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语言的生活》为东西（本名田代琳）所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不正常人”的故事。父亲瞎，儿子聋，媳妇是个哑巴，这三个残疾人组成了一个加倍“不正常”的家庭，他们却力图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部小说叙述的故事是复杂而荒诞的：父亲王老炳因意外变成了瞎子，他领着聋儿子王家宽过活，然后又娶了一个哑巴儿媳蔡玉珍。这一家子简直无法共同生活，因为在生活上难以沟通，常常产生误解，如聋子将父亲买肥皂的吩咐理解为买毛巾。这一家人还饱受欺负：家人都在场，腊肉却被偷走，甚至蔡玉珍还被人强奸了。为了抵御外人的侵扰，他们在生活中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默契———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就这样他们实现了生活上的沟通。但是他们自身的不健全使他们常常成为村人们欺辱的对象，为了躲避村人的骚扰，他们另造新屋，把家安在远离村庄的河对岸，并且打败了最后一个敢于过河来骚扰他们的人之后，拆除了通向对岸的木板桥，断绝了与世人的来往。王家宽夫妇后来生下王胜利，这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刚刚给他们全家带来一点“有语言的生活”的欢乐，可到了上学年龄的他，第一天从外面的世界学会的却是辱骂父母的歌谣：“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于是全家为之震怒。在爷爷的调教下，五官健全的王胜利却慢慢变得沉默寡言，“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全家又过上“没有语言的生活”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经济得到了快速地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传统道德伦理遭受冲击，价值观的多元化混乱化等一系列现代化的弊端开始凸显。而如何展现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境与挣扎，同时揭示导致人性迷失和精神漂泊无依的生存图景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成了作家们新的课题。“桂西北文化”对作家有着很深的影响，东西生于桂西北，长于桂西北，其所受的启蒙教育和高等教育也都是在他生活的区域进行的。作者在开始写这部小说时候作者只想写一个聋子，写他听不到任何指令，哪怕像卡夫卡他爹“去死吧”这样的呵斥他也听不见。写着写着，发现了问题，觉得只写人的某一种残缺很难超越前辈，很可能就是重复。于是作者停下笔，开始给自己设置障碍，提高标杆。想了一礼拜，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聋哑瞎放到一起来写？所以有了聋哑瞎这个构思。

王老炳

王老炳的眼睛是和他的儿子在坡地上除草被马蜂蜇瞎的。由于他不是天生的瞎子，他的听觉器官和嗅觉器官并不特别发达，他的行动受到了局限，没有儿子王家宽，他几乎寸步难行。朱灵死后杨凤池疯狂的诅咒，村里人民的刁难，让一家之主王老炳的勉力撑持轰然崩溃。村里的人对于艰难生活的王家三人非但不同情和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他们嘲笑王家宽听不见声音，偷走王家的腊肉、轻薄哑巴姑娘蔡玉珍。

王家宽

王家宽是一个聋子，他看上了朱灵，他的求爱痴心而憨傻。为了换得一封情书，他为小学老师张复宝家挑了半个月的水。收到情书的朱灵“在窗口朝王家宽笑，她还把手伸出窗外摇动”。王家宽受到了鼓舞，他自愿被朱大爷剥削劳动力，顶着烈日帮朱家盖瓦；夜逢暴雨，王家宽为给朱家遮补屋漏而全身淋透。也是在这个夜晚，王家宽目睹了朱灵和张复宝的猫腻，意识到自己一切殷勤的徒劳。这一事实无异于朱灵劈向他的第三个巴掌，下手之重使这个曾经困惑于为何遭打的聋子豁然开朗：“他开始憎恨自己，特别憎恨自己的耳朵。别人的耳朵是耳朵，我的耳朵不是耳朵……”怒不可遏的王家宽手起刀落，让自己徒为摆设的右耳喂了狗。而之后王家宽和蔡玉珍，欢愉之后，王家宽和蔡玉珍开始共枕同眠，王家添了一个耳聪目明的哑巴媳妇。但是朱灵，她挺着大肚子边宣布结婚喜讯边走向王家找“孩子他爸”。面对“孩子他爸”的妻子，朱灵化“语言”为战斗力逼得哑巴蔡玉珍节节败退。再接着是杨凤池，她要“王家宽不得好死”，“王家宽全家死绝……”疯狂的诅咒，随泼随有的脏水，让一家之主王老炳的勉力撑持轰然崩溃。终于，“像逃债似的”，王家从村庄消失了。

