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船就是洋人之船”，“所有西洋商船俱称番舶”，这意思是说：鸦片战争前，洋人的船，叫作洋船，也都称为番舶。

旧称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看似明白，但实际不确，以前翻赵翼的笔记，《檐曝杂记》卷四有“西洋船”一条，言“西洋船之长深广，见余所咏《番舶》诗”，再去看那首《番舶》诗，有“一载千婆兰”句，自注：番语三百斤为一婆兰。此非泰西权度单位。《宋史·食货志》云：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的对外贸易原有“朝贡贸易”和私人经营的私商贸易两种形式。前者是由朝廷独占经营，兼有政治目的。外国的贡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明廷以“赏赐”的名义，给以相当价值的回报。“赏赐”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的价值，两者的差额实际上是保持朝贡关系和名义的代价。各国朝贡使臣随带一批随行的商人，以入贡为名，运来私售货物，朝贡完毕，被允许在会同馆附近的指定地点进行民间交易。外国使臣和随从商人也被允许采办一批中国商品，如瓷器等物，运回本国。（《万历野获编》卷三十）

朝贡贸易在永乐、宣德时期，甚为兴旺。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实际上是这种朝贡贸易的扩大。洪熙时停止下西洋宝船，不再增加新的朝贡国，削减赏赐数量。明初一度繁荣的海外朝贡贸易逐渐衰落。

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明初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不能发展。尔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商大贾”或“湖海大姓”的海外走私活动日益活跃。这些海商或舶主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必要的海船、水手，以经营出口丝绢、瓷器、铁器，进口香料、珠宝和东西洋特产为主。他们投商入股，载货出洋。靠盘剥入股商众，谋求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利润（《东西洋考》卷七）。

嘉靖以来，沿海的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福建地区“凡福州之绸丝，漳（州）之纱绢，泉（州）之盐，福（州）延（平）之铁，福漳之桔，福（州）兴（化）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蒲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王世懋《闽部疏》）一些沿海商人，私造双桅大船；驱使贫民充当水手。“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县志》卷十五）

嘉靖年间，“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张时彻《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根据明代的法律，私自下海通番者处以充军或死罪，但沿海居民“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明经世文编》卷二八○，冯璋《通番舶议》）由于倭寇与中国海盗的劫掠，明朝进一步加强了海禁，镇压沿海的海盗商人。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因而遇到困难。明廷派往福建主持海禁的巡抚朱纨，受到朝内宦官和地方势家的攻击，被劾落职，愤恨自杀。此后，“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纨传》）私人海外贸易又有扩展。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板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贡市贸易，禁止私人贸贩，以防侵犯官府的商利。所以，官府垄断的贸易，不在海禁之列。

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议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这是一次极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商人下海贸易要申请引票，限定船只数目和贸易地点，但仍使对外贸易获得很大的发展。明末人周起元说：“我穆庙（穆宗）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东西洋考》周起元序）这次开放海禁，大约持续近三十年。一五九二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兵部又要求“申严海禁”：“凡有贩番诸商，告给文引者，尽行禁绝，敢有故违者，照例处以极刑”。福建巡抚许孚远据海澄县番商李福等联名呈请，草拟《疏通海禁疏》上奏。李福等人呈报说：海澄县“民业全在舟贩，赋役俯仰是资。往年海禁严绝，人民倡乱。幸蒙院道题请建县通商，数十年来，饷足民安。近因倭寇朝鲜，庙堂防闲奸人接济硝黄，通行各省禁绝商贩、贻祸澄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生路阻塞。商者倾家荡产，佣者束手断飨，阖地呻嗟，坐以待毙”。许孚远在奏疏中指出：如果以为沿海居民，凭借海滨，易与为乱。“往者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他还说：如果断绝中外往来，在吕宋的数千漳州人，不得回还，势必要勾结外人入寇。如果禁绝海外贸易，则周边外国情势一无所知，谈不到事前防御。如果禁绝对外贸易，则商税无收，往年由商税两万两补贴的地方兵饷，就无着落，没有兵饷，怎能加强海防？他极力主张继续开放海禁，复旧通商，总结过去海禁的教训，“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明经世文编》卷四百，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迄未停息。私人的海外贸易事实上则在继续发展。

