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发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主持修纂的《清涧县志》，是现存最早的清涧县地方志，也是与清涧的社会历史文化相关最早的完整历史文献。

清涧县，古名宽州，位于黄河晋陕峡谷西岸，榆林东南部与延安交界、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自古就是边关要地。史称白狄，秦汉时属上郡，后长期被羌族和匈奴占据、匈奴与汉错居，战乱不断。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宽州，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设青涧县。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改县名为清涧。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隶榆林道，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改属延安府。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占领陕西，改清涧县为天波府。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复称清涧县，仍属延安府。

清涧县地处边关，自然环境贫瘠，历史上长期动荡不宁，尤其是明末清初，更是兵祸相连、民不聊生。直至清顺治十二年廖元发到任清涧时，距离清朝从李自成手中收复清涧县仅仅十年，整个县治早已经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由于连年兵祸，旧县志“兵燹之后，残编毁于蠹鱼，梨枣付之回禄，版籍弗存，考衷何由”，若要重修，必定是项浩大繁复的系统工程，且须在民生恢复之后才可能具备实施的条件。这对任何一个地方主政官员而言，都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考验。

必须指出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在清朝初期，中央政府对清涧县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实际上是极不稳定的（ 顺治六年，仍有举兵反清、连克延安清涧等19州县之局势。直到康熙十四年，居然仍有反兵攻克清涧县城、知县被擒之事 ），当地的民心所向也显然与清廷背道而驰（顺治六年，当地有秀才带头剃发以示归顺清廷、休养生息，竟被族人处死）。

作为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主政官员，敢于前往此地赴任，必须具备非凡的勇气和胆识。而如果要在乾坤初定、百废待兴的当地，恢复民生、亲化民心，更需要主政者秉承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付出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

经过多年努力，完整的《清涧县志》编纂完成，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付梓，全书四册。现存最早刻印本原藏于京师图书馆，现作为古籍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综观许多地方志的编修者自作序文，可以发现其风格大都是谨小慎微、毕恭毕敬，甚至曲意迎合。文如其人，作为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员，其为官做事的风格也大抵如此。但在顺治十八年版的《清涧县志》里，廖元发的自作序文《清涧县志序》则恰恰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该序文中有如下文字：

“……欲授之梓，旋承大方伯陈公纂修通省不遗于清，屡捧檄催，爰录册。而上之人曰：“省有志矣，兹何庸赘！”余曰：“否。省志其要，清志其详，辟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大小虽殊，血脉流贯，无少间也。语不云乎：海为百谷之王，支流余派，亦自成渠；泰为群岳之宗，寸壤卷石，亦自为垒。清虽弹丸黑子，职方氏之所不遗，则星拱棋置，以翊全秦之盛，以成一邑之观者，岂赘庞也哉！”余故付之剞劂氏，……”

当年在重修《清涧县志》之时，正逢时任陕西省布政使主持全省通志，其下辖延安府之清涧县当然也在其列。而就在修县志之时，廖元发却遭当时顶头上司斥责，大意是“现在省里已经在修全省通志了，你又修县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遭此斥责，时任清涧县令廖元发没有慌乱退缩、更没有唯唯诺诺，相反，不但以一个“否”字回答彰显慨然正气，更是以身体臂膀手指 “血脉流贯无少间也” 和 “百谷之王、全秦之盛” 引经据典深加反驳，甚为精彩。

尤其是在其修成付梓的县志序文中，敢于将此事的缘由始末一一照录、使之留诸史册，正直文人应有之风骨跃然纸上！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发端于圣贤经典，经筚路蓝缕之不懈践行，终归于史册民声。

后续版本有若干，如：

道光八年（1828年）钟章元版《清涧县志》

乾隆十八年（1753年）吴其琰修《清涧县续志》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