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歌》是贺绿汀在1937年创作的歌曲，1938年1月6日由贺绿汀指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在八路军干部会议上首次演唱，1966年由音乐出版社以单曲形式发行。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演剧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到中国各地宣传抗日救亡，贺绿汀怀着对侵略者的仇恨，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他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为抗日部队演出。在城郊的一个八路军办事处（临汾尧都区刘村镇），他们与指战员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并对游击战法产生了兴趣。尤其在听取了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后，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也要靠运动战、游击战。贺绿汀对着油灯，将那些零碎、片断的音乐形象缀成一个整体，开始创作《游击队歌》。

贺绿汀是在防空洞里创作该曲的，大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先谱曲，再根据曲谱编写歌词。写歌词时也和演剧队员商量过的。在曲词的结合上，他把不重要的字或衬字全都摆在轻拍上，把重要的字摆在长音或强拍上，根据曲调的节奏变化与旋律线的进行，考虑每一句歌词的具体安排，使歌词与曲调吻合。这样，虽然每一句歌词的长短都不相同，但词与曲的起、迄、问、答完全一致，曲调既充分表达了歌词的意义，唱起来也朗朗上口。

《游击队歌》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以富于弹性的小军鼓般的节奏贯穿全曲，既给曲调以进行感，又表达了游击战士们巧妙、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伺机消灭敌人的典型形象。全曲音域集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这也是该曲能在群众中久唱不衰的原因。

该曲为代表的抗日歌曲，诞生于战场一线，是抗日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也促进了军民团结，在军营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不仅是抗日战争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该曲是带有对比性中句的三段式结构。第一乐段从纯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发展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转入属调，雄健有力的对比主题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把游击队员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游击队歌》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其中含复调因素的和声织体为全曲提供了生机勃勃的动力。

该曲是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其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生动流畅，歌词通俗易懂，表现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各部队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游击队歌》也从汾河两岸，传唱到敌后各抗日战场。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来到抗日模范边区晋察冀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也很快学会该曲，常常在行军途中唱起。

新中国成立后，《游击队歌》一直广为传唱，并多次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推荐歌曲，成为解放军歌咏活动的必唱歌曲。1961年8月，贺绿汀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回忆文章《游击队歌创作经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专程上门拜访，从贺绿汀家中征集到该曲手稿，后定为国家一级文物。1964年，该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四场《抗日烽火》。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可见该曲的重要意义。

该曲不仅在中国国内广为传唱，还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美国记者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在其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多次提到该曲。1985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训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一场招待会上，东道主提出特别希望代表团演奏该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