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1979年1月出生，湖南岳阳人，200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

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十月》《芙蓉》《天涯》《大家》《钟山》《莽原》《青年文学》《小说界》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入选《旗——2005中国青春文学风云榜》《新散文十五家》《布老虎散文》《新散文百人百篇》《散文年度精选（2003年，2005年卷）》《2004年中国青春文学作品精选》《2006散文随笔新选》2008年中国散文佳作榜等20余种选本。 《时间里的事物》（2008年卷散文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参考资料

沈念，为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十年梦（沈念）

如果时间回到十年前，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和写作有着如此亲密的关系。

一个多月前，我离开了那所工厂的子弟学校，进了报社。一个新起点一个更大的舞台拥抱了我，我朝出夜归，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同我前十年的工作、生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别人眼中这仿佛成了我的“胜利逃亡”。而那所偏于城市一隅的学校，记录了我十年的青春生活，也记录了我十年的精神成长历程，是一把再锋利的锉刀也锉不消失的。

每当有些朋友知道我的境况后，都很惊讶为什么我能在一个狭窄的环境里呆上这么长的时间，可我认认真真地做到了。是呀，一个人有几个青春活力飞扬的十年呢？不敢回忆，这弹指一挥间的十年里肯定隐匿着一些妖魔鬼怪和鲜花雨露的东西。

1996年8月，我走进了一座完全陌生的工厂，这个时间后来在我数次填写表格时提及。记得当时我被分派到青工楼507房和人同住，但被挡在了门外，里面已经住着的人毫不畏惧地对管青工房的领导说，老子正在恋爱，老子都33岁了！于是我得以重获一个人的空间，安排到了一楼105房，这一住就是三年多。后来我辗转搬过四个住处，但对最先安置我的肉体和萌芽的精神，对那冬天阴冷、夏天湿热的105房记忆犹新。我的门前常常有他人从楼上倾倒的废水剩饭剩菜，一片狼藉，我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铁架（后来这铁架被改装成书柜）。我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与人交往。现实环境中的许多事情都与想象有着差距，我不知道会在这里呆多久却也没有马上离开的想法，刚开始的青春生活就给随之而来的寂寞层层包围了。

我是多么想挣脱这个包围圈，可“社会人”这个新身份把年轻的我推进陌生人群中，推进那条林荫道上的无数黄昏里。这些黯淡的黄昏拉扯着噬咬着走在回宿舍路上的我。那些喧闹的下班人群，摩肩接踵地走着与我相反方向的归家之路。我琢磨的是马上要迎接的黑夜一个人将如何度过，如何解决内心被包裹的一团迷惘。那些黄昏像塞壬的盅魅歌声，搅得我迷失了原本该走的那条路。我对那个33岁的单身男人充满好奇，甚至担心以后是否也会变成他那样的愤怒和沮丧。到了深夜，我独自在走廊放歌，吼崔健吼臧天朔，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后来眼睛只顾盯着对面女宿舍楼五楼的一窗灯光。那里面住着我暗恋的一位姑娘，时至今日，她睡在我的枕边，我却未曾问过她是否用心倾听过那黑夜里冒出来的“青春之歌”。

也许是那些迷失的黄昏和恐惧的黑夜，让我选择了既简单又复杂的阅读和写作。我发现，只有在思索过程中，才能完成个人对时间的抵抗，只有融进想象中，才能肆无忌惮地奔跑在另一个世界。我也慢慢领悟到，现实中有很多是我们想得到的，可没得到时并不会影响我们好好生活。

这十年里值得回忆的东西太多了。一些人或事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细微而有力。记得进厂不久，同事文刀刘关照我，我们一拍即合解决了当时伤透脑筋的吃饭问题。那是一种温暖的感觉，时隔多年我还能感受。文刀刘比我早进工厂七年，会吃，也会做出好吃的。他喜欢呼朋唤友地喝酒，我乐意跑腿，喜欢看他们喝酒，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生活遭遇和青春故事。有段日子，文刀刘陷入恋爱困难期，而我的暗恋无处表达，他的郁闷和暴躁不安引发了我在深夜的吼叫和对身体的“虐待”（彻夜读书），似乎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回应。其实这样的“歌声”在男青工楼此起彼伏，有时还成为集体“嚎叫”，甚至有一次一个众所周知的失恋青工推开前后窗户，最大音量地播放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我和文刀刘还有后来加入我们日常生活队列的同事双人徐，没少去工厂附近叫万家队的郊区狭小充满异味的小录相厅看所谓的巴可，一块钱，一个晚上看三四部片子，乱七八糟地看，也看了不少香港文艺片，像“胭脂扣”、“阿飞正传”等。我拿自己的旧录音机换过文刀刘束之高阁的《乱世佳人》及《新概念英语》等书籍，但他把一套所谓的旧版“鲁迅全集”秘不示人，只是用近乎庄严的口吻来诱惑我……还有古月胡、木子李等朋友，与他们的深情厚谊都是在这个单纯的环境里结下的。