蔡玉珍

蔡玉珍是王家宽从村外带回来的一个卖毛笔的哑巴姑娘。蔡玉珍以王家为据点，开始在附近的村庄推销她的毛笔。王家宽陪着蔡玉珍走了七天，他们一共卖去十支毛笔。那些油腻的零碎的票子现在就揣在蔡玉珍的怀里。之后蔡玉珍和王家宽欢愉了，蔡玉珍变成了王家的哑巴媳妇。蔡玉珍虽是个哑巴，但年轻漂亮。她与王家宽相濡以沫，结成夫妻倒也差强人意。不料朱灵的母亲将女儿的死归咎于没有辩解力的王家宽，向王家发出了恶毒的诅咒。穷不死饿不死的王老炳一家，担心会被这脏水淹死，被迫逃离世代居住的村庄。他们毅然挖掉祖坟造屋，又齐心协力惩治强暴蔡玉珍的恶人。甚至一直被王家宽深深爱着、也爱过王家宽的朱灵也把自己的脏水往王家宽身上泼，也欺侮爱着王家宽的蔡玉珍。及至有人趁王家聋、瞎、哑之危，强奸了蔡玉珍，终于使王家悲哀地绝望了：他们拆掉了与村里相通的小桥，以一河之隔与村里人划开界线，表明对语言世界的抗议和失望。

王胜利

王胜利是王家宽和蔡玉珍的儿子，是王家的希望。王家人都希望这个“健康的后代”“将来长大了，再也不会有什么难处，他能战胜一切他能打败这个世界”。这个名字朴素到俗气，却担负了一家三口两代人所有的耻辱、沉重、凄苦，以及希望。但是，王胜利上学第一天学到的却是那首曾让他妈妈伤心不已的“破烂的歌谣”，他在“吊着嗓子唱：蔡玉珍是哑巴，跟个聋子成一家，生个孩子聋又哑。”王家把“健康的后代”送进“有语言的生活”去接受教育，却不知道河那边对他们的损害就是这种教育的产物；他们希望孩子做世界的胜利者，为他们挣回尊严，但他们低估了“语言”的强权和势力，反落得自取其辱的结果。左右为难的王胜利从此沉默寡言，和瞎子、聋子和哑巴无二。

张复宝

有妇之夫张复宝是一名小学老师。他以笔为戈，轻易地从“在朱灵家窗外徘徊的人”中突围而出。当朱灵怀孕了后二人相约同往县医院，奈何村里到处都是眼睛，不经意的一瞥已足以令其胆战心惊。他们谁也不想，更不敢，被目光交织成的罗网罩住，于是乖乖退回原地。彼时的“英雄”张复宝兀自缩在安全的暗角里岿然不动，被欺骗了的朱灵则“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笨熊”狂躁不安。不久，朱灵的秘密就泄露了。这时，张复宝以貌似保护者的荒谬姿态站了出来。他开除了带头窥看朱灵大肚子的四个学生，以手中仅有的权力泄了一己私愤，至于朱灵的肚子，则任其膨大，不问不闻。遭殃的，还是王家宽。朱灵一死，张复宝便正式撇清他欠下的风流孽债飘然隐退，一切的一切当然全权交由作为债主之一的王家宽终身领受了。至此，张复宝的卑琐、软弱和无担当等斑斑劣迹昭然若揭，令人发指。

朱灵

朱灵是村里“待嫁的美丽的姑娘”。村里的小学教师、有妇之夫张复宝使村里的姑娘朱灵怀孕，俩人约好去县城做流产，但因为等车时俩人错过了接头的机会，没有成行。朱灵为了声誉，想把怀孕这事栽到王家宽头上。被王家宽逐出门后，朱灵在绚烂盛开的桃林里结束了生命。

至善至美的人性抒写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人性是一个崇高的范畴。作为人类最本质的属性，人性与人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作为一种高级的动物，就在于他具有文化性。文学中表现人性美，就是“发掘人类心灵深处潜藏着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并把它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上述两点，简洁而深刻地说出了东西小说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作家的作品即作家所营造的这片艺术世界，根植于桂西北这块原始神秘、单纯而又朴素的土地上，凝注着“崇自然、尚道义、尊人性”的桂西北文化特质，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的，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此讴歌健全而淳朴的人性美。这正是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人们生存方式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人类价值取向的自然回归。从《没有语言的生活》中三个残疾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组合，到《秘密地带》中成光自然心性的失而复得，人们不难发现，人性既是东西创作的起点，也是它的归宿，是小说创作的核心。然而，仔细阅读东西的作品，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人性在东西的小说从底到高中被分成了两个层次：生活和生命。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在东西看来，人需要生活，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体现。他是肯定这种自然本性的，并且在他的作品里也张扬着人的这种自然性。但是，人不能仅仅为了“生活”，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生活”，否则便与动物无异。正因为这样，东西在自然的生活中张扬了更高一级的人性层次，即“生命”这一概念。“生命”在东西的思想中，是一个蕴涵复杂的概念。在他看来，“生命”具有自然性，应是人性的自然张扬，是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生命”所表现的内容是人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和人在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美好品质。“生命”的意义更在于对真、善、美的追求。总之，东西阐述的“生命”是以讴歌人性美为核心，而又不脱离人的自然天性和淳朴乡土的三维结构体。

