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运动、“
文化大革命”，直到
改革开放，侯七一生中经历了多次历史巨变。在一些特殊的人生关口，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他都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应对过去，从而渡过难关。书中的侯七是一个亦正亦邪、头脑灵活，很“鬼”的人。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特别调皮，在学校里不好好念书，回家也是“惹祸妖精”，今天尿人家小娃的鞋里，明天又屙人家倭瓜里，邻居街坊三天两头上门告状。但是这个人又非常讲义气，村里请人唱戏，他因不满县太爷那些特权人物的行为而聚众闹事，结果朋友被抓。他想“娘的，把兄弟们扔了算什么好汉！”就带领学生去营救。因此他被学校开除。爹娘为此垂头丧气，他却满不在乎，还气昂昂地说：“你们知道个啥？自古贵人多遭难。开除算什么！书上恁些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充军的充军，发配的发配？实话给你们讲，不光开除，我还想坐牢呢。受的磨难越大，将来当的官才能越高。”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王鹏举看到日本鬼子不能长久，就把县里日军的活动情况做成情报，让侯七送给抗日人民自卫队队长程守文，关键时刻，他灵机一动，把此情报说成是自己奉送的礼物，受到程守文重用。这显示了他头脑灵活、颇有心机的一面。程守文任命他为洛北抗日工作队队长，让他过了一段神气的日子。不久因自立山头，他被程守文赶走。他不甘心回老家种地，于是奔赴洛阳闯荡，一个偶然机会加入了国民党部队，还混成了少尉演员。后与国民党一八五旅旅长第四房太太胡月萍日久生情，事发后二人逃往南京，在南京用“以横对横”的手段降伏了地痞，做起小买卖。因帮助房东收拾了无赖，房东为报其救助之恩，指点他又做起了房地产生意。在国民党大批军官逃窜之时他买下大片房产。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如果到时候国民党回来了，把房产交回，可以讨好国民党，弄个官做；如果国民党回不来就把房产交给共产党，还可以立功。
南京解放后，他把所得房产悉数上缴共产党，受到新政府的另眼相看，并获得一大笔补偿款。他表白道：“我早看着国民党要败，害怕他们临走砸窝儿，就东挖西借，买下了这些房地产。”“我把这些财产交出来，权表对共产党一片赤胆忠心。”后来他怕被查出问题，就跑回洛宁老家。看到共产党重用文化人，于是他报名做了一名干部，认认真真研究渔业，还写出了厚厚的研究材料。在“鸣放”运动中，他劝老朋友不要参加“鸣放”，结果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右派的人有的上吊，有的精神错乱，大多数人吃不下饭，压力很大，而他却吃得白白胖胖，自由自在地活着。他劝大家：“人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吃点好。”空闲时他给大伙讲故事段子，使许多人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别人的帽子摘了，他的没摘，他却说“只要给王建这些好人卸下来，我情愿戴”，又好像颇有几分豪气。在刚被划成“右派”时，他也曾感到窝火，觉得丢人，面子没处搁。后来他想：都混到这地步了还要什么面子啊，面子值多少钱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一千条、一万条，保住性命是第一条。”后来几派人争来斗去，他都能左右周旋，从容应对，度过危机。这就是一种民间的生活逻辑。生逢乱世，侯七最初曾想“如今是乱世，正好闯人物”。他既不关心革命，也不关心抗日，但也不愿当汉奸，只想在历史动荡中混出点名堂，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是一个生活在乱世的农民的谋划。无奈历史大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他冲击到风口浪尖上，他只能随历史沉浮着、适应着。对于处于生存危机中的侯七来说，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
对乡土社会农民文化人格的审视肇始于
鲁迅以《
阿Q正传》代表的文学批判思路，精英知识分子扮演的启蒙者通过对农民文化人格缺陷的揭露进而擎起国民性批判的大旗。自“五四”以来，传统知识分子继续传承鲁迅“立人”和“改造国民性”衣钵扮演启蒙者的姿态，审视农民文化人格继而审视国民劣根性。张宇一直在关注农民，一直在思索农民文化人格的嬗变，农民文化人格是农民群体在农耕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在现实的农业社会环境和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张宇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展示了农民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基于此，张宇创作了《活鬼》。