那些在酒吧听音乐的夜晚，那些外出游走的经历，那些欢乐与痛苦，那些记录柏拉图式恋爱的书信和日记，那些师长和朋友无私的帮助，都成为这十年里我写作的推动力。写作，的确是我躁动的青春和苦闷的精神找到的一个宣泄缺口。而我的青春、成长和写作，像是互相追赶的旋风，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往事不堪回首。这十年，我也有过很多打算，比如去服役、考研、学贸易、当一个文案策划者，只有写作是我不曾想过放弃的。我就像一头小兽，误冲误撞地走上了写作之道，这条道望不见尽头，只能看到那高耸的屋脊。不管这到底是条康庄大道还是羊肠小路，我都不会太在乎，而只听从内心的召唤、遵从宿命的安排。

感谢这十年的磨砺，笃定的是一个人前行的信念。（写于2007年）

《为了不再恐惧平庸的生活》

——对沈念的访谈

张翔武沈念

张翔武（以下简称张）：你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工作分得很开吗？比如你以前是教师，就很少写校园题材的小说或者散文，以后会写吗？

沈念（以下简称沈）：是的，我在那所纺织厂子弟学校里呆了十年半时间，直到最近才离开，但我几乎没怎么去描述这段生活，这并不遗憾，也许是想让它在时间的长河中多沉淀吧。以后，就看何时这段记忆被唤醒，跳到我的手心来。

张：你现在做记者了，觉得这一行业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无影响，比如在语言上？国内萧乾先生就是做过记者的，欧美作家如艾·辛格、海明威、伯恩哈德、狄兰·托马斯都是记者出身，他们在文风上多少有职业上的影响。

沈：做记者，生活面的开阔无须赘言，虽然暂时感觉不到给创作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但多年后它的意义会彰显得更加突出，我有这个信心。关于语言及今后的文风，我现在也不好说，留待以后再说吧。新闻写作肯定同文学有所区别，但也不是完全分隔的，它们有内在的联系，我会努力建立两者间的一种和谐关系。眼下我考虑多的就是如何把新闻做好。

张：喜欢流行的事物吗？比如音乐啊、畅销书啊、大片之类。

沈： 我从不拒绝流行，但我会有选择地接纳它们。我经常去买碟，不少优秀的电影都给我诸多启示，如观察事物的角度、对未知生活的了解、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刻画、对多重人性的剖析等等。我喜欢视觉艺术所带来的冲击力，它们有时会比文字来得更直接更有力量。

张：你好像很喜欢酒吧、咖啡馆生活，在你的作品中那似乎是经常的出没之地？

沈：呵呵。在我人生的某个时间段里，我是常去那些地方。先声明我的酒量很差，但我喜欢上那里看别人喝酒，听别人说话。因为人只有在喝了酒，兴奋之后才会说出心里话。半年前，我认识一个搞音乐的朋友，三十好几了，非常热爱音乐。我与他谈以前常去的西雅图酒吧，谈那里的惰性无素乐队和一个女歌手，谈我的几次遭遇，没想到他就是乐队的主唱之一。于是我们之间无话不谈，距离感一下消失了。那时我喜欢泡西雅图的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摇滚音乐，那种可以跟着摇滚音乐一起抒发快乐与忧伤还有痛苦的氛围格外令人迷恋，可能这都是青春这场“瘟疫”所带来的。在那里常常会看到不同姿态的青年男女，而我更多的是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着他们，就像一个偷窥者。现在西雅图关闭了，这座城市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纯粹的地方，要么是一伙伙打牌的茶吧，要么是那些更混乱的摇吧，我都很长时间不去这些地方了，可能是青春的躁动不安离我远去了吧。

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沈：严格意义上说，我是从2000年才真正进入写作状态的，之前算是在涂鸦吧，2002到2005年有了质的飞跃。谈不上有什么动机，要说有也就是呆在工厂里不甘寂寞，找不到人倾诉又急于倾诉，那就只有选择写作了。写作看似是简单的事情，只要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开始了。但没想到的是，写作其实是让一个人陷入更深沉更阔大的寂寞之中，但时至今日，已经喜欢上了这事情，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的了。喜欢上了，甩也甩不掉。喜欢就去做，能不能做好那是另一回事。归根到底，其实我是为了不再恐惧平庸的生活，我选择了写作，写作也选择了我。

