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蔚(1916年~1942年07月) 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江苏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上海学徒时即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七七” 事变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去山西参加了八路军。1939年夏， 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来到晋察冀边区，担任《冀中导报》编委、冀中通讯社(后为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其间，除参与报社和分社领导外，还深人前线，采写了不少战地通讯和根据地建设经验的报道。他采写的八路军轻骑队奔袭平地泉南苏集车站日军的通讯《雪夜的袭击》、揭露日军残杀中国人的纪实报道《谁能忍受》，都产生了强烈反响。1942年夏初， 日军调集5万兵力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冀中导报》社根据上级指示，紧急向外线疏散人员。沈蔚所在小组连夜横越沧石路插向深南地区时被敌人冲散，他只身转移到深北县的北小营村，和几位战友会合。7月，沈蔚和一些失散人员根据上级指示，准备随军过铁路去路西山地。在安国县城南西庄村宿营时，突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苦学求进，投身革命

沈蔚，原名朱鸿寿，学名朱锡范，抗战初期曾改名黎明昭，沈蔚是他到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后使用的名字。1916年农历九月十八，沈蔚出生于江苏省吴县唯亭镇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的祖父是镇上一位中医，本来生活尚可，但是受到鸦片战争后公开贩毒吸毒的危害，他祖父染上了鸦片瘾，家境很快陷入贫困。

1921年到1926年，沈蔚在本镇小学读书，他刻苦好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当时学校破例免收他的学费直至他小学毕业。

沈蔚是家中的长子，生活的贫困迫使他很早就担负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给唯亭水文站每天早晚记录苏昆河的水位。他白天照常上学，起早贪黑到河边准确记录水位，每月将4元钱报酬全部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沈蔚不能再上中学了，他先在附近地方当了一段时间学徒。1928年初春，12 岁的沈蔚来到上海南市公义码头的震昌木号(主要经营美国松木批发业务的商行)当学徒。学徒生活非常清苦低下，但他任劳任怨，什么苦活脏活都主动去干，极其勤快。生活上能省就省，一个铜板也舍不得多花。他把少得可怜的学徒收入交给母亲维持家用，供弟妹读书。在学徒期间，沈蔚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在木行的职工夜校里，他风雨无阻，每晚必到，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沈蔚从小学习的知识比较扎实，具备了自学能力，他利用工余时间找各种书来看，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寻求人生真谛。自身的遭遇和学习所得，使作为学徒的沈蔚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思想上倾向于革命。后来，他参加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上海抗日救国会成员。并且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共同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还积极参加慰问当时被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震惊全国，沈蔚毅然北上参加了八路军。他先在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一一五师干部学校学习。次年2月，一一五师奉命调离山西，深入山东敌后。沈蔚所在的干部学校被合并到临汾八路军总部的随营学校。沈爵的品质好，为人忠厚，待人诚恳热情，他学历虽不高，但刻苦自学所形成的文化基础相当好，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觉得他是可造之才，十分爱惜，决定派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1938年4月，他被编入延安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五中队学习。沈蔚极其珍惜延安抗大的学习机会，在短短四个月中，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学习军事、文化知识，表现突出，成绩优秀，于当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1日，他与第一大队的战友们一起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抗大学生毕业典礼，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所作的报告。

1938年12月，沈蔚奉命参加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赴前线采写我军指战员战斗生活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经验的报道。记者团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从抗大挑选的一批政治条件好、工作作风好、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青年党员组成，沈蔚等五名同志被编到了晋察冀组，雷烨任组长。1939年初，沈蔚与雷烨、范瑾、林朗、程追四位同志一起来到晋察冀边区，作为八路军前线记者团和《晋察冀日报》前线记者，深入敌后采访。从此，他开始了自己战斗的记者生涯。

抗日烽火中的优秀记者、冀中分社的优秀领导人

1939年初夏，沈蔚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冀中导报》的复刊工作，并担任冀中通讯社(1942年3月正式改称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

