社会学概论》，该教材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九十年代主要从事城乡社区研究和社会保障网分析，出版《一场悄悄的革命》、《中国城市改革》、《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中英文专著、教材8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沈关宝教授对江村作追踪研究的一部分。它将依据实地调查资料，描述乡村工业化以及与之互动的社会过程，旨在说明文化变迁的动力、特点和问题。乡村工业的迅速崛起已为世人所瞩目。在短短的十余年问，数千万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以一种独特的离土不离乡的方式投身于工业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结束了以往三十多年乡村经济徘徊不前的局面，大大加快了商品经济的进程，同时还引发了整个乡村社会的变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是继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在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度里放生的又一次产业革命。

大批破了产的农民涌进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高速运转的机器和高速膨胀的都市碾压出一个代价无法估量的新文化。这是西方产业革命的历史缩影。然而在中国，姗姗来迟的产业革命却在乡村里悄然无声地兴起，并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就。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如此大量的农民如此迅速地改变传统的谋生手段？有哪些社会条件在激励着乡村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又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中国农民参与工业的方式？以工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结构对农民的生活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问题似乎可以无限地伸展开去，但研究者却不能不止住脚步，将自己限于某一特定的视角和研究范围，以免流于空泛。

本书将以文化变迁的观点，从一个具体的村庄出发，探讨乡村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现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