张：你说写作让你陷入更深沉更阔大的寂寞之中，如何走过来的？

沈：这十年的写作穿插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想什么，就是朝前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去考虑写作之外的东西。我躲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却一直深感幸运之神的眷顾，那就是文学界很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无时不在，这种厚爱也变成了我前进的推动力。我的幸运让我铭心刻骨，只有默默地感恩，希冀未来的岁月与他们的心灵无界限无时限地交往。

有人说，这十年其实你只做了一件事。我一想也是，希望以后能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努力做得更好些。

张：我觉得你的的性格还是属温和那类，在你的小说中有很大的投影，语言是平稳的，纵然故事有的时候曲折，甚至离奇。

沈：一个人写什么同他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我之所以写成这样，多数是受生活基础这个先决因素影响。我的写作首先是面对日常生活本身，而且是最沉静的部分，当然离不开沉静之外的想象，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意念的行走，给我的文字注入了与个人气质完全不同的另类元素。

张：你的小说散文很多都有些意象化，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铜镜》、《没有对象的牙齿》、《巢》、《断指》、《水印的〈圣经〉》、《一树悲凉》，你是否是有意识的？

沈：有些命题和作品构思是在酝酿过程中不断涌现、颠覆、创造的，可能就是你所说的意象化问题。一语以概之，就是灵感的闪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自认为是个不会讲故事的人，也就只有扬长避短，在别的方面多做文章。其实好的“意象”在文本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营造一个和谐氛围，让意象更典型，更能深刻揭示作者内心要表达的东西。

张：在对小说的态度上，你更喜欢故事本身，还是故事的叙述技巧，比如语言风格、结构之类的？

沈：很长时间以来，纠缠作家们的无非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以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老题材可以有新写法，新题材不留神就成了老腔调。一切皆有可能。谈到技巧，我想到作家刘恪写过本《现代小说技巧讲堂》，里面分析归纳了古今中外的一些经典作品的技巧，内容相当丰富，年轻作者读一读是相当受益的。

我个人以为，在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后，写出什么样的效果，就不止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身的内涵。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人无论怎么使用新的技巧，也只是在炫技，外表华美里面空荡。我现在对自己在这方面也越来越警醒，不想成为徒有外表的空心人。驾驭好技巧其实就是为一个优秀文本服务的。我非常渴望能在阅历这一块多加弥补，同时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技巧，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满起来。

张：我觉得一个高明的作家是将自己的观念、技巧消化，隐藏得不露痕迹，而通过小说本身的故事、细节来呈现这些东西，你觉得呢？

沈：是的，故事存在着多种叙述的可能性，高明的作家在讲述时，往往充满盅惑之魅，令读者印象深刻。这种盅惑，也是细节产生的力量。好小说肯定有精彩的细节，这也是考验一个作家的综合素质。我读一些经典作品，就发现诸多妙不可言之处，反复思考，还会挖掘出更多启示。有时读到某处，我就想接下去他会如何写呢？若发现他的谋篇超出我的想象之外，此时我会变得非常激动，对这个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时会无比嫉妒，我怎么就想不到呢，真是太神了。

张：你曾经阅读了哪些作家的作品？你觉得他们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沈：我读书相当杂乱，是那种“风吹哪页读哪页”的阅读。相对来说，还是读西方作品多些。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我租居在一幢旧楼顶层，夏天像个蒸笼酷热无比，那个暑假我就在大汗淋漓之中读博尔赫斯全集中的小说卷，一字不漏。现在想，如果不是在读书，那种日子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包括后来读马尔克斯、卡夫卡、卡尔维诺、海明威、乔伊斯等人作品，阅读背景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其作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国内就我阅读所限，喜欢沈从文、废名、郁达夫，还有韩少功、莫言、残雪、余华、苏童等人。

身边打过交道的作家中我非常钦佩刘恪、陈启文，他们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都对我触动很大。像刘恪，在我眼中简直是过着一种文学圣徒式的生活，除了外出和授课，整天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埋头写，有时打电话过去，他的声音像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后来问他，他说是很长时间不与一个人说话的原因。他和作家陈启文都很关心湖南的年轻写作者，我一直以他们为自己的精神坐标。

张：阅读和体验，你更倾向于哪方面？在你的小说、散文里，有个人内心的投影，也有个人经历，也有阅读带来的想象，你更喜欢走哪一条路？你的写作有计划吗？

沈：都很重要。这也印证了中国的古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希望自己能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关于个人写作，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也从来不逼迫自己。一个题材被我相中了，就会在心里一直酝酿着，直到那种冲动压抑不住了，才会动笔。在我心里，水到渠成才会产生好作品。

