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犯罪活动。涉及不特定群体、被害者人数众多的金融证券类、传销类、欺诈类经济犯罪。

2006年11月23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的涉众型经济犯罪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首次提出了此概念。涉众型经济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为了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经济法规和刑事法律，侵害不特定多数被害人的经济利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一类犯罪的统称。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股票等犯罪活动。另外，在证券犯罪、合同诈骗犯罪、假币犯罪、农村经济犯罪活动中，也有类似涉众因素存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不是法律的分类概念，而是对犯罪形式分析以后提出来的犯罪的概念。

一、涉案主体复杂。

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由一个或数个主犯指使或唆使多个行为人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因此，涉案人员多、广、杂。涉案人员身份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从下岗职工、农民、离退休和其他社会无业人员，到企事业职工、公务员乃至高学历的“白领”等。

二、涉案地域广，金额大。

从地域上看，涉众型经济犯罪许多案件都属于跨区域作案，受害群体分布在全国各个省市；从金额看，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犯罪金额均较大。

三、欺骗手段多样化隐蔽化。

随着国家对涉众经济型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犯罪分子的手段也日趋多样化，隐蔽化，给案件的侦破带来难度。如犯罪分子为引来“投资”，往往向投资者承诺畸高的回报率，运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投资基金等新概念，引诱被害人上当。

一、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失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和极后果，成为滋生各类犯罪的温床。笔者认为，就涉众型经济犯罪而言，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对其影响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结构要素之间未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在分配领域虽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但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竞争及行政垄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显著，形成了以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广大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极易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而呈边缘化趋向。同时收入的过于悬殊又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使得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嫉妒、非法占有甚至破坏的心理，从而使得滋生犯罪的土壤不断扩大。尤其当他们目染耳濡某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发财致富却能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在暴富梦想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次，从就业结构来看，虽然中国已从一个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就业结构，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有了质的飞跃，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国的就业形势极为严峻：据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已远远超出社会需求，从而产生大量待业、失业人员。他们由于没有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生存势必想方设法以获取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此种境况及心态极易为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而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牺牲品。

最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急需迅速提高全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然而却仍有相当数量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从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文化结构层次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受害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连投资中的一些常识性知识都不甚了解，由此导致上当受骗。

二、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出现剧烈的冲突，加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进而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济行为失范。失范意味着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失范行为的产生则是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规范的供给不足或难以适用；二是社会管理机制的失调。

首先，在法制社会中，控制人们物质欲望的主要途径是法律手段，法律中的漏洞就会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由于经济犯罪是以违反一定的经济法规即行政违法为前提，这就涉及经济法规与刑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但由于刑法中个别经济犯罪立法语言的含糊性，不仅使得相关经济犯罪与一般经济违法行为难以区分，甚至使得其与合法行为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如刑法对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典型形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由于对“公众”一词在立法上缺乏必要的说明，虽然在刑法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社会不特定的对象”，但问题是到底向多少人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超过多少入或数额构成行政违法，又在何种条件下构成犯罪。界限的模糊不清，给不法分子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的行政社会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层层放权：但在层层放权的同时却未能建立相应的监控网络，诸如银行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群众监督等，从而导致原来的预防和遏制犯罪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渐削弱甚至完全消失，管理体制上的疏漏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开了方便之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中的漏洞。行政管理中出现许多漏洞，如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典型形式的非法传销，在中国一向是明令禁止并予以严厉打击的，可是，在一些地方却屡打不止，屡禁不绝，究其根由，很大程度应归结于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不力，使得它们默许甚至纵容非法传销活动：二是经济管理中的漏洞。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物资管理等多方面都存有漏洞，再加上权力缺乏监管，导致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三是人口管理上的漏洞。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创造了条件，如非法传销活动日益猖獗就与人口管理制度中的疏漏不无关系。

三、被害人自身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层出不穷，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和相关金融知识，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而且被害人往往缺乏对企业的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加之贪利和盲从心理，使得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有些被害人在明知是投资陷阱的情况下，仍幻想“一夜暴富”，抱着侥幸心理冒险参与，最终导致自己上当受骗，利益严重受损。

首先，从当事人角度，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犯罪行为人涉众型犯罪与被害人涉众型犯罪。因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对行为人的称谓不同，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称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阶段称为“被告人”，为了全面、简洁起见，这里统称为“犯罪行为人”。该分类，既注意了被害人一方，又注意了犯罪行为人一方，避免了对主体涵盖不全的不足。