人性之美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人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殊到异乎寻常，便不免包含着向前和反顾。”东西属于后者，他就是从反顾中得到启发，创作了堪称“表现桂西北人性美、人情美和风俗美”的代表作——《没有语言的生活》。小说以老百姓的平凡命运为关注点，以细腻、生活化的笔触，在情感和伦理价值上追求真诚淳朴的人性美，使身处现实喧嚣境遇中的人们从对乡村自然之色的窗口的遥望中，切身感受到了宁静秀丽、情意真切的精神家园和诗意般的栖居。竹木构建的民房、崖壁上的壁画、带有野性味的舞蹈，红纱、红剪纸、红棉被等营造的洞房，展示了一卷远离现代工业化浸染、避免世俗功利的乡村生活图景，营造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生命存在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瞎子王老炳、聋子王家宽和哑巴蔡玉珍共同组建起了一个外表残缺的家庭。在人们看来，这一家子简直无法生活。因为生活上难以沟通而常常产生误解，如聋子将父亲买肥皂的吩咐理解为买毛巾等等。然而，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却不可思议地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默契——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说出来告诉瞎子，以此实现了生活上的沟通，创设了一种无声胜有声的交流语言。从表层看来，小说似乎寄予了对残疾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若仅限于此，那对小说主题的理解是肤浅的。

透过小说叙事的文本，人们可以深入地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王老炳一家的身体虽然残缺，但他们的精神却是健全的。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三种感知外部世界的器官，他们对外界的感知是通过“三位一体”的互补来完成的。由此而言，人们不难看出，东西不仅写出了人的悲剧性的自然存在，同时也写出了人与生俱来的抗争精神与创造力量。与同时代的许多小说家相比较，东西的作品热衷于对苦难主题的表达，这与作家经年生活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条件落后的桂西北山区所形成的对生存苦难的独特体验密不可分。“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苦难疾病更是家常便饭”，童年时饱受饥饿的袭击，大学时经济来源依然不足。这些印象深深刻在作家的脑海里，并一次次被无意识地写进他的小说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个外表残缺而内部和谐的家庭，是东西对在桂西北险恶自然环境的磨砺、锻造下人们形成的坚忍不拔、达观自信的民族性格特征的高度浓缩，更是对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回归的高度赞颂。

作者借正直善良的医生刘顺昌之眼，细致的描述了劳作过程中，蔡玉珍受了伤，王家宽在草丛中采到草药在嘴里嚼烂，敷到蔡玉珍的伤口，然后将蔡玉珍抱回了家的场景。这样一个连续的情景感动了刘顺昌，以至于使刘顺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很幸福。在这样一个残缺的家庭里，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祥和生气、朴实真挚的人伦之和及寄寓人性之美的“生命”意识得到了尽情地挥洒：他们在一起做饭，一起为牛涂彩，一起耕地，一起唱山歌，尤其是他们呈三角形站在一起传递玉珍家庭情况的场景，充分展示了关怀、协调、互助的家庭关系。王老炳慈祥、厚道，俨然一位儒化的长者。他虽眼瞎，但却心敏、胸宽，像慈父一样关爱着外地女玉珍。为了儿子的爱情，在乡人众目睽睽之下他率领他们“老汉唱歌为儿郎”。家宽尊敬父亲，从对父亲的呼唤和对父亲关切中浸透了一个孝子的心意。而玉珍作为一个不速之客，凭借善于操持家务和善良周到的行动得到了王家的认可并很快融入到了这个残缺的家庭中。难能可贵的是，王家宽身为聋子，又不会识字，在生活上，与人交流有很大的困难，但这些并没有阻止他的乐观友善和对爱情的执著。他帮张复宝送水来换取一封情书却被利用；他让玉珍教他写“朱灵”两字，然后就兴奋地把朱灵的名字写在红气球上以示爱意；他与朱灵一起打桂花的愉悦欢快等细节，都向人们展示了家宽的情感世界：年轻、充满活力和感情丰富。尤其在朱灵因怀孕被张复宝遗弃后，他却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她。“张站长（复宝）像野猴，吃口仙桃顺手丢；王家宽真傻气，捡个烂桃当绣球。”孩子的歌谣足以证明他的真诚与对爱情的执著。而蔡玉珍则更体现了一种心灵崇高、人格完美的道德化的主体象征。