张：你在散文《词语的鸟群·迷失》提到自己1999年底去长沙问路而毫无所获的处境——迷失，这是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但在人生中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你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拿之与卡夫卡的《算了吧》比较，显然有遭遇相似之处，你的无奈是找不到去路，缘于个人的困境，而卡夫卡笔下“我”的处境却是所有人的处境，他强调的是人类普遍感到没有出路的心态。在你的《小木匠》里，你用小木匠胡水笙的故事与巴西作家罗萨的短篇小说《第三河岸》进行比较，巴氏的作品传达儿子是父亲的第三条河岸，你的这篇散文讲叙了小木匠水笙是为了未出生的儿子而宁愿呆在河里离群索居，前者中儿子的力量来自亲情，对父亲的关爱和崇拜，后者中父亲的力量来自于生殖，这些比较有很多的相同，也有很大的不同，你是有意识地将这些类似处境——文本中的个人处境与现实中个人的处境拿来比较吗？

沈：可以这么说，你看得很准。不管此地还是彼地，此时抑或彼时，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肉体抑或精神，人类所面临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纠缠不休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相通的。人，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着不同的书写。这也让我想到博尔赫斯一句谶语似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在写着同一本书。

2010年获第24届湖南省青年文学奖。

曾获《莽原》“新作家”奖及省级报刊奖。

2021年1月，散文《孤独建造时》获得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散文奖。

2021年4月16日，作品《空山》获得第17届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21年12月20日，提名为第四届茅盾新人奖。

2022年7月，沈念的《空山》获得首届高晓声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2022年8月25日，作品《大湖消息》 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

沉默是金

开口是银（李元洛）

——沈念印象小记

李元洛

岳阳是华夏山水之嘉区，神州历史之名城，中国人文之胜地，如果沿用我们的先人与先贤李白的高歌低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它也是我青春时代最后的分外难忘的驿站。有惠于我的兄长，有缘于我的学生，有情于我的湖山，月夕风晨，常常令我悠然回首，心往而神驰。

岳阳文学界出了一位青年才俊沈念。缘于我对岳阳的近乎故土或故园之情，和对于后生的品学兼胜之才的推重，我和他在万人丛中一握手之后，本来应该念念不忘，但差一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成了萍水相逢的点头之交。因为除了礼貌性的微笑，惜字如金的问好，几次见面他恪守的都是西方的格言“沉默是金”。后来彼此终于熟识了，当着沈念的面，我对岳阳的一些文朋诗友说：沈念使我想起了日本的一首名歌《北国之春》中的一句词。朋友们都竖起耳朵且听下回分解，我自以为得意地说出下文：“一个沉默寡言人！”于是引爆了哄堂大笑，据说此语还在岳阳文学界迅速流传开来，成了沈念的有效期上不封顶的注册商标。

巧言令色使人畏而远之，因为唐代的李林甫留下了“口蜜腹剑”的典故和教训；城府森严使人敬而远之，因为紧闭的城门里面不知有什么刀兵埋伏。沈念的寡言少语，不是现代文学青年常见的自视甚高的孤傲，也不是工于心计者的轻易不露声色，而纯粹是内向与内省的性格使然。他有一篇散文题为《浮光掠影》，其中有道是：“在灵魂的深处，影子一直是沉默的，沉默乃思想的盛筵。”沈念的个性我终于有所了解，尤其使我高兴并乐于和他亲近的是，他的冷静后面沸腾着一腔热血，他的沉默后面温暖着一派善良。

岳阳的蔡世平是我多年前的学生，今日已是声名鹊起的词家。去年岁末，他的词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和作家陈启文以及沈念偕行前往。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41号之原浏阳会馆，是湖湘英烈谭嗣同的故居，数十年来我心中藏之何日忘之，此次决心忙里偷闲前去拜谒，以了多年的夙愿。启文因故他往，沈念欣然同行。谭嗣同故居形容枯槁面色憔悴已近面目全非，宛如一位风烛残年的濒危老人，瑟缩在凄冷的朔风中而无人护理。沈念令我有动于衷的是他指点破败房舍上的几丛茅草，向我述说历史的沧桑，当时我曾视而不见，他却显示了观察的锐利与艺术的敏感，而尤其令我共鸣的，是他就地拍照和采访居民时，所表现的对先烈的高山仰止的追怀之情，以及对故居败落而无人理会的叹惋不平之意。故居院内原有古槐五株，现在五剩其三，回湘不久，我的有关文章尚在酝酿之中，沈念除寄来有关槐树的详细资料外，还寄来了他的长篇散文《一树悲凉》，灵动的颇具青春活力的笔致，开阖自如而时空交错的新颖的构思，固然使我反思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些与年龄俱进而老气横秋，但更加令我引以为慰的是，谭嗣同是中华民族的奇男子、伟丈夫，年轻的沈念是以自己的心向他顶礼，是以自己的血性文章向他祭奠。社会是红尘俗世，文坛乃名利之场，一个作家如果浑浑噩噩，如果蝇营狗苟，如果名心太炽，头上没有神明，眼前没有戒律，心中没有净土，笔底没有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其人其文，怎么可以对他寄予厚望呢？