三、西方商品的流入

来华贸易的外国船只，多在广州一带停泊。正德时“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于州城”。（《明史·佛郎机传》）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也都是外船贸易的口岸。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船，把中国的丝斤、绫绸缎匹、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物，运往国外销售。中国商船也把丝织品、铁锅、成衣、肉类制品、水果、牲畜、香料、冰糖等商品运往亚洲各国。

与此同时，西洋、南洋、印度洋国家和地区的大批商品也随之进入中国的国内市场。舶来商品中，欧洲国家生产的只占少数，多数是南洋、印度洋各地的商品，经葡、西等国或中国的商船运到内地。明人把舶来品一律视为西洋商品。依据《明会典》所载和王世贞从《会典》中抄出的番货价值单，可以得知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基本情况。

南洋所产的香料，是进口商品的大宗货物。香料中的胡椒和丁香则是最重要的商品，是南洋香料贸易争夺的焦点，嘉靖以前，中国商人是南洋香料的主要经营者，后来西方殖民势力到达南洋后，香料贸易转入欧洲商人之手。就上举当时三种进口商品清单来看，香料都列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有供上层社会消费的龙涎香、安息香，也有常用的调味品，胡椒、丁香等。有些香料是制造神香、除虫香、薰衣香的原料。从香料抽税率看，价格都是很高的。

其次，进口外国的商品中，手工业原料和织纺品为数最多。手工业原料约二、三十种，其中有铜、铁、锡和各种毛皮，包括牛皮、马皮、鹿皮、沙鱼皮、虎、豹、水獭皮以及名贵的鸟毛，如翠毛、孔雀尾等。制造藤编品的原料白藤、棕竹。名贵木料，乌木、紫檀、紫■。制造手工艺品的原料玳瑁、象牙、犀角、牛角、龟甲（筒）等。染料以苏木为最多。纺织品大多是南洋各国出产的当地特制丝棉织品，如油红布、青布、苾布、暗花打布、沙连布、勿那朱布、各样粗布、交阯绢、暹罗红沙，兜罗被等。制成的工艺品，如玳瑁盒、玳瑁盂、玻璃瓶、碗、香泥瓶、嘉文席、番藤席等，也有一定的数量。

第三类是药品，有没药、冰片、阿片、血竭、孩儿茶、阿魏、芦荟、豆蔻、雄黄、栀子、大风子等。

第四类是食品，燕窝、番米（西洋米）、椰子、海菜、鹿脯、油麻、虾米、红花米、沙鱼翅、绿豆等。

此外，还有莺哥类的观赏禽鸟，有玻璃制成的番镜，有驱虫药樟脑和特制的闷虫药，还有日本制造的倭刀及番弓、番箭、火炬等物。这些商品只是少量进口，不能与上列四类商品相比。综观这时从海外输入的商品，并非只是专供皇室贵族赏玩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之类，其中大部分都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输入的赤金、足色银，钱铜、番锡对于明代货币白银化和铜钱的制造起了相当的作用。一些中国没有的手工业原料，从国外输入在国内加工，促进了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中国早有玻璃制品，但质量不高，这时国外的大量高级玻璃制品，进入了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商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已达到相当程度。有些外国商品，如苏木一项就因进口过多而积存库中，以至不得不用苏木来充当发放给官员的俸给。

贵族官僚家庭积蓄的财物，也反映出外国商品交易的普遍。嘉靖初年抄没幸臣钱宁家产，内有苏木七十三扛，胡椒三千五百石，香椒三十扛。（《天水冰山录》附籍没数）嘉靖时，抄没严嵩家产，内有国外出产的大象牙、犀牛角、珊瑚珠，玻璃制壶瓶杯盏碗以及高脚茶盅、酒杯、玻璃镜、香炉、香筒、面盆等。玳瑁制品有酒杯、酒盘、茶盅、大碗、攒盒等。各种外国香料共重五千多斤。纺织品有西洋罗、西洋白绢绸、西洋铁色褐、西洋红白棉布。还有日本进口的倭刀、倭扇等。（《天水冰山录》）钱宁、严嵩家产中的大量舶来品，只能有少数是得自皇室赏赐的外国贡品，绝大数应是贪贿得来，直接来自中外商人或间接出于商品市场。