她细腻温柔、心地善良、端正稳重。虽不能言语，但在她心中已经燃烧起了对家宽炽烈的情愫。在得知家宽深爱着朱灵后，玉珍一直保持着少女的矜持与内敛，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知道家宽喜欢朱灵，她毫无怨言地帮助他学写“朱灵”两字，甚至替家宽向朱灵求亲；在朱灵与家宽的新婚之夜，玉珍不但为他们布置了洞房，甚至还主动离开。可以说，为了朱灵和家宽的结合，玉珍放弃了自己的情感表达与追求，这些超越了情爱与血缘关系所制约的胸怀，超越了世俗功利，是爱神的化身。这些足以召唤当下芸芸众生心灵深处早已泯灭或压抑已久的善良、真诚、奉献，体现了爱的力量与回归。正因为玉珍的无私奉献，深深地打动了朱灵，她最终选择离开。雪莱说：“道德中最大的秘密是爱，亦即暂时舍弃我们自己的本性，而把别人在思想行为或人格上的美视若自己的美。要做一个至善的人，必须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玉珍、朱灵和家宽的行动充分突出了这种爱的精神与道德力量，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由此看来，东西在平实质朴的生活表层下，着力渲染了追求真、善、美的生命意义，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找回了那份久违的单纯与平和，在民风民情中融入天人合一的人性之美，在传统文化中追求生命存在的意识。正如东西所言：“拨开他们像荒草一样的文字，你会看见一种被人性的东西慢慢地浮出来，抓住我们的心灵，使南方和北方一起感动。”

世俗生存之痛

通过对《没有语言的生活》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到东西借用了桂西北地域和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歌颂了在恶劣自然环境下桂西北民族抗争的精神和创作力量，讴歌了至善至美的人性，同时，不动声色地切入了“现代性”话语，张扬一种现代人的精神意识：拷问社会现实、追寻人类文明及生存价值。东西择取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叙述形态触摸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抚摸苦难的传统模式，并以个性独特的叙事文本向人们透露了这个物质文化发达的时代背景下理性秩序的混乱和精神水准的极端贫乏。由此看来，东西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把握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之间的辨证，互动的创作风格所呈现的“东拉西扯”，正是桂西北山区那种相对的封闭落后性在当下语境下（后现代）所呈现出的一种文化焦急，正是这种文化焦急的内在张力，最终造就了东西创作风格的思维方式，积淀成了作家作品的最终创作风格。

现实主义的叙事

这是一篇很好读的小说，为读者所熟悉的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几乎都可以在它里面找到对应的地方，如线索的单纯、结构的严谨、情节的生动、细节的逼真、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等等，它以一种平易朴实的风格去表达了一个奇特的家庭组合的故事：农民王老炳在地里劳作时突然遭遇蜂蜇，他的呼救声聋儿子王家宽听不见，最后虽然得救保住了命，却瞎了眼睛。好心的中医王顺昌要替王家宽物色健全人作媳妇，好让他们的生活方便一些。挑剔的王家宽却不愿意随便找个女人成家。失去语言沟通所形成的障碍使王家宽失去与美丽而天真烂漫的朱灵姑娘相恋的机会，他因此愤然割掉自己的右耳。王家宽后来遇到蔡玉珍。蔡玉珍虽是个哑巴，但年轻漂亮，心地善良，她与王家宽相濡以沫，结成夫妻倒也差强人意。不料朱灵的母亲将女儿的死归咎于没有辩解力的王家宽，每天夜里跪在桃树下敲打一只倒扣的瓷盆，向王家发出恶毒的诅咒。穷不死饿不死的王老炳一家，担心“会被这脏水淹死”，被迫逃离世代居住的村庄。他们毅然挖掉祖坟造屋，又齐心协力惩治强暴蔡玉珍的恶人。王家第三代健康地诞生了，他官能健全，凝聚着全家的希望，王老炳就给他取名为王胜利。王家不甘心他们的下一代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送王胜利上学。王胜利上学的第一天，带回的却是辱骂自己父母的童谣。这令他的瞎子爷爷怒不可遏，叫他的哑巴妈妈伤心欲绝。小男孩王胜利只好退回到原本与世隔绝的世界，来躲避语言的伤害。