沈念貌似冷然和不苟言笑，其实他不仅有一腔热血，而且也相当幽默和善良。北京会后南归，我在火车上就两次见到他始而乐不可支，继而仰天大笑，令我叹为观止。其中的一次是，车到岳阳尚未破晓，这里不是黎明而是黑夜静悄悄，北京载誉归来，月台上没有鲜花掌声和欢迎的人群，世平、启文、沈念一行鱼贯下车，即将沉入浓黑的夜色，潜入城市的腹心，沈念忽然幽默了一句：“我们好像鬼子进了村！”三个“假洋鬼子”自得其乐地哗然大笑，在车门边目送与手挥的我当然也不禁为之捧腹。

以沈念的文才与潜质，在一个工厂的子弟学校教书，未免浪费资源，如果他专攻的是儿童文学，尚可另当别论。由于他人品与人缘俱佳，岳阳的一些朋友都为他奔走说项。作家段华身为岳阳晚报社社长，极具爱才之心，兼有同行之雅，故先行将其招至麾下。我与段华半师半友，有一回他一不小心说他有砚池之癖，收藏了四百多方砚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啊，下次我去岳阳会向你索要一方。段华欣然应允，不久前我去岳阳，沈念主动带我直奔段华的办公室。途中我对沈念说，办公室人来人往，段华的好砚池只怕都放在家里了吧？沈念说情况不明，但办公室砚池确实堆放不少，然后他诡谲地一笑，发挥他的“哥德巴赫式”猜想：只怕我们到达之前，段社长就把其中的那些佳丽转移了！我故作正色而言道，我要向段华检举揭发你。他连连说好，并灿然而笑，天真得像回到了自己久违的童年。启文已先行抵达，笑言段华恭候已久，并证明绝无转移情事，段华则翻箱倒柜，将他的家珍一一出示传观，殷殷介绍履历生平，并热诚推荐候选，说至少可以选美三方。我说真不忍掠人之美，段华则说这些砚台送给老师是“端石有眼”、“弃暗投明”。于是定下大小砚池各一，但段华办公桌上一古钟形立式砚台也使我心旌摇摇，注目良久，沈念急急趋前对我附耳而言曰：此物段社长不便主动提出送你，要你自己说。

我恍然大悟，结果除钟形砚台之外，段华还加送袖珍型鼓式砚台一个，说如此才是“钟鼓齐鸣，两全其美”。四美并具，启文在一侧笑眼旁观，沈念则一副其喜洋洋者矣的模样，似乎全然不顾他的顶头上司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忙不迭地为我收拾打包。临了，段华指着置于玻璃茶几上一方与茶几幅员相等的“巨无霸”砚台说，这端砚是从广东买来的，开价上万，老师要也可以一并拿去。其情可感，其事不能，我连忙敬谢不敏，此时，就是劳心复劳力的沈念也福至心灵见机而不作了。

西方的谚语说：沉默是金，开口是银。沈念左右开弓，小说散文并举，已然成绩可观，希望他力求新创，努力精进，形成自己的卓然特立的品牌。借用金银的价值贵重之意，我期待着沈念文学创作多多益善的亮金与灿银！

二00七年四月二号人生七十古来稀之日于长沙

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刘恪）

——读沈念的短篇小说

在当下语境里，我们来思考人们现实的命运逻辑，实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如果沿用荒诞这个词，以存在主义态度来表达我们当下的现实语境应该不会错。这个20世纪中期以前使用的概念，难道还要我们人类21世纪来再一次承受它么。从理论上讲，这种命运的历史逻辑应该结束了。可是，我们的当下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是更加糟糕。沈念的小说便是对当下这种现实命运逻辑的书写，并且通过区域化的考察，有力地指向了当下小人物的困窘。

