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犯罪主要是指危害税收征管罪，税务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达到刑法规定幅度的，就由违法变成了犯罪，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税犯罪，在我国其发案呈逐年上升趋势。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资料统计显示，每年因涉税犯罪就给国家造成国税流失近1000 亿元。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企业纷纷走上经济舞台。多种经济成分搞活了生产和流通，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培植和刺激了个人私欲和本位主义，随着国家税收制度的改革，针对新税制的犯罪活动随之滋生。除了传统的偷税抗税以外，又出现了不少新的犯罪形式。如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不断出现；国家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税制后，围绕增值税发票的系列犯罪蜂拥而至。

（刑法201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取消了偷税罪，取消原因为：

《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对刑法第201条作出修正，原条文的规定是“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修正后的条文表述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前后条文对比，罪状关于犯罪行为的表述发生较大变化，本罪罪名也应调整，征求意见稿原拟定罪名为“逃避缴纳税款罪”。经综合考虑相关部门的意见，《罪名补充规定(四)》将本条罪名确定为“逃税罪”，相应取消原罪名“偷税罪”。

抗税罪（刑法202条）

逃避追缴欠税罪 （刑法203条）

骗取出口退税罪 （刑法204条第1款）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刑法205条）

虚开发票罪（刑法205条第4款）

《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二、删去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

三十三、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虚开本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进行的修改，增加了虚开发票罪。

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刑法206条）

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刑法207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刑法208条）

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刑法209条第1款）

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刑法209条第2款）

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法209条第3款）

非法出售发票罪（刑法209条第4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第209条　第4款　非法出售发票罪

持有伪造的发票罪（刑法第210条第3款）

《刑法修正案(八)》 三十五、在刑法第二百一十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条之一：“明知是伪造的发票而持有，数量较大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进行的修改，增加了持有伪造的发票罪。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402条）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刑法404条）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刑法405条第1款）

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刑法405条第2款）

放纵走私罪（刑法411条）

走私武器、弹药罪（刑法151条第1款）

走私核材料罪（刑法151条第1款）

走私假币罪（刑法151条第1款）

走私文物罪（刑法151条第2款）

走私贵重金属罪（刑法151条第2款）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刑法151条第2款）

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刑法151条第3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取消了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并将之扩大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罪，取消原因为：

《刑法修正案(七)》第1条对刑法第151条第3款作出修正，将原条文保护的对象由“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扩大到“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在研究起草这一罪名过程中，对于是否将罪状中的“其他”二字体现在罪名中存在不同认识。经研究，将本款罪名确定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主要理由是:第一，“其他”属于列举情形之外的概括式表述，范围上有一定模糊性，在罪名中不宜出现。第二，对于类似的情形，以往的罪名也有过规定，如刑法第114条、115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应的就是“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罪名中并没有出现“其他”二字。

走私淫秽物品罪（刑法152条）

走私废物罪（刑法152条第2款）

《刑法修正案(四)》在第一百五十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二)》取消了走私固体废物罪，将之扩大为走私废物罪，原来的罪名仅为固体废物，现在的罪名包括固体废物、液体废物、气体废物。

在起草该款罪名的过程中，有人建议将该款的罪名确定为“走私固体废物、液态废物、气态废物罪”。经研究认为，这一建议虽然能够完整地描述该罪罪状的基本特征，但是不符合罪名表述应该简约的要求。从汉语语法角度来说，“固体、液态、气态”这三个词只是“废物”的修饰语，而这些修饰语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罪名中是无需加以体现的。鉴于此，《补充规定（二）》将该款的罪名确定为“走私废物罪”。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法153、15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　【特殊形式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下列走私行为，根据本节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批准进口的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的原材料、零件、制成品、设备等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的;

(二)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特定减税、免税进口的货物、物品，在境内销售牟利的。

近几年来，涉税犯罪从一般的偷税漏税发展到虚开增值税发票、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从甲地开票，到乙地受票抵扣税款，另外利用网络贸易偷逃税款已经成为一个新动向，此类案件的涉税犯罪嫌疑人大多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了解税收工作的薄弱环节，往往经过周密细致的策划，采取一些隐蔽性强、有一定侦查水平的犯罪手段，犯罪手段多样，狡猾诡秘。

单位犯罪较为突出。涉税犯罪嫌疑人与税务人员勾结骗取国家税款的犯罪明显增多。

由于某些纳税人法制观念淡薄，为了自身经济利益，总是想方设法偷逃税款。有的采取威胁恐吓手段，明目张胆地与执法人员死顶硬抗。更有甚者，冲击打砸税务机关。围攻、谩骂、侮辱、伤害税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经国家税收财政造成大量损失。