《冀中导报》是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38年9月10日创刊于河北任丘，初名为《导报》。1939年底复刊，改名为《冀中导报》。冀中通讯社与冀中导报社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它实际上是报社的通讯指导科，既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发稿，又管理着报社的通讯工作。沈蔚同时也是冀中导报的编委委员、记者科长，又负责《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在报社社长兼通讯社社长范瑾同志去晋察冀边区期间，他还负责冀中通讯社的领导工作。

在抗日战争的冶炼中，沈蔚很快显露了他出色的记者才华。他采写的《雪夜的袭击》刊登在1939年6月25日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6期上，真实地反映了一支八路军轻骑队奔袭平地泉南30里苏集车站日寇，取得胜利的情景。

这篇通讯这样写道:

深夜，没有月，也没有星。

盖遍了雪的原野，像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银光。

“同志们!三十五里走过了，离苏集车站还有五里。”

排长的话轻轻地，大家压着气，一声不响。

“这五里要步行，大衣不要穿!第三班留下来，看守马匹，担任警戒。今晚我们的任务定要叫这两小队敌人一个不留，一个不留!”

风雪中，排长和担任奇袭的三十二个同志的足印在轻快的步伐下留下了。路旁的树木，透过竹丛似的雪丝，在模糊中移动者，几次疑为敌人哨兵似的，惊动了大家紧张的心，于是都握紧了枪托，睁大了眼睛扫视着前面。

“还有一里路，敌人没有警戒，都睡在票房里。”

尖兵的报告，由排长那里，清风一样地掠到排尾，大家振奋起来了，轻轻地踏着急骤的步子。

突然，在五十米外，什么东西在模糊中摇晃着?是敌人发觉了?一道箭，大家趴下了，动也不动。慢慢地，慢慢地，一只巨兽出现了，它蠢然地蹲在卫护铁轨的栅栏后，披着白色的毛，黑涧涧的巨大的嘴和巨大的眼在急待着血的犒赏。

血，滚热地烧遍了整个身子，额角上的青筋暴涨了，大家咬着牙，铁锚似的手紧抓着手榴弹，“一个也不留!”沉重的在人们心里翻动。猝然，大家跟着排长猛地跳过木栏，冲上前去，手榴弹对准了巨兽的嘴......

轰!

轰，轰，轰!

手榴弹爆裂了，大地震动了，巨兽战抖了，“杀，杀”的狂呼，子弹的尖叫，冲破了狂啸的寒风，从巨兽的心脏中传出一阵阵的悲鸣!

紧张的，震动的，愤怒的空气，十分钟后立即又复归于平静了。

血腥的气味夹着硫磺的恶臭，在狂风中飞扬:烈风仍挟者雪花在怒吼，但远处传来了发疯似的狗的狂吠。

三十二个，整齐的跟在排长的后面，又踏着皑雪，冒着才华横溢的不朽新闻战士|

寒风，飞跑地驰去，胜利的微笑，爬上了紫红色的脸。

这篇通讯，对日寇的具体伤亡情况没有写，因为，在当时残酷条件下，不可能去了解。但以这次奔袭后风中飞扬“血腥的气味”，和车站栅栏后披着“白毛”的“巨兽”(在雪中的敌人碉堡) 被击毙，以及八路军32个战士和排长的胜利返回，描绘了这次成功的战斗，热情歌颂了正义的抗日战争，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八路军战士的英雄气概。

发表在1941年9月4日《冀中导报》上的《谁能忍受》一文揭露了日寇残杀我同胞的累累罪恶，是沈蔚饱含血泪写成的，文笔凝练，内涵深刻，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全文如下:

谁能忍受——在此次“扫荡”中日寇杀我侮辱我人民的纪实

杀人是目的

在这次扫荡中，鬼子杀人治人的方法，胜过他欺骗的方法，宣传是手段，杀人是目的。因为屠杀我巩固地区的人民大众，就等于毁灭我根据地的灵魂。

扫荡队每占一村，就大胆地到高梁地去圈人，进行面的搜剿。见了地里的老百姓，就挥着太阳旗狂吠:“不要跑的!回来!跑了就打死的!”接着说:“皇军只扫荡八路的，不打老百姓!保护老百姓!”在这种用心颇苦的“宣传”后面，请看日本帝国主义那副魔獠般的真面目。