《水中壁挂》（《芙蓉》2005年第六期）作为该刊一年度的新湘军五少将（谢宗玉、马笑泉、于怀岸、田耳、沈念五人）小说联展，以《水中壁挂》为收盘之作。故事背景发生在容城这个小县。许泺作为记者探访一件民间藏品：明代嘉靖年间的壁挂纺织品。一件误认的珍品决定了一家人的命运。

这件壁挂是一个商品拜物寓言。我，许泺初衷是访得此物到省城转手香港可获高额利润。可壁挂的持有者于命根并不知个中的奥秘，他的孩子于小炜已经悄然地卷入了事端的漩涡，金川为首的五少年已经开始争取这一件壁挂。这时壁挂成了一个核心的纽结，已然是一个象征符号。仅在于这个符号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金钱财富的，一方面是文物艺术品的。在这个文本中仅作为了商品，是商品决定了文中几个人的命运。金川一伙少年要掠取壁挂也是一种商业意义，当于命根用壁挂去取换于小炜被劫的生命时他也获得了此物的金钱认识。因此，壁挂以金钱利益的象征符号便驱遣了文本中所有人物命运的逻辑归宿。

但是这个语境是反讽的，人们所争的这个象征符号是一个已抽空了内涵的符号，注意这个符号的属性决定在文物界的专家手中。专家证实了这个符号仅是一个能指，关键是这个漂浮的能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客观作用。

金川所需要的是彼符号而非此符号，他认为是一块破布（破布如果是真文物，但小儿不识，也许力量更大）。这才有了把人沉入水底的举动。于命根和于小炜的命运实际决定在这个漂浮的能指符号上，故事忽略了许泺与金川对这一个被抽空了的符号反应，便大大地减少了心理力度。

拜物一词始用于马克思的模式，针对资本主义的物质膨胀的直接现实，该术语指宗教信奉者将所拜之物从一种物质状抽象为一种精神状，并归结为一股力量泥塑像或其他的崇拜形式，皆具有同样的力量。这种拜物指向一种过去已成为劳动产品上具有一种客观性质的标记。事实上这种物性已经具有一种社会交往的性质。因此拜物符号直接揭示的是一种人们的社会关系。许泺，金川，于命根便是在这个拜物概念下展开的交往活动。这里颇有深度的是金川一伙五个少年，我们估且称之为少年犯罪，但他们犯罪已深入到心理层次。拜物仅是一个表象。我们再回头看，当下语境中金钱拜物意识已渗透到儿童心理了，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时的拜物寓言便不是一个个具体问题，或者某个区域，或代问题，而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整体问题，当然我不是指沈念的作品《水中壁挂》便是这样一个整体象征，毕竟它只是一个短篇，但该文本已经触摸到拜物的现象世界了。因此这个文本所揭示的现实语境是严峻的，也正是它展示了人们现实命运进行的过程。

《打虎上山》（《佛山文艺》2005年12期）是写容城的一个剧团改革的故事。剧团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孙二柱和叶红旗。叶是扮演红极一时的杨子荣。他作为一种英雄象征，可在现实语境中他是反讽的。现实生活的命运展示对于叶红旗永远是悖论的，扮杨子荣获得辉煌娶了一个美女，但是一个精神失常，多年共患难的朋友孙二柱，是生活中精神的共勉者，结果把他老婆干了。剧团解散了，有一笔钱可以自由生活了，偏偏老婆吴彩莲死了，他被判了十年监牢生活。叶红旗的命运总是呈下降曲线。山穷水尽处总不柳暗花明。最后文本有两个关键，其一错判，吴彩莲失踪回来了。生活演出了一幕滑稽戏，无数苦难经历，谁人评说？那么现实所有的压力只有让个体去承受。其二叶与老公安见面，讲出自己的一个梦，一种幻觉，我有罪梦中杀了一个人，背后扼杀，然后是一辈子跑下去。这很有意思，为什么杀人是从背后扼脖子呢，这很意识形态化，英语中意识形态一词便是从背后勒人脖子的含义。那么叶红旗的命运意识形态化，是一种社会普泛现象。这个悲剧的含义是什么？是人们的普遍命运逻辑，而它的深度在于人们自身已把这种苦难意识形态化，他没有批判了，居然和老公安紧紧拥抱，苦难与专制和解了。