涉税犯罪常常与其他经济犯罪（如贪污、贿赂犯罪）相互交错。涉税犯罪具有损害国家来满足小集体或个人利益的行为。为达到此目的，涉案人员往往以“小金库”的形式存入资金，尔后再拉拢、收买税务人员，个体经营者往往与税收管理人员串通，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相互包庇，结侦查破案增加层层困难。

涉税犯罪案件与其他犯罪案件相比，一是它的知情面小，知情人由于某种原因知情不报；二是它涉及的专业知识较多，不仅涉及税收、会计专业知识，而且涉及到企业经营管理知识。这就给侦查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涉税犯罪案件急剧上升，犯罪活动猖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经济意味着竞争，而竞争又关系着生产者优胜劣汰，生死存亡。在当前的情况下，高额利润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和大量资金与技术投入才能达到，这往往是生产者很难做到的，为了生存，偷税、漏税便成了某些生产者在竞争中获胜的“捷径”。这种“不正当竞争”又使那些守法纳税人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一些纳税人便加入涉税犯罪的行列，形成恶性循环。可以预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涉税犯罪的斗争将是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旷日持久的任务。

纳税意识要求纳税人正确下解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自觉遵守科法，履行纳税义务，主动申报，如实纳税。现阶段，由于历史思潮和市场因素的冲击，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比较差。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杀人放火，偷盗抢劫是犯罪，偷税、漏税反被称为“精明之举”，一些“能人”将偷税、漏税的钱用来捐款救灾、援建学校，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种被扭曲的纳税意识以及难以抑制的贪欲是涉税犯罪的又一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在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制度令出多门，《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法规不衔接，规定不一致，致使税务人员无年适从，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方便之门，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税负不均，税率悬殊制约了部分企业的发展，特别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使部分企业也加入了犯罪行列。另外征税主体的素质不高，征税意识薄弱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可乘之机。

一是随着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不断更新，提取证据困难，致使破案难度不断增加，破案率不高；二是许多犯罪分子跨地区作案，公案机关因警力、经费等困难，往往很难外出调查取证、缉拿案犯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三是地方或部门保护伞的存在，致使涉税犯罪难以从严处理，往往是以罚代刑，法律震慑力显现不出来。

打击涉税犯罪必然要有法可依，这种法是税收执法的基本依据，更是打击涉税犯罪，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及相关机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打击涉税犯罪的力度。具体表现在：

1、税法级次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依据，对规章只能参照①。而我国税收领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它的均还停留在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的行政法规层次上，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及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规定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法院有权判决变更，所以法院部门认为对行政处罚自己才有最终的裁判权，而税务机关的处罚就岌岌可危了。

2、缺乏专门机构。当前的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自上而下缺乏一套专门管理打击涉税犯罪，专司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移送、起诉等活动的专职机构。目前作为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专职机构的“打涉办”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执法主体资格、经费来源、文书使用等问题，上级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清。如各级“打涉办”的设立，省级局归属征管科代管，市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有的地区就没设立，县级局只是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有些县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唱“独角戏”，使“打涉办”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虽然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的查处。但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因素制约，稽查取证、案件审查、起诉等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依靠稽查局来打击各种涉税犯罪工作举步维艰。另外，偷税罪的法定起刑绝对数额标准（1万元）和相对数额标准（10%、30%）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各种税偷税总额、各种税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包括国地各税。国地税分设两个稽查机构，但对纳税人进行检查时国地税一般不同步进行，互不沟通联系，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就很难完全统计，从而可能使犯罪人员有可乘之机，也有可能夸大纳税人的犯罪事实。

对一个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来说，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犯罪案件能否顺利被移送、起诉、审判，能否依法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②。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工作与法律法规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书使用不规范，缺乏证据意识。现行的税收法律对每一个执法环节都规定有相应的执法文书。这些文书不仅是检验税务人员是否正确执法的凭证，更是税务机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执法证据。而案件检查前期阶段所使用的文书不甚规范为今后解决涉税问题埋下隐患。具体表现：（1）下发税务文书不齐全。依据《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税收执法时，应向纳税人下发有关文书。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缺少文书现象。如：调查询问纳税人前无“询问通知书”、处罚前无“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下发文书无“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等。（2）税务文书格式不统一，新旧文书混合使用。（3）文书下发时间错乱。如同时下达两种文书，或时间上无间隔或间隔短，造成纳税人根本无时间享有权利，或者给纳税人履行义务造成困难。（4）取证资料不规范。一是取得的证据不甚规范。如复印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出处及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或者虽然盖了章，但是单位内部的财务印章；二是存在对被查人或证人引供、诱供现象。这种证据的合法有效性不强，不符合法定的取证要求，经不起法庭的调查。

