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鹤属于犀鸟科角犀鸟属鸟类，是原产东亚热带雨林的盔犀鸟，因头胄质地坚实美观，而为人猎捕制成工艺品，并曾以进贡及贸易等方式传入中国，名之为鹤顶。鹤顶在元代已入中国，但广为国人所知则是郑和下西洋之后。因出产国多以为贡物，故典制不仅在贡国下列出，且还规定了正式的回赐价格。朝贵多用于制杯、腰带等以资赏玩。明中叶后国势日衰，远贡不至，其物逐渐稀有，因而腾贵；至清初实施海禁政策，与产地贸易断绝，在中国遂至绝响。惟因只见制成品而未睹活物，故明人记述中多有臆断讹误者。端此论证。

古董中有鹤顶红一款，其物宽仅寸余，外红内黄，质地似象牙而更细致，多作为各种小雕饰，允为古玩中的奇珍。这当然不是传说中牵机断肠的毒药，也不可能是丹顶鹤（Japanese crane，Grus japanensis）的头顶部分，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盔犀鸟是旧大陆的一类热带鸟，属佛法僧目，犀鸟科。头骨像头盔，套在突出的喙上面。犀鸟中体型最小的是红喙野村综合研究所鸟，体长约40厘米。分布在中国云南省等地的白喉犀鸟、棕颈犀鸟、冠斑犀鸟和双角犀鸟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此物今日不经见，但数百年前的中国人并不陌生，史料中恒称为「鹤顶」，实为一种已濒临绝种鸟类[1]的头胄部分。

这种鸟今多称为盔犀鸟（Helmeted hornbill），属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犀鸟科（Becerotidae）。原分类为盔犀鸟属（Rhinoplax），近期学者多主张并归角犀鸟属（Buceros），故学名有Rhinoplax vigil与Buceros vigil二说。

主要体毛呈深棕色，翅尖及尾羽为白色，并有黑色宽条纹。公鸟头颈肌肤裸露，呈红色。头胄中后部外表鲜红，前部与喙为黄色。母鸟颈为淡蓝色，头胄小，颜色亦较淡。体型是所有犀鸟科鸟类中大幅反弹速度最大的，公鸟自喙尖至尾端约125公分，并有长达五十公分的两根中央细长尾羽；母鸟体大幅度型略小而无长尾羽。产于马来半岛、婆罗州和苏门答腊等地一千五百公尺以下低海拔森林中，其头胄有犀鸟象牙之称。[2]犀鸟科鸟类部分有头胄者，其中多为空心，独此为实心，故能用于雕刻。所谓鹤顶，就是其公鸟的头胄。

通常成对或小群生活，繁殖特性如同多数犀鸟科鸟类一样，筑巢于树洞，雌鸟产卵其中，雄鸟以泥封洞口，仅留一小孔自外喂食，雏鸟孵化至羽毛接近长全时，母鸟才破洞飞出。食性为杂食，食谱包括果实、昆虫、蜥蜴，以及小蛇、渔、虾等为食。

国人之知有此鸟似不早于元代。所见史料中，最早出现「鹤顶」一词，是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出产国有丹马令、吉兰丹、苏洛鬲、龙牙犀角、须文答剌等。[3]但不言其以此为贡物。

而最早以为贡物入中国者，可能在至元间。据《元史》世祖本纪：「（二十八年冬十月）癸未，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书字，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4]《岛夷志略》有罗斛国，不言其地望，但谓：「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气候常暖如春。」且其所贡多为东南亚土产，故应位于南洋，多数学者认为在今泰国湄南河下游。[5]罗斛所贡之「丹顶鹤」疑即鹤顶，因为丹顶鹤产于亚洲东北，足迹罕至南亚，即使偶有迷鸟也非常有，不可能作为贡品。细玩文意，以「丹顶」冠于「鹤」前者，或是以活物进贡，可能此物前所未见，尚无专名，故漫称为「丹顶鹤」。及至《岛夷志略》撰述之顺帝至正九年以前，「鹤顶」一词则已为其定名无疑。

而大量接触则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随员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马欢的《瀛涯胜览》，以及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都或繁或简的提到这种奇特的鸟类。正因其头胄的特殊，故出产国常作为贡品以入中国。

据《明史》，曾贡鹤顶的诸国，仅浡泥、满剌加、榜葛剌三国而已。又言文郎马神产鹤顶，但不言其曾贡。《明史》择要而记，不可能巨细无遗。征之《明会典》，则曾以此为盔犀鸟的型态。

最早具体描述这种鸟的，可能是郑和的随员马欢。据《瀛涯胜览》：「鹤顶鸟大于鸭，毛黑胫长，脑骨厚寸余，内黄外红，俱鲜丽可爱。」相较于对其他珍禽异兽的描述，作者着墨不算特多。而《星槎胜览》及《西洋番国志》则都仅在旧港国的出产下，列有鹤顶一项，提都没提究竟是何物。可能三宝太监的随员们初至异邦大开眼界，各种珍异目不暇给，故不特别留意于此。盔犀鸟体毛以深棕色为主，马欢所说的「毛黑」不算太离谱，但就其身体比例而言，「胫长」之说不确。或许马欢未见活物，仅凭土人叙述；也可能虽见活物却未仔细观察，又受了「鹤」字的影响，直截认为脚应该很长才对。

