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假、夸大的工作成绩向上级汇报的坏作风，浮夸风是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根本对立的，是危害党的事业的坏风气。浮夸行为不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是思想品质问题，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和这种坏作风做不懈的斗争。

以虚假、夸大的工作成绩向上级汇报的坏作风，浮夸风是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根本对立的，是危害党的事业的坏风气。浮夸行为由来已久，而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心主义口号鼓动下，许多人民公社、生产队相继放所谓“高产卫星”，宣布亩产粮食上万斤甚至十万斤，从而使党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由于随之而来的粮食高征购，又给群众利益带来了巨大损失。浮夸行为不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而且是思想品质问题，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和这种坏作风做不懈的斗争。（李其炎主编；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编写. 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大辞典.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09.）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加强民兵工作等17个问题。北戴河会议通过了37个文件，作出了许多项决定。其中两项重大决策对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是确定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会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开来。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

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是怎么来的？毛主席认为：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毛泽东认为，从领导作风看，这缘自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总之，“大跃进”的错误说明：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总起来讲，所谓瞎指挥的领导作风，一是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二是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三是贪多、求大、图快，在“大跃进”运动和总路线的要求中，只记住了多和快，忘记了好和省。

从浮夸风的教训中，毛泽东引出一条党内领导作风的底线，这就是：“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倡“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必须以史为鉴。怎样才能科学和实际呢？毛泽东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个管总的路线指导还不行，还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体的条例制度，意在使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管理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不再主观武断，从而使领导干部的决策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准确。

“大跃进”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唯意志论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后，他亲自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这次调查的成果，对于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迅速恢复农村经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61年3月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印发了失而复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推动极大。他还提出两个一定要：“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　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在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