其次，从当事人涉众的具体情形看，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一方涉众型犯罪与双方涉众型犯罪。一方涉众是指只有犯罪行为人或被害人一方为许多人，双方涉众是指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双方均为许多人。犯罪行为人涉众型犯罪与被害人涉众型犯罪均属于一方涉众型犯罪。

第三，从案件涉众的具体情形看，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一案涉众型犯罪和多案涉众型犯罪。有的案件的犯罪行为人或者是被害人本身就是许多人，该类犯罪属于一案涉众型犯罪。还有的案件，犯罪行为人或者被害人本来是一个人，其之所以成为涉众案件，是因为犯罪行为人多次作案或者是被害人受到多人的侵害。该类犯罪属于多案涉众型犯罪。

第四，从犯罪的客体和社会危害性角度，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危害国家安全涉众型犯罪与一般涉众型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安全，较之其他类型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一般涉众型犯罪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作进一步的划分。例如，涉众型经济犯罪、涉众型性犯罪、涉众型暴力犯罪等，就是根据不同标准所作的进一步划分。区分危害国家安全涉众型犯罪与一般涉众型犯罪，可以更加准确地区分不同犯罪的性质，根据犯罪的不同社会危害性，更好地打击与预防犯罪。

第五，根据犯罪行为人人数的多少，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群体涉众型犯罪与个体涉众型犯罪。群体犯罪的外在特征表现为有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在内部结构上，可以表现为多个个体联合实施一起或多起犯罪，以及某起案件由不具有联系的多个个体所共同完成的情况；在危害后果方面，群体犯罪经常会因为发挥了两人以上的互动合力，导致更为严重的危害结果。作此划分，可以更加清楚地区分群体犯罪与个体犯罪的不同特点，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犯罪。

第六，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有被害人的涉众型犯罪与无被害人的涉众型犯罪。大家都知道，有的刑事案件是没有具体被害人的。有被害人的犯罪往往会给被害人造成具体的经济损失，往往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极有可能产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没有被害人的犯罪则不同，该种犯罪不但不会给被害人造成具体的经济损失，其社会影响也会因不涉及具体人的利益损失而不被人们所重视，更不会产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关于涉众型犯罪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同类型的涉众型犯罪存在一定的交叉。同一类型的犯罪，可能同时属于两种或多种类型。例如，有的犯罪，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都为多人，那么该种犯罪就既是犯罪行为人涉众型犯罪，又是被害人涉众型犯罪。二是涉众型犯罪的分类标准很多，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对涉众型犯罪进行分类。例如，还可以将涉众型犯罪分为有财产损失的涉众型犯罪和无财产损失的涉众型犯罪、自然人涉众型犯罪与单位涉众型犯罪、自然犯涉众型犯罪与法定犯罪涉众型犯罪等等。

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办储蓄业务。

2、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变动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

3、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给付回报、实物等方式变相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

4、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发行股金等方式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存款；以兴办实业为名，承诺回报，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5、以返租、代管、代养等形式销售商品、收取保证金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6、以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产业、民间资金造林等方面采取的鼓励政策为幌子，许诺高额回报，进行非法集资。

7、以预售、合作经营、投资入股或加盟等为名，承诺回报，收取订金、股金、加盟费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8、组织“抬会”、“合会”、“标会”等活动，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

9、不依托于商品买卖，而是通过发展会员、收取高额入门费等手段维系运作，进行“拉人头”传销、

10、利用公司的合法外衣和品牌产品，通过开展所谓的直销业务或者宣传所谓的先进营销理念，以专卖、代理、加盟连锁等方式进行传销。

11、以电子商务、网上购物、销售互联网学习网址等为幌子，在互联网上发布广告吸纳会员，实施变相传销活动；

12、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消费储值”的经营模式，通过收取商家和消费者加盟费的方式，实施变相传销活动。

13、称公司将要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或称发行股票已获政府部门批准，诱使或骗取投资者购买其股票。

14、以“证券投资咨询公司”、“产权经纪公司”等为名，未经批准便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15、以给境内企业提供境外上市服务为名，一些所谓的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中国办事处未经批准便向社会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16、一些公司声称与境外公司有合作关系，或是境外公司中国代表处，收取客户保证金和手续费后，提供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外汇买卖活动。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涉及范围在不断扩大。从行业看，涉及农业、养殖业、房地产、医药、文化、旅游等领域；从人员看，涉及下岗职工、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和学历较高的城市“白领”；从地域看，从东北、华东、华北地区扩展到中西部地区。