《西洋朝贡典录》则说：「有鸟焉，其状如凫，黑翼，鹤颈鹭喙，脑骨厚寸余，外红内黄，其名曰鹤顶。可以为靶挤机。」所谓「其状如凫」和马欢形容的「大于鸭」，皆以鸭为辟，盔犀鸟与雁鸭科鸟类形状差异甚大，大概作者也是没见过活物，辗转抄袭所致。「靶挤机」到底是什么东西，不敢妄臆，在此就教于高明。

《四夷广记》说：「鹤顶鸟大如鸭，黑毛、长头、尖嘴，顶有歃红冠。脑骨厚寸余。外红色，内黄如蜡，堪作腰带。」除了「大如鸭」之外，这可能是错误最少的记述。而《殊域周咨录》则说：「鹤顶大于鸭，脑骨厚寸余，外黄内赤，鲜丽可爱。」把红黄颠倒了，作者可能连其头胄制品也没见过，抄书又不仔细，故有此误。

《海语》：「海鹤大者修项五尺许，翅足称是，吞常鸟如啖鱼鳝。成化间有至漳州者，漳人射杀之，复有以顶货者。类淘河而锐咮，雄大雌乃略小。」盔犀鸟生活于亚洲热带雨林中，不应称「海鹤」，可能知其产于南洋，故臆断其为海鸟。明尺一尺相当于营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五尺许」约为170公分左右，若连公鸟的中央长尾羽并计，尺寸还算满准确的。但这并非候鸟，即使迷途也不至于远从婆罗州等地飞至福建，所谓「有至漳州者」应该是误传。「淘河」又名塘鹅，也就是鹈鹕，其种类不少，都是体型相当大的水禽，与盔犀鸟几无类似之处。可能主观上认定其为大水鸟，故联想到鹈鹕，进而以为辟。

《东西洋考》说：「杨用修载刘安期曰：『鹲 水鸟，黄喙，长尺余。南人以为酒器，』即今之鹤顶也。」[21]盔犀鸟头胄实心且仅寸余，不可能用为酒器。这可能是与马来犀鸟（Rhinoceros hornbill，Buceros rhinoceros）误混为一。鹲 这种鸟，据《本草纲目》引《交州志》：「鹲 即越王鸟，水鸟也。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长尺余，黄白黑色，光莹如漆。南人以为饮器。」

鹤顶作为贡物以入中国，明载《会典》自无可疑，但各出产国自宣德以后贡者日稀。其最后入贡时，据《明史》爪哇、浡泥在嘉靖九年、满剌加在正德三年、苏门答剌在成化二十二年。且其进贡都不是经常性的。

明廷对四方贡物例有回赐，其实是变相的交易。鹤顶虽然不是经常有的贡品，但制度上亦须订定价格以为依凭，弘治间以钞价计，定其值是「一个一贯」。[27]按，大明宝钞是明代法定货币，惟因发行浮滥导致钞价贬值，实际上早已失商贸功能，一般交易多用银、钱，此非关本题不具论。因其为法币，载之皇皇典制者必以此为基准，从这一规定可略推鹤顶的价格。就同一资料看，金每两值钞五十贯、银每两十五贯、象牙每斤五百文，[28]那么，就「公告价」而言，每两金与五十个鹤顶等值、每两银值十五个鹤顶、一个鹤顶可换两斤象牙。

鹤顶最普遍之用是制带。前引《四夷广记》称「堪作腰带」、《咸宾录》称「为带最佳」皆显示品官以鹤顶制带的普遍。

依明制，品官服制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四种，用带不同。朝服、祭服用革带，定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31]公服用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32]常服用束带，一品玉带、二品花犀带、三品金钑花带、四品素金带。

这些正式的规定不能打折扣，特别是朝会时若不依制服用，难保不遭纠仪御史弹劾。但由于嘉靖帝多年不上朝，实际上既无朝会，廷臣随意穿戴遂无纠之者。服用朝、祭服的场合并非经常，且仪典庄重，不可能随意为之，能乱出花样的，应该是公服的腰带及常服的束带。王士贞说：「世庙晚年不视朝，以故群臣服饰不甚依分。若三品所系，则多金镶雕花银母、象牙、明角、沉檀带；四品则皆用金镶玳瑁、鹤顶、银母、明角、伽楠、沉速带。」就此三、四品官所用带的质料比较看，似乎当时鹤顶的价值尚在象牙、沉檀之下，而与玳瑁、伽楠、沉速等相牟。

近人周镇说：「鹤顶头胄部之雕刻品，虽亦曾见当地土人之作，但被引进至中国大陆，大量制成鼻烟壶等艺术品后，却使此鸟走上濒临灭种命运。」

似乎认为鹤顶罕见的主因是过度猎捕而致稀有，以致绝迹于中土。此说虽言之成理，但尚需斟酌。

最起码在明末以前，猎捕过度说是值得讨论的。众所周知，人类近数十年对雨林的开发，是导致当地许多物种减少、消失的主因。假如盔犀鸟在四、五百年前就已濒临灭绝，再经近世的栖地破坏，恐怕今日早无遗种了。

如前所述，至万历间远贡不至，鹤顶之入中国多赖闽广商舶，而实际上已极罕有。就政治情势发展而言，到顺治、康熙间，清廷为防范郑成功的海上势力而实施多年海禁，沿海对外贸易几近停顿，因而此物不再入中土是可以想见的。久而久之，国人多不知有此一珍玩，不再求索于域外。若然，则工艺品中虽少一珍奇，但此一珍稀物种却因而能苟延残喘至今，这未尝不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