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理论由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森提出的一套新异的媒介观。斯蒂芬森集中探讨了传播的游戏性质。他先将人类的所有行为分成工作与游戏两种。他说：“工作是对付现实，是谋生，是有产品的。相反，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产品的除非是提供自我满足。”与此相应，他又分出两种传播：一种是工作性传播，比如下达命令；另一种是游戏性传播，比如相聚闲聊。
在《传播的游戏论》一书中，斯蒂芬森集中探讨了传播的游戏性质。他先将人类的所有行为分成工作与游戏两种。他说：“工作是对付现实，是谋生，是有产品的。相反，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产品的除非是提供自我满足。”与此相应，他又分出两种传播：一种是工作性传播，比如下达命令；另一种是游戏性传播，比如相聚闲聊。工作性传播由于带有任务的成分在内，对参与传播者的身心来讲是不愉快的，所以斯蒂芬森供工作性传播为”传播—不快“（communication-unpleasure）。相反，游戏性传播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仅仅是寻开心，对参与者来说总是轻松愉快的，所以斯蒂芬森称游戏性传播为”传播—愉快“（communication-pleasure）。斯蒂芬森把
大众传播视为游戏性的传播，即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就像儿童玩过家家一样，主要在于消遣娱乐，以便把自身从成人化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斯蒂芬森的这一新奇理论，揭示了媒介另外一种重要而一直被忽略的性质，诚如
施拉姆所言：”人们一旦接触了这种构想高超的理论之后，就再也不可能忽视传播的玩耍—愉快因素的重要意义。“
威廉斯蒂芬森是出生于英国的美籍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兼传播学家。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物理学领域，但正是由于
量子物理学的深刻影响使得他逐步将研究兴趣从物理学领域转向了研究人类主观心理世界的心理学领域，这是其学术生涯的第一次重大转向；斯蒂芬森于1935年在《自然》杂志上宣布发现了一种可将人类主观性进行操作性测量的Q方法的诞生，而一场围绕心理研究方法的论争却因为二战的爆发而被迫搁浅；战后，斯蒂芬森以英军驻印度准将的身份光荣退役并在英国学界有过短暂地复归，但复归不久他便渡海赴美，加盟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也就是在芝加哥他出版了令其威名远播的《行为研究：Q技术及其方法论》；7年后，斯蒂芬森却选择弃学从商，加盟了一家广告公司并担任广告研究总监，尽管他在广告界硕果累累，但不久他又以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教授身份在学界复出，而这次复出便成为其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从心理学界转向传播学界。
1958年，斯蒂芬森初入传播学界就对主流学界死盯着宏大的媒介效果研究不放表示质疑，他对于学界忽略娱乐与大众媒介的关系也困惑不解。鉴于此，随后斯蒂芬森针对这一缺陷相继在《新闻阅读的鲁登尼克理论》一文及《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在斯蒂芬森看来，与其将媒介视作功利性的工具，倒不如将它视作是自我取悦的玩具。他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之最妙者，当是允许阅者沉浸于主观性游戏之中者。”
斯蒂芬森的游戏论很有独到之处，不过未免矫枉过正。他把传播的游戏性、媒介的玩具化过分夸大，使之超出正常的界限。媒介诚然有玩具的意味而不纯属工具，
大众传播确有游戏的成分而不仅是工作。但是，从总体上看媒介还是工作性的而不是游戏性的，大众传播还是功利性的行为而不是玩耍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