小说里面没有大幅度的时空跳跃，没有意识流，甚至连传统叙述中经常使用到的插叙、倒叙、平叙、补叙等稍微复杂一点的叙事方式也都没有用到，也很少内心独白，心理活动的描述也简洁而通俗，没有偏僻的方言，没有古怪的风俗仪式，整个一个单纯明白的“平铺直叙”。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对于读者来说是太熟悉了，都像透明的玻璃，读者能轻而易举地穿过去看到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内容既现实又单纯，读者完全可以轻松的读出作者对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完全可以将它理解成一部反映残疾人生存困境和精神痛苦的作品。这是作品的表层结构。表层结构很好，故事虽然简单，但所选取的题材很独特，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体现了作者深刻的现实主义关怀。表层结构的意义也不浅薄，意蕴也颇为丰厚，读者的阅读理解停留在表层结构上也是有所收获。

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融合

从故事的表面看，《没有语言的生活》描述的是弱小人物受欺凌的命运，是人类欺凌弱小的恶劣人性的表现，体现出作者对弱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情。但是在具体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象征性的寓言。文本中的三个人物：瞎子王老柄、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几乎是符号化的人物，里面的故事情节也具有强烈的寓言结构性质。但是作者并不是在创造一个寓言故事，作者是将寓言的符号形态充分的生活化和具体化了。作品的深层意蕴不是另外在某个场景中被夸张出来的，也不是被强行的灌注到小说中去的，它是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在情节的推移中、在各种生活化的细节中自然而然的生成的。“隔绝”和“退回内心”两个象征主义的命题完全被生活了，它成了作品中人物具体实在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生命含义和境界。作品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是高度统一，融合一体。这种融合的本质其实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一般来说，有点文化的人都能读出作品的表层意义，能读出表层意义也很好。要读出作品的深层意义，就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了。作品的深层意义往往是读者在作品表层意义基础上的创造性阅读，是读者对原著意义的丰富和补充，读者能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感悟真理的快感和愉悦，读者是在参与文本的形成和真理的创造。当然，每个读者对原著意义的丰富和补充是有差异的，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语言的生活》以双重结构的方式给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启示。

《没有语言的生活》：东拼西贴的组装方式

一个聋子、一个瞎子、一个哑吧，一个失聪，一个失明，一个失语的极端组合，以失聪为始端串起了无望的因果链条。父亲的眼睛被马蜂蜇瞎，儿子天生是个聋子，后来又讨了一个哑巴老婆，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悬念，父亲在儿子面前比画，叫他买一条长方形的能在身上搓洗的毛巾，但是儿子却买回了一块肥皂，一位美丽的女孩站在王家宽面前，只要王家宽说一句她怀上的孩子是他的，就同意嫁给他，可王家宽却因为听不到而失去了机会。这样的尴尬持续到小说一半的时候，才慢慢地消失，他们的生活逐步变得和谐起来，最后哑巴利用手势，聋子利用眼睛，瞎子利用耳朵共同完成了一个案件的叙述，还一起对付了一位贸然的闯入者，三个分散的零件从不同的方向逐渐地组合到一起，直到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东西所说的后现代的写作方法——拼贴。事实上，《没有语言的生活》这个小说完全依赖于组装。它的魔力在于，不仅作者可以组装，读者也可以利用这些零件各取所需，组装出他们需要的主题和故事，这就好比拼图，可以自己拼贴，也可以大家一起拼贴，最终拼成一个“纸上的世界”。

《没有语言的生活》最后写到的那个因为语言伤害变得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是否隐喻着人类若不自救，终将面临官能退化、文明尽失的悲惨结局呢？东西以寓言方式写出了对人类生存的优虑和批判。

——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研室主任王育松

《没有语言的生活》，通过具象化的日常叙事演绎了一出语言的缺失与语言的不洁，使人物生活在昏昧之中的悲剧，充满了现实关怀精神。

——山东省济宁学院中文系讲师赵双花

东西，本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上的恋人》获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长篇小说《后悔录》分别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奖”和《新京报》“2005年度好书奖”；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后悔录》《耳光响亮》《没有语言的生活》《我们的父亲》《不要问我》《猜到尽头》《东西作品集》（四卷）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