“猪那人”

在定南东里村，鬼子捉住了十四个老百姓，先剥光了他们的衣服，赶到一个猪圈边，迫他们排直了站在猪圈墙上，一点不许动，违者以皮鞭毒打。打了一阵后，又叫人挑了几担水倒在猪圈里，鬼子就把那群同胞一一推下去，强迫他们在粪水中装猪爬行，又叫他们喝污水，谁不走不喝就痛打，专打头打背脊。同时在院里观看的日本鬼则大呼“猪那人”，狂笑不止。

拉着活人当牲口

敌人占了李昌道村后，有位上了年纪的人在村里没跑出去，就成了被侮辱的不幸者。鬼子让老人的头上套着个席篓子，迫老人匍伏在地，鬼子用鞭子打席篓。规定打一下老人就应跳动一下，不跳多打，跳得高，打得轻，否则重打。暴虐行为莫此为甚。

在侯家店，敌人捉住了一个青年，把一副牲口嚼子带在青年嘴上，勒令爬下装马行走，敌人跳过去骑在背上，青年反抗不从，就用枪托痛殴，结果被刺死。

狼心毒刑

在连台村，在东丈村，敌人抓住了几个老年人(这是他们事先麻木不知躲藏的结果)，鬼子左手揪着老年人的胡子，右手猛力痛击耳朵，打一下就狠狠地说:“打你这老八路的!打你这老八路的!”

在沙河滩里，敌人围住了老人，怎样治死的呢?敌人用刺刀挑死他们，一边砸，一边骂:“杀死你老妖精!”

或者把俘虏的群众一齐驱在墙根底下，叫群众弯着腰，头顶着墙，鬼子就用棍子痛打屁.....

还有更多的侮辱的方.....这不共戴天的仇恨啊!

女人的痛苦比男人更重

敌人见了抱小孩的妇女就挑死，单身的青年妇女被奸淫，被裸体侮辱，被抢到据点中去。

在安平六区邱村近百个死尸中，有这么一幅惨图:一个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妇，尸身横躺着，乳房边被刺刀扎了几个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一定是在被奸淫之后...她之血体外边，躺着一个幼儿，死去了的白色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的母亲，而死者的丈夫，则握住了孩子在痛哭。

写到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群众是不能忍受这些的，扫荡之后，立即在群众中散布着，从惨痛中得到不作绵羊的教训。老百姓们都说:“不跑就落一个死”，“死在日本人手里屎土不值”，“下回再扫荡，我带把铡刀在手里，见了就拼。”

《谁能忍受》揭露日寇在冀中的罪恶，远不止此。但这已把日寇丧尽天良的疯狂、残忍和无恶不作，录于历史的耻辱柱上。“下回再扫荡，我带把铡刀在手里，见了就拼。”这在冀中老百姓中流传的话，铿锵有力，这正是“以我们的热血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写照。

沈蔚在深入群众采写新闻的同时，还开拓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新局面。

《冀中导报》、冀中分社的新闻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作为冀中分社的主要业务领导之一的沈蔚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力。在冀中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的支持下，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就建成了遍布全区的通讯报道网，这支通讯队伍的成员大多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大多只有中、小学文化水平，但觉悟高，纪律性强，为党的新闻通讯工作尽心尽力，不怕危险牺牲。为培养和提高这支群众性的新闻通讯队伍，冀中通讯社于1940年10月创办了《通讯与学习》这个专业刊物。那正是战争频繁、经常处于“拉锯战”的异常年月，《通讯与学习》仍然坚持每一两个月出版一 期。 沈蔚不仅要具体计划、组织和审定稿件，还要亲自撰写稿件，在新闻业务和理论方面给广大通讯员以细心的指导。