美国罗伯特·赖特两千年出版过一本书《非零年代》，副题为：人类命运的逻辑。他的目的在于找出人类一条好的比较理想的命运之道。采用了博弈理论的术语。指出人类命运的历史仅是一场赌博，其结果均是零和，意识中人与他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其结果是互相伤害。以一方胜利结束。而赖特设想了另一种可能非零和，意思是双方都从让利中获利，用当下语汇说，取得双赢。只是这样人类才能取得他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然后再是人际关系中的和谐共处。无疑这是一个好的、理想的逻辑设想。在考察人类历史的残酷以后来设想人类新的出路，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悲剧在于人类回不去了，大家都在斗杀中存在。按赖特的非零和逻辑，叶红旗与老公安是一种非零和的结局，但是这是一种悲惨的结局，因为叶红旗在无数零和中已经伤痕累累了，他终其一生再与老公安的非零和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人类与社会谁是最高的仲裁者，由谁来回答人类的公平与正义呢？

《断指》（《十月》2005年5期）这是一篇写青年人的日常现实生活的小说，表述的是以剽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前部分是正面写剽记的丑恶行为，后部分是侧写剽记的丑恶行为，文本的目的不是展览剽记为代表的恶行。而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丑恶的一种妥协。这时候陆凡这个女孩儿便有了意义。最早陆凡是以反抗者姿态出现，然最终和剽记妥协，最后是同流合污。至于陆凡有什么隐衷没有，文本中并没交代。如果这两层含义都到位，那这个文本又是写的一个悲剧故事。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命运逻辑。从内容上它具有书写意义，但没有独特新颖的表述方式，那么这样的故事与人物便会是无限重复中的一个，这便丧失了它独立存在的品格。可喜的是沈念采用了一种宿命策略。写了另外一个神秘的故事。一把刀的传奇。一个物化了的精神仇恨史。一把神奇的刀，它具有特别品格，工具性而言它又是超级能量的。其次，刀有嗜血的物性。通过我的神秘感知它贴近了我的欲望意识。在文本的进行中，这把刀一直都是一个鉴赏品，直到最后，它断了剽记的指头，刀才物有所归。刀，作为一种复仇寓言。或者是欲望的切割器。文本中把刀与我的潜感觉与情绪处理得很饱满，不弃不离，一种物化了的精神象征，当最后落在剽记的断指上时，反而缩小了这把刀的拜物力量，因为刀去割断一种邪恶太正常了，几乎没有复义，张力在接触到剽记的那一刻消失了。

这把刀与博尔赫斯的《遭遇》有其互文性。共同的主题是仇恨的物化。文本完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搬迁，暗含了一个更隐晦的主题，现代邪恶应该有一个它神秘的抑制形式。主人公的刀实际只能小惩大戒，当代生活的物化也许这个作用也达不到，于是我们心中只能充满悲哀，现代人现代生活的命运逻辑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暂且划为三个方面姿态，沈练是坚守者，陆凡是摇摆者，剽记是堕落者。现实语境是邪恶占压倒力量处于主控地位，然后是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投降，最后坚守者便少之又少，这使得邪恶失去抵抗者，因此当下语境便更加疯狂。一旦人物低于他的语境，人们便成了语境的玩偶者，这注定了语境是反讽的，因此我们可见今天时代可以称之为反讽时代。

在反讽时代，人类命运的现实逻辑只能是以零和方式出现。因此赖特呼吁着非零年代的产生与发展。

我挑选了沈念2005年的三个文本，对他展示的当下语境中的人们命运逻辑进行了分析。从内涵上看，沈念业已触及了时代和人类的一些基本主题，在个别问题上也有深刻独到的展示，但他还要找到自己一个非常切合而又独特的叙述方式，贯通语言整体处理的调式。简言之，他更应该注意一个艺术文本的形式独创，并且仅是他个性的独创，引起当今大多数的共鸣。

尽管如此，作为新湘军五少将中最年轻的一员，沈念已经有了难能可贵的创作实绩，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陌生的沈念(陈启文)

陈启文

现在我都想不起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沈念的，好像是在一家茶楼，一个白皙单瘦的小伙子，侧身而坐，外套虽然有点磨损但非常干净。几年了，想起来，依稀就这点印象。而且那次见面似乎并没有拉近我们的距离。感到他的文弱、羞涩和腼腆，甚至还搀杂了某些顾忌。这让我们的初次见面似乎隔着什么，难免也就有了几分陌生之感。

在见到他之前自然已读过他的一些作品，尤其那篇《羊从周头湖走远》，立刻就让我感觉到了他的纯粹，而且尖锐，有冰的质感。沈念生于七十年代末，这一代人在文学艺术退出公共精神领域（这种退出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自觉规避，也有被动排斥的因素）之后的边缘上开始生长出来的，力图让文学艺术保持纯粹性的唯美追求，一开始就是浸于他们骨血中的东西，他们卓越的感受性，以及心灵中所有的维妙东西，在沈念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让我感到陌生。这种陌生既缘于他新颖的叙事方式，他的精神姿态，他的发现，他打量这个世界的视角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我们完全是不同的。这种陌生感，让我重新感到了文学艺术的神秘。神秘的召唤。