农民侯七经历了解放后诸如
大跃进、反右、文革等灾难性历史时期，然而在每一个性命攸关时刻，侯七凭借民间生存智慧又顽强地挺了过来。张宇没有大肆批判政治运动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失，也没有过分地宣染政治斗争对人的异化和精神伤害，张宇着眼于人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问题。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生存才是第一需要，侯七跟同事一同划成“右派”，有的同志看不开寻死觅活欲上吊投河，侯七却苦中作乐，为大家讲笑话宽心解闷；侯七面对苦难，面对栽赃陷害，处变不惊，笑看世间风云。乐观、豁达，幽默是他给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是他消解苦难的法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侯七身上，读者也可以看到中原农民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侯七身上的的确确地存在着旧社会的顽劣习气，为人乖张，处事油滑甚至还有封建奴性意识，但在运动频繁的政治年代，侯七死里逃生，能顾全小家生存下来实属不易。也正是他这种“小处求生，败处求活”的生存理念成全了侯七。
侯七区别于文学长廊里的任何一个文学人物，侯七既不像
阿Q麻木健忘，也不如老通宝朴实能干，更不似
朱老忠嫉恶如仇。他是乡土社会里生长出来的精灵——“活鬼”，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活鬼”侯七身上包含着诸多复杂的性格特点，仗义疏财又爱占点小便宜，朴实厚道之中又透露着狡黠精明。张宇笔下的侯七可谓正邪交织于一身，侯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练就了一种生存的本领，审时度势、能屈能伸、委曲求全、为人精明又患得患失，环境的复杂多变造就了他们性格的多面性。
侯七生存哲学中体现出的顽固与韧性，与余华《
活着》里的福贵有相通的精神气质。福贵在经历了众多亲人的死去之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但福贵依然坦然地活着，而且多了一份从容，一种经历种种人生起伏之后的淡然。侯七也是经历了多次人生的坎坷，仍然乐呵呵地活着。他与福贵一样乐天顺命，忍耐命运中的一切痛苦与不幸。但侯七又比福贵多了主动的因素，福贵更多的是被动地活着，以生命的韧性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侯七却想办法去化解苦难，以自己的灵活头脑去应对苦难。他身上也有阿Q的影子，处于劣势状态时他不断地以阿Q方式自慰，但又少了阿Q的卑怯与窝囊、盲目与愚昧，多了几分智慧与通达。阿Q是麻木地适应环境而活着，没有自我，没有对命运的感知，到死也没有明白活着的意义，还在遗憾那个“圆圈”画得不够圆。侯七继承了阿Q善于自我安慰的特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活得明明白白，只是个人在历史大潮中身不由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以另类的办法去顺应。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人的生存本能对于来自外界的压力的回应，也是对苦难的另一种形式的抗争。《活鬼》对农民性格的探讨，上承鲁迅《阿Q正传》，但又有明显的超越；下启余华《活着》，但又比《活着》有更多的积极主动色彩。这正是它的独特性所在。
被认为最代表张宇政治——文化小说的是他的成名作《活鬼》。不仅，侯七的性格超越了张宇的平面写作，而成为“这一个”，更重要的，侯七的性格表演是对一种变异了的政治的否定，这否定本身，潜藏有长期变形的空气（假政治行世）下信仰危机的可能。（中国作家网评）
张宇，河南洛宁人。中共党员。1970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工人。曾任洛阳、三门峡市文联主席，《莽原》主编，河南省青联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协原主席。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张宇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晒太阳》《
软弱》《
疼痛与抚摸》《
表演爱情》《蚂蚁》等，中篇小说《
没有孤独》《活鬼》《乡村情感》《飘扬》等，散文随笔选集《
张宇散文》等。作品曾获省政府、中国作协多次奖励。部分作品译有英、法、日、西班牙语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