1940年到1942年春的近两年时间里，冀中通讯社每年召开两三次由各县的通讯员骨干参加的通讯工作会议。除部署各个阶段的报道工作重点外，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新闻通讯工作，解决一些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会上会下，沈蔚热心地给各县通讯员讲解，循循善诱，从新闻入门的最基本知识，到如何发展通讯组织等等，都一一分析，深入浅出地举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容易遇到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新闻采访和写作中的问题，启发大家讨论研究。在战争环境下，这种短期学习班时间很紧，学习、生活条件很差，但大家热情高涨，学习氛围极佳，从中得益匪浅。

1941年底，在《通讯与学习》第8期上发表了沈蔚所写的《关于我们的采访工作》一文，这是在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发言提纲”，但已表明他在新闻业务理论上有了深刻见解。

这篇“发言提纲”的主要内容是:

一、采访的意义;二、我们采访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三、采访工作不健全的原因;四、我们对采访工作的要求;五、怎样做采访工作;六、什么叫“新闻鼻”;七、正确的待人接物，是采访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八、怎样作访问。

这篇关于新闻采访的发言提纲很精彩，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他强调要“深人采访”，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人木三分”的深刻性，反对“有闻必录”;提出要了解政治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情况的大局，增强新闻敏感(新闻鼻)、讲究时间观念等许多问题，是对新闻规律的有力阐述。

沈蔚在敌后艰苦条件下，自己深入群众采写新闻，通过办业务刊物和学习班培养记者、通讯员，在处理其他记者和通讯员来稿时也非常认真负责，经常为编辑修改稿件而通宵达旦地工作。他说，即使不能采用的也要争取每稿必复，告诉作者我们需要哪些方面的稿件，鼓励他们继续多为党报写稿。沈蔚是一名优秀的记者、编辑，也是成绩卓著的一名媒体领导人，呕心培养了不少党的新闻人才。许多后来成为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人，对他的帮助是永志难忘的。

“钢铁般的英雄”献身于冀中热土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深深感到坚强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是他们梦想占领中华的极大障碍，于是他们从5月1日起，调集5万兵力，对冀中平原根据地进行了骇人听闻的“五一大扫荡”。当时的冀中区党委根据情报得知的情况，估计到这次“扫荡”的残酷性和长期性，考虑到家不在冀中的外来同志因口音不一样，坚持反“扫荡”有困难，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认为这些同志还是随部队转移出去为好。《冀中导报》社长范瑾多次找南方口音明显的沈蔚谈话，动员他随部队转移。但沈蔚表示:反“扫荡”正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他要求和冀中人民战斗在一起，把群众英勇斗争的事实和风貌写下来，报道出去。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

反“扫荡”开始前夕，冀中导报社大部分编辑、记者和干部人员一同住在深北县北小营一带。根据冀中区党委的紧急指示和部署，报社连夜作动员，准备紧急向外线地区疏散人员，隐蔽坚持反“扫荡”斗争。沈蔚所在的那个小组夜间横越沧石路插向深南地区，他们立足未稳，尚未找到县区干部，就忽然遭遇敌人包围，只好折回沧石路南侧敌占区村庄暂时隐蔽。但敌人重兵分批北来，情势严重，大家又被迫返回沧石路北。在敌人残酷的大“扫荡”中，组里的同志被敌人冲散了，大家三三两两辗转避开敌人“扫荡”锋芒，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与敌人周旋。

当时日寇在冀中平原上安下了密布的“钉子”(碉堡、据点)，增修了大量的公路，挖了许多封锁沟，深宽两丈到四丈不等，沟沟相通，堡堡相连。深北141个村庄就安下了41个据点、岗楼。北小营村西北二里多的史村、东北三里的耿村有岗楼，东边八里的辰村、西南六里的辛村有据点，岗楼、据点间都有公路连接。几乎天天都有敌人来“清剿”、抓夫、抢粮。

由于沈蔚口音与本地人不同，最容易暴露，所以他就和战友一起挖地道，准备先隐蔽起来。

地道尚未挖好时，沈蔚白天随老乡到野外躲避，晚上回到村里。这段日子里，他仍念念不忘报纸的复刊和通讯工作的开展。

一天，沈蔚由老乡带着到村东南野外隐蔽。正好日伪军包围了村子，沈蔚被抓到了深北县县城。敌人对他酷刑逼供，但他机智地在敌人面前装聋作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抓的群众太多，一时难以分辨谁是八路军。几天后，在当地县委营救下，由农民出保，沈蔚终于逃离了虎口。