我一直在后悔，甚至责备自己，我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那句话可能伤害了这位谨小慎微的年轻人。我在由衷地赞赏了他的艺术才华之后，突然说了一句，很多具有天赋的文学青年，不到两三年就忽然夭折了。沈念当时可能没有深究我这话里的另一种深意，我记得他摇摇头，笑了一下，然后就一直仰头，看天。或许是觉得我这话太刺耳了，也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过来人，我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多龌龊，对于纯粹的文学艺术，这样的生存环境有多恶劣。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量来坚守这样的纯粹，来抵御世俗强大的诱惑，沈念，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的确是很容易落入另一种宿命的，就像他自己笔下的那只羊的命运。而这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好像是两年前的岁初，现居北京的岳阳籍作家刘恪先生回故乡过年，有岳州文人保姆之称的杨凭墙先生和我有幸与之相识，他问家乡还有哪些好的文学苗子，我们立刻就想到了沈念。刘恪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先锋作家，也是一位乐于且极善于发现文学新人的伯乐。杨凭墙先生则是被本土奉为精神导师的资深编辑。在沈念来之前，我们就谈到了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精神领域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可能不是暂时的，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或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鸦片战争，我们这个民族才会觉醒。沈念来后，我们从北门上了金鹗山，山顶上有个挺清净的茶楼，几个人想去那儿谈谈多少已显寂寞的文学。只有在那里，文学的微弱的声音才不会在瞬间被城市的嘈杂所淹没。我和杨凭墙先生走得快一点，有意识地让他和刘恪先生多作一些交流，岳阳毕竟是小地方，年轻的沈念或许更需要刘恪先生宽广与深邃的视野。而这些，正是可让精神发育、强健的东西。

这之后我和沈念打交道的时间渐渐多了，也就有了许多必不可少的交流和沟通。我感到他的迅速变化，由形式之“变”而臻于精神上的“化境”，也读到了他新近发表在《十月》、《山花》、《钟山》、《大家》、《布老虎散文》、《青年文学》、《天涯》等著名刊物上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发表远胜于“出版”的年代，只要对文艺界稍有关注的人，就知道沈念取得了多么骄人的成绩。我把沈念的主要作品要来系统地读了一遍，他的《对一个冬天的观察》，文字还是那样干净，但分明多了一些钙质，尤其是器局上更开阔了。我感觉到生活已经开始对他起作用了。文学是弱者的声音，沈念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附属子弟学校的教师，对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他虽不可能参与，但对于弱者的生存状况他比我更有体验。他想过要写一篇《对一个夏天的观察》，他同我说到这个题材时，我忘不了他忧郁的无可奈何的神情，而文学要解决的也不是现实的社会的难题，更不是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但文学必须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和诉说，而绝不是为了抒发内心里的一点儿淡淡的哀愁和忧伤。沈念从《对一个冬天的观察》开始，由“新散文”表面的经验上滑行进入了更深层次的生命核心。

今年已是我认识沈念后的第三个年头，沈念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变化，离开了一个相对比较狭小的圈子，到报社当了记者。或许要过一些年后才会看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角色的转换，对于一个作家，这对他的一生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可能，暂时写的东西会少一些，但还很年轻的沈念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把生活的内部元素认识清楚，他每天所接触的事、所接触的人都在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在与各种生活、各种人广泛接触之后，他会重新追问写作的价值。

而我在和沈念打了不少交道之后，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一些细致的感觉、细致的情绪的捕捉，总能显示出他的诗人气质和天赋，而这正是我十分缺乏的。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力量，我越来越感觉到他的“弱”里也有着精神上十分强壮的东西，而他的谦逊里却又分明透出一股倔劲。听他们社长、爱才而又独具慧眼的著名剧作家段华先生说，小伙子现在已经是报社里独当一面的记者了，人缘也极好！这话，有时沈念也听见了，似乎笑了一下，当然，更多的夸奖他是听不见的，段华兄也极少当面表扬一个下属，但我们都知道，小伙子干得很棒。

又一天，我在步行街散步时忽然看到一对小两口，手牵手的走了过去。那不是沈念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们走了好远我又好奇地回头去看，就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对沈念的陌生是真实的。而他的作品应该说我是读了不少了，也仍然有一种类似的陌生之感，这说明他仍在不断的创新，从生活到作品都在不断地拓展新的精神领域，同时也在创造自己。我寄望于他一直保持这样的陌生感，让人每次见到他，以为又一个新的沈念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