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企业，是指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

军用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了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北枪炮厂（1890）。

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而各省在70年代以后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

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了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民用企业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

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呢局（见彩图）、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

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见彩图）、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见彩图）；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

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

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1895～1911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 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 历史作用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了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

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了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

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了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