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史学是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大地上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里的具体体现。然而，浪漫主义最初却是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组成部分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奠基者们都是反封建的斗士。如果说18世纪初维科在其《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历史连续性思想当时还不为人们熟知的话，那么卢梭、康德、赫尔德等人的浪漫主义历史理论却是在当时就曾经引起过极大反响的。可以说，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主要就是在赫尔德的历史理论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就取代了理性主义史学而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简而言之，它反映了欧洲社会各阶层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反感，同时又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体现。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法国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开始于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

最后、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像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由此可见，进入19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凶猛、迅速席卷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就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叛，它主要体现在以下的3个方面：

第一、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理性主义史学对教会统治、宗教迷信和神学史观进行了深刻而无情的揭露批判，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开始的史学世俗化进程推向了高潮；但是它却在鄙视中世纪的同时，对中世纪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全盘否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及其客观性。而浪漫主义史学则肯定了中世纪的存在价值，强调了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性，浪漫主义史学家们甚至都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而且都还带有比较强烈的宗教情绪和神学史观，以致于造成了宗教思想的一度回潮。

第二、强调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直觉与情感的作用。理性主义史学崇尚理性的绝对力量，强调对历史过程进行理性的和批判性的思考，力图揭示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研究历史哲学的主张。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崇尚历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情感对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夸大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热衷于对历史情景进行形象性的描绘以抒发个人的激情，反对研究历史哲学，不屑于对历史过程作冷静分析，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第三、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性和民族特征。理性主义史学在“世界人性普遍一致”思想的指导下，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规律，主张写人类史和文化史，试图建立一套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世界历史体系。而浪漫主义史学则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否认世界历史的共性，热衷于写作民族史和国别史，并开始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种族主义的倾向，完全漠视非欧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浪漫主义史学虽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而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对。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

1790年，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7～1797年)发表了《法国革命论》一书，以极大的激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成为欧洲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伯克在书中一再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代人的“合作事业”，不能用颠覆的方式对之进行改革；法国大革命是以启蒙思想家鼓吹的抽象理性为依据的，并没有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基础，因而它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且它还将导致更加变本加厉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与此同时，每个国家都是民族性的、都有其独特的民族特征，因而决不能盲目地模仿外国的事例、随意地改变本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和既有的社会秩序。

1797年，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发表了《论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历史上一切革命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结果进行了批判，重申了革命的“不合法性”。进入19世纪以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被称作“浪漫主义的圣经”的《基督教真髓》和《殉道者》二书，将基督教及其统治下的中世纪社会描写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在欧洲文化界掀起了一股颂古非今的思潮。后来，随着拿破仑的垮台，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贵族官方史学、德意志的耶拿学派和“法的历史学派”、俄国的“正统学派”和斯拉夫学派等等，就是这个时期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的突出代表。

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他们对“民族精神”进行了神秘主义解释，将它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东西；他们赞美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重弹上帝干预历史的神学史观。

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这派史学家还抓住理性主义史学中的非历史观念，以历史有机发展理论和民族特性理论为武器，否定历史上所有社会变革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普遍意义，并从现实政治需要的角度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释，在尊重历史的口号下，极力为历史上(尤其是中世纪)的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

我们必须看到，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严格地说来，只有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和沙皇俄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是封建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旨在为复辟或巩固封建制度服务。英国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虽然也攻击法国大革命、并否定所有革命运动的合理性，但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而是为了否定法国革命的普遍意义、反对任何效法法国革命的行动、从而维护英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与欧洲的封建势力联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德意志的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也不同于法国和俄国。他们几乎全都是非贵族出身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早年都热烈拥护过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平等原则；只是随着后来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和拿破仑入侵德意志，他们才转而仇视大革命的；他们对现状不满，却又害怕任何社会变革；他们并不想回到中世纪去，却又竭力想在旧制度和旧传统中、尤其是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盛世中寻找未来理想社会的模式；他们希望实现资产阶级与贵族的联盟，并在贵族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结果自己却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在他们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的保守性和软弱性。

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德意志的戚美尔曼、英国的卡莱尔(前期)和科贝特等人。

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只是由于他们找不到改革现状的正确道路和方法，而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于是就寄希望于恢复中世纪的宗法生活，以至于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他们撰写的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歌颂的是中世纪的劳动群众(实际上就是理想化了的小生产者)、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着力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情操及其反抗暴虐统治的斗争精神，并且按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模式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如圣女贞德、闵采尔、丹敦等人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米什莱的《人民》、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是反映这种历史观点的非凡之作。

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从思想体系上来看，他们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阵营，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极左派。他们这种向过去寻求斗争武器以对抗现实社会的做法，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妥协立场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进程中发生急遽转折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就会变得动摇起来，从而投入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卫道士。

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浪漫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似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人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进行了日益理智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理性主义”的口号及其思想方法已经不能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对浪漫主义思潮中所强调的“个性解放”等内容却感到很合拍，于是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接受了浪漫主义，并由此而形成了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的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

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有关中世纪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提出了与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针锋相对的见解。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想模式撰写中世纪史，将中世纪的市民阶级理想化，并以此为近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寻找历史根据，因而他们也就非常重视对近代史─作为中世纪历史的必然延续─的研究，尤其热衷于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史，并且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著作。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将启蒙史学中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有机发展理论结合起来，把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历史看成为一个不间断进步的过程，并且明确地把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乃至于革命运动都纳入到了这个进步过程之中。

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作对神秘主义解释及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保守派史学家把封建帝王的征讨业绩、封建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情趣作为民族精神及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了大肆渲染和美化。自由派史学家则着意于探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点问题，并把历史上被征服者反抗征服者的“反抗精神”和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自由精神”说成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把市民阶级看成是民族的主要代表和民族文化中最活跃、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梯叶里甚至将“民族”与“第三等级”划了等号，认为第三等级构成了法兰西民族，而贵族和僧侣则是法兰西民族的外来压迫者。

自由派史学家也充分肯定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并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甚至还宣扬神意、把本民族说成是天赐神授的优越民族。但是与保守派不同，他们并不是要恢复中世纪的教会统治，而是为了肯定宗教改革和新教在欧洲近代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推动作用，为建立资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寻找宗教上的依据。

自由派史学家与保守派史学家在运用历史主义观念阐释历史运动的时候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保守派史学家把历史运动说成是完全由“前在因素”和“民族本性”决定的无意识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是完全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自由派史学家则在接受了历史主义观念的同时，承认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动作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自由派史学家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说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全部历史的钥匙，其中梯叶里首先把法国中世纪史写成了第三等级与僧侣及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后来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又把阶级斗争观念运用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受到了世人的好评。

上述3派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曾经称霸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里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则是自由派史学。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守派史学虽然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然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纵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就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