随后，他转移到深北县的唐奉村，住在冀中导报社医生杨浩然家里，并准备协助他们筹办敌后油印报纸《黎明报》。

7月，他通过党的交通站到达七分区，找到我军的一支部队，这支部队专门负责收容在反“扫荡”中失散的干部人员，掩护送到路西山地，于是沈蔚决定随军过铁路去晋察冀边区。一天晚上，日寇忽然包围了部队驻地一安国县城南西张庄村， 我军战士英勇冲杀，但因敌人太多，无法固守，乃决定全体突围。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共有数十名军民干部英勇牺牲，沈蔚也是其中之一。敌人撤走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与沈蔚在一起工作的朱子强1950年8月10日在给沈蔚的弟弟的信中，悲痛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在信中说，西张庄突围中，“干部、战士、老百姓牺牲很多，尸体遍地，又值夏季，一时无法辨认，加之敌人往返出动，情况紧急，部队乃发动并协助当村及附近村群众，将所有尸体，分别掩埋。报社闻讯后，知有两个干部牺牲并知沈蔚同志失踪，乃去人寻找打听，在尸体中确无法辨认。三四日后在小张村北庄稼地里寻得沈蔚同志照片及记者证各一张，扔在地上，并有血迹，附近也有片片血迹，但尸体已移去掩埋，我们才大体断定沈蔚同志是如此不幸地为革命壮烈牺牲了。此后约月余，我赶到安国地区，当地部队查明证实沈蔚已牺牲。”

在冀中这块庄稼地上，留下斑斑血迹的沈蔚的照片和记者证，是他最后的“绝笔”。他的尸体已找不到，和其他忠骨一起埋于祖国这片热土。

沈蔚深深爱着他的母亲。他在冀中寄给他母亲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寄给母亲

姆妈，

我好着。

一年，二年.....

越离越远了;

银霜染白了你的头发?

江南的枫叶照不红你憔悴的脸。

鸿儿活在战场上，打仗!

我知道

你积满泪水的心房.

望着北方.....

你是爱我的呀!

姆妈，

你怎样啦?

一年，二年......

饥寒，逃亡;

苦难已吸干了你的鲜血，沦陷区的皮鞭，抽烂了奴隶的

骨肉。

姆妈沦在火坑里，遍体鳞伤!

我知道

你压住破碎的胸膛

发育温暖.....

你是爱我的呀!

沈蔚的母亲叫沈萃英。苏南吴语区子女习惯称母亲为“姆妈”，他深情地爱着母亲，惦念母亲，特地用母亲的姓，给自己起名叫沈蔚。

1939年12月2日的半夜，沈蔚在写给江南的父母的一封信中说:

在今年五月底，我到了冀省中部，过着最艰苦、最进步、最光明的战斗生活。我现在做的事，不但救国，而且要救一切受苦的人，要使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身!使将来全中国的人，都不受外国人的气，也不受有钱人气!姆妈，你愿意我做这种神圣的事业吗?

我变了。然而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我决不使你们失望。

等到新的中国出现的那一天，我再投进你们的怀中来吧。

这是充满了对光明追求、抱定必胜信念的信。然而，他没有等到新中国诞生投入慈母的怀抱，就过早牺牲了。

沈蔚志向高尚，激情奔放。在抗日战争中，战友惨死在日寇屠刀下，令他悲痛万分。他将悲痛化为力量，写过一首追悼阵亡将士的《复仇的歌》，在冀中军民和新闻战士中传颂。在诗歌中他激情地唱道:

你是弟兄们的先锋，

你是钢铁般的英雄!

你为着国家民族而壮烈的牺牲,

这怎不叫我们悲伤而哀痛!

我们只有踏着你的血迹,

继承着你的遗志，

为你复仇，为国家民族复仇，

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这首面对阵亡将士的诗歌唱出了沈蔚自己的誓言。他正是一位“钢铁般的英雄”，新闻战线的不朽抗日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