2、重主观臆断，轻执法程序。近几年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据统计有35%是税务机关败诉，分析其原因，许多案件就是败在执法程序上。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在案件查办过程中，许多基层单位和税务人员不重视税收执程序，凭感觉和经验办事，随意简化税收执法手续，程序缺省、程序前后倒置、程序同步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对于所作的具体行政执法行为的依据和理由，在“税务处理决定书”中应当写明的却没写明，应当告知相对人的却不告知；按程序要求应当填写“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却以“税务检查报告”或以罚款缴款书来代替；对于一些税务违章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告之纳税人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力的不告之，严重侵犯和剥夺纳税人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造成执法失误。③

3、违法乱纪现象存在。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办案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或少征应征税款，办“人情案”、“关系案”，把个人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人说了算，致使该移交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内部消化、该免的不免，该罚的不罚；有的擅自变通税法，改变法定的税基、税率、处罚标准；有的权限范围掌握不准确，越权处罚等等。应当说，某些案件得不到彻底的查处，处理不到位，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是与少数办案人员不严格执法、徇私情、办关系案、办人情案、不敢碰硬、不敢动真格、不坚持依法办案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是在调查取证阶段，相关单位、个人协助配合难。税务机关调查取证时经常会遇到某些单位或个人无故推诿、拖延，不予协助或不依法协助。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情况，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在《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中，除银行、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外，并没有明确规定其他相关单位（包括其他行政执法、行政事业单位）或个人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应负的法律责任。所以出现办案人员到其他单位取证，要求出具证明时，相关单位怕有损于自己的业务关系而借故领导不在或财务人员有事等理由为难税务人员，造成调查取证困难。二是司法部门保障不力。税务机关所移交给公检法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公检法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使案件搁浅不行。据不完全统计，移交给公安机关的涉税犯罪案件结果有40%以上存在久拖不决、重案轻判甚至不判现象。案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或在检察机关被取保，或法院压滞不审，以保代判，以罚代刑，削弱了打击涉税犯罪力度。

目前存在少数地方政府干预税务、公安、检察、法院对案件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大案要案的查处审判，打乱正常的依法办案秩序，具体表现在：一是自立章法。有的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超越权限，擅自变通，自订政策干涉税务机关执法。二是政出多门。管工业的领导要让，管财政的领导要收，致使税、公、检、法机关无所适从。三是说情庇护。对在地方有一定影响的企业，领导打招呼要法外施恩，手下留情，致使该查的案不能依法查处。根源分析

当前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机构因素。

国地税机构分设后，人员相对不足，尤其是地税，税种多，税源小而分散，本来正常的税收管理就缺少人员，就更抽不出专职打击涉税犯罪人员。再加上有些案件的查处明知费时费力，投入大，收效小，办案成本高，税务机关根本就不予理之；

二是人员素质因素。

办案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决定案件是否能够查处的关键因素。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是一项法律政策性强、严肃执法执纪的工作，它要求办案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但某些办案人员法律素质偏低、误解、曲解、肢解税收法律法规，只懂税法，对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刑法以及微机知识不能很好的掌握利用，不能实现从“单一型”向“复含型”转变。再加上，纳税人偷骗税手段日趋高明，隐蔽性强，甚至运用高科技技术。打击这样的犯罪行为，税务系统还缺乏相应的高级专业人才和技术机构，如高级计算机专业人才、发票技术鉴定中心等；

三是法规政策因素。

目前税法体系不健全，立法级次低，税法与税法之间、税法与相关法律之间衔接不紧，统一、协调性较差，使案件的查处没有十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如税法阶位低，法律少，条例多，暂行规定多，办法多，使案件所引用依据说服力不强，在起诉阶段“站不稳脚”；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放在税收政策调整和税种的出台上，而对如何从总体上完善税收立法不够重视，随着税收政策的频繁调整变动，立法出现了单一化、短期化现象，加大了税法的不稳定性和执法的难度；另外某些税法规定比较笼统，该详的不详，该细的不细，实际操作性能差。

四是司法因素。

税收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机器为后盾，没有司法保障，没有政法部门的大力支持，打击涉税犯罪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实际工作中，涉税犯罪案件移交公检法部门后有30‰以上未处理到位或变相处理。究其原因不外乎司法部门或个别司法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存在人情、金钱等利害关系，或与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存在着利益冲突，或对税收政策不熟悉，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及程序存在分歧；