市舶宦官权势膨胀

正统以后，宦官“干与外事”，在朝架空内阁，把持国柄，操纵厂卫，提督京营，如边方镇守、经理内外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染等事，无处无之，形成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宦官权力体系。武宗继位，刘瑾擅权，打击异己，朝政败坏，史载：“瑾逐去不附己者，矫旨许进、马文升、刘大夏、赵事贤、张津奸邪朋党，为民。”[1]宦官还控制厂卫，开张皇店，监督征税等。

市舶宦官在这一时期权势大为扩张。有些市舶宦官升任本省镇守太监，有些兼掌其他地方官职，权势更加显赫。如弘治十年，福建市舶太监董让迁江西镇守；正德十四年，福建市舶太监尚春升御马监太监、福建镇守；嘉靖五年，福建市舶太监赵诚升福建镇守，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

成化间，浙江市舶太监林槐获得提督海道的权力。嘉靖四年，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比例乞换敕谕，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调官军。”[2]虽然兵部和都给事中郑自璧皆上言反对，但有旨许之。

成化十一年，韦眷为广东市舶太监，兼“采造进奉品物”，又任珠池太监；[3]二十三年（1487），韦眷插手盐政，奏请征广州东莞西湖等村各埠场鱼盐之税，“以备入贡之用”。[4]成化二十二年至弘治二年，韦眷以内官监太监兼任两广镇守太监，[5]成为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两广头号实权派人物。弘治八年卒于任所。韦眷操控对外贸易二十年，胡作非为，臭名昭著，是成弘间权势最大、为祸最烈的市舶太监。

嘉靖以前，浙江、福建还形成总镇太监管带市舶太监的“事例”。嘉靖八年（1529），广东巡抚都御史林富疏言：

若欲查照浙江、福建事例，归并总镇太监带管，似亦相应，但两广事情与他省不同，总镇太监驻扎梧州，若番舶到时，前诣广东省城，或久妨机务，所过地方，且多烦扰，引惹番商，因而辙至军门，不无有失大体。故臣愚以为不如令海道副使带管之便也。[6]

这段史料说明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宦官兼职情况有所不同。浙、闽市舶宦官往往由总镇太监管带，广东则委派专官，原因是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市舶太监则驻广州，两地距离太远，不能相兼。

正统以后，贡舶贸易日趋萧条，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正如广东巡抚林富疏言：“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7]相反，属于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两广当局面对紧迫的财政形势，默许商舶贸易发展，放松限制，大概在景泰初年，开始确立“收税则例”，开征市舶之税。正德四年，都御史陈金等提请对番舶抽分十分之三，得到户部同意，“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留备军饷。”正德十二年降为十分之二。抽分制公开确立，成为“广中事例”的核心内容。[8]

番舶互市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广东当局与市舶宦官的权利之争随之展开。正德四年（1509）三月乙未，市舶太监熊宣向朝廷提出要求兼理西洋诸国商舶抽分，结果为礼部所劾，斥其“妄揽事权”，熊宣被勒令回南京管事。[9]

正德五年七月，新任太监毕真援引所谓“熊宣旧例”，再次提出兼理商舶事务要求：

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行。宣，先任市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剌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兼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私真，谬以为例云。[10]

这次争议由地方上升到中央，焦点在于商舶贸易税收。宦官方面认为商舶抽分不宜由镇巡三司兼管，而应由市舶太监专理；礼部以贡舶、商舶管理各有分工，贡舶属太监，商舶归地方，对商舶抽分市舶太监“例不当预”。当时刘瑾掌权，在他活动与支持下，武宗批准了毕真的要求。[11]市舶宦官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