一、案件定性分歧大。因涉众型经济犯罪多涉及经济纠纷，故其民刑交织的特点导致案件定性争议较大。如在湘西非法集资案件中，企业既向外部集资，也向内部员工集资，而向特定人的借款，既有办理合法借贷手续的部分，也有大量和非法集资手续一样的集资行为，为案件如何定性带来困难。

二、取证较困难。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往往历时较长，证据繁杂，资金去向难以掌握，导致书证等原始证据、被害人陈述收集困难，核实一个案件的涉案金额及被害人人数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连如何取证、如何装卷都大伤脑筋。

三、协调程度要求高，难度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涉及范围广，各地侦查机关各自为战，时常发生多头立案、争抢追赃的现象。因此，处置该类犯罪对区域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度要求较高，相互协调难度也较大。

一、受害人经济损失巨大。涉众型经济犯罪最直接、最主要的危害后果就是给受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虽然对每个受害人而言，可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值并不太大，但考虑到这些受害人本身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低收入人群等，这些数目不大的损失往往是其今后用于生活、养老、治病等方面的一生积蓄，对受害人及其家人生活的影响将十分巨大。

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直接危害之一，也是最大的危害，就是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局面。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对受害人家庭的影响。部分受害人“投资”并未征得家人同意，若不能收回，势必影响家人关系，严重者可致家庭破裂。其二，受害人之间的影响。部分受害人的加入系是其他受害人引荐，“投资”一旦受损极可能将责任归于引荐者，给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蒙上阴影。其三，对社会的影响。由于受害人众多，造成的损失对生活影响颇大，一些受害人因不满而群体上访，有的甚至演变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三、波及社会经济安全。与直接侵害个体的刑事案件相比较，集资诈骗、非法吸存、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触及的经济领域更广，涉及的流动资金更多，危及的经济安全更深。相对于犯罪金额而言，涉案资金的数额更为庞大、流动更为频繁，对金融安全构成了威胁。

四、社会信用体系受创。深层次危害之一就是对正在重塑中的社会信用体系基础——政府公信不失为一种打击。其一，部分机构受蒙蔽为不法分子的行为提供帮助，出面为不法行为宣传助势，有的甚至以单位名义参与其中，虽本意为发展本地经济或为群众谋取福利，但无意中被不法分子利用。其二，办案单位间的不协调，由于办案人员的行为或言论不当而引起受害人猜疑。其三，刑民商交叉处理较为普遍，诉讼进展不一带来裁判不统一。如“碧溪广场”案刑事判决生效后，相关法院又陆续撤销已作出的1000多件民事判决，不仅耗费司法资源，而且有损司法公信。

一、完善立法及相关制度，加强部门协作。

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制度是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基础保障。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要根据形势发展，加强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效衔接，积极行动，协作配合，及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重点加强对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个罪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加强对于犯罪惩治与犯罪预防、犯罪主观方面、刑事证据的研究，积极制定出相应的案件定性量刑标准，防止出现新的法律漏洞。着力将未履行信息披露的集资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正当融资行为与非法集资的区别界定不以集资的量和规模作为标准。未将完全信息披露并提示风险，而且根据吸收资金时行为人的具体状况，不具有归还能力，逻辑上必然崩溃的集资行为应该作为犯罪论处。

二、规范市场行为，引导群众依法投资。

要引导市场主体依法经营杜绝非法集资，使其各种经济行为不超出法律的边界。针对当前民众投资欲望高、投资渠道少、投资范围窄的现实困境，应大力拓展投资渠道，建立并优化各类资本要素市场，尽可能多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投资机会，防止各种以吸引投资为名、骗取受害群众钱财的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要扎实有效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创新，严格金融监管，加大对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将金融机构的经营及法律风险降到最低水平。

三、正确量刑，加大财产刑的使用力度。

经济犯罪往往属于贪利性犯罪，犯罪人主观上无不具有贪财图利的动机或目的，如果对其仅处以自由刑往往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罪，因此，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刑事司法过程中要特别注重财产刑的运用。对有些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可以根据刑法规定判处缓刑并处罚金刑，而不必将其投入监狱，避免在狱中交叉感染的可能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对于判处一定自由刑尚不足以罚当其罪的，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并科相应罚金，以体现国家对其行为否定性评价的严厉性。

四、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民防范意识。

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危害性进行重点宣传，及时宣传司法机关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取得的成果，揭露这些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大力营造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浓厚氛围。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单位、组织和个人防范诈骗的免疫力，切实提高金融机构、公司企业、个体商户、社会民众、投资者、尤其是老年人群的自觉警惕性，教育人民群众不贪利、不侥幸、不盲从，理性投资，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