五是行政因素。

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是当前困扰打击涉税犯罪的一个重要瓶颈。尽管国家也三令五申，国家税法必须统一，税权不能分散，任何地区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变更国家税法，不得乱开减免税口子。但少数地区和部门为了局部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擅自变通国家税收法规，制定“土政策”，甚至领导干部越权干涉税务机关对犯罪案件的查处，“打招呼”、乱表态、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使某些重大案件在前期调查阶段就夭折，使依法打击涉税犯罪大打折扣。

针对当前涉税犯罪猖獗，国家税收流失严重的现实情况，我们应根据涉税犯罪的成因、特点采取政治、经济、行政和刑事等多种措施，予以综全治理，最大可能地控制和减少涉税犯罪的产生。

近年来，一系列税收法规颁布实施，结束了我国税收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通过税法的实施来看，大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也有个别法规或个别内容过于原则，漏洞较大。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将税法的废、立、改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建立一套科学的税收征管办法和制度。如企业年得税率不等、税负悬殊，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税负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要平均税负，使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平等竞争，从而减少偷漏税的动因。再如个人所得税要加强“源泉扣税为主，自行申报为辅”的规定，强调代征人、代扣人、代缴人的权力义务和法律责任。再次，要在刑事立法上充分体现刑罚的严肃性和惩戒性。

随着我国税制多层次，多环节的变化，税收管理机构也相应向多层次、多功能方向转变，形成税收征纳、综全治理、检查监督等多功能机构，使税务机关内部分工实现专业化和规范化。税务机关加强现代化管理、引进的推广计算机网络建设，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征管的工作效率，而且还能保证管的准确性，防止出现错漏现象，减少和消灭违法犯罪产生的条件。强化监督机制，以多层次、多部门的监督检查取代了单一的监督检查。建立征、管、查相互分离的制约机制，实行集中审批减免税办法，从而堵塞利用减税、免税进行违法犯罪的漏税洞。同时加强税收票证的审核工作，健全群众举报监督制度。

公安、税务、工商等职能部门要密切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打击涉税犯罪合力，并严格按新刑法规定，突出重点，加大打击力度，狠抓犯罪数额大、危害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案件的查处工作，同时，把打击这类犯罪同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注意从中发现其它类型的经济犯罪行为。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犯罪分子，要从重从严惩外决不能为所谓的搞活经济，而搞以罚代刑，重罪轻判，对单位犯罪要实行“双罚制”，除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处以刑罚外，还要对单位外以罚金或没收财产。只有从快、从严查处、打击不法高贩，震慑一部分伺机而动的纳税义务人，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公安机关在打击涉税犯罪过程中，不仅要剥夺其自由权、挽回国家税款损失，而且要坚决追邀其非法所得，使其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好处。

加强税收法制宣传，培养和提高全民族的纳税意识，使税法观念深入人心，使纳税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首先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板报等宣传税法，一年确定一个主题，在深度、广度、效果上下功夫，使纳税人知法懂法，提高依法纳税人意识和依法使用发票的总识，形成“纳税光荣，偷漏税可耻”的良好税收环境。第二，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教育人。既要大力宣传和表彰依法纳税的先进典型，又要对偷税、抗税等涉税案件公开曝光，严厉惩处，弘扬正气，打击犯罪，教育大多数纳税人，遵纪守法。第三税务部门在给纳税人员提供服务过程中，应把税法宣传摆在重要位置，为纳税人解答纳税中的问题，而不是讲形式，走过场，真正使纳税人和代扣代缴义务人从思想上、观念上对税法重视起来，自觉地维护税法尊严。第四，税务人员不应以查堵涉税违法为目的，而应以现顺税、企关系，使纳税人依法自觉纳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纳税环境。只这们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涉税犯罪的滋生。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税务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目前有少数人税务人员在金钱的引诱和腐蚀下，以权谋私，索贿受贿，走向违法犯罪道路。因此，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税务干部进行以“三个代表”为重点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加强税收队伍的廉政建设，提高广大税务干部防骗拒蚀、廉洁自律的能力，并使其尽快掌握现行的税法法制，以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工作的需要，保证各项税收任务的顺利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打击涉税犯罪工作首先要争取地方政府全方位支持。各级税务机关要经常主动向各级政府汇报税收工作，争取当地政府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既要尊重地方政府，更要维护税法尊严。对与地方政府意见分歧和一时难以查办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一级税务机关报告，妥善协调解决；其次要加强部门协作。打击涉税犯罪工作涉及诸多部门和方面，单靠税务机关单枪匹马、孤军奋战难以取得成效。各级税务机关要和当地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多沟通、多联系，理顺关系，取得政法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以便在执法中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更加有效在打击涉税犯罪。特别是国地两税之间要尽快建立联合办案制度，形成互通协作机制，以便完全查处统计纳税人的违法事实，为定性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