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壶》是邓友梅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84年第一期《收获》。小说以清朝末年为背景，讲述了曾经一无所长的八旗子弟乌世保机缘巧合学会了烟壶内画技术和“古月轩”瓷器烧制技术，以及他的师傅、鼻烟壶匠人聂小轩宁肯自毁手臂也不肯烧制“八国联军占北京”画样烟壶的故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北京城的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某日，他教训了家里过去的旗奴、现在投靠洋人为虎作伥的徐焕章。结果被其所害，陷于牢中，却因此得以结识身怀绝技的鼻烟壶匠人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乌世保发现，在他入狱期间，不善理家的妻子被徐焕章骗光家产后意外身亡，家宅也被烧光；邻居谷佐领恼恨他给旗人丢了面子，报请革除了他的旗籍；唯一的儿子让他的奶妈刘妈抱回河北老家抚养。家破人亡的乌世保先是得到同为旗人的寿明帮助，凭内画技艺挣到了嚼谷儿，成为自食其力之人；后又被聂小轩父女收留，正式拜聂小轩为师。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在徐焕章唆使下，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最后，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往河北投奔乌世保的奶妈。

20世纪80年代，市井小说、乡土小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潮流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这其中，邓友梅的民俗小说成为“京味儿”市井小说的代表。邓友梅在采访中曾提到，“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他在考虑文革后的写作方向时，经过衡量比较，琢磨出了自己的强项——掌握北京语言、风俗，了解旗人生活状态。邓在北京工作、生活四十余年，曾于工作中接触过很多北京八旗子弟。特别是在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鞍钢后，与同样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来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文革后期，他回北京，在离住处不远的陶然亭，结识了不少北京梨园界、文物界人士，其中也有像聂小轩一样的烟壶匠人。同时，邓友梅曾深入研究鼻烟壶，不但身体力行吸起了鼻烟，而且收集了大批古今中外能工巧匠精制的鼻烟壶。于是，他尝试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将之称为“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发表了《那五》、《烟壶》等充满老北京风情的作品。

乌世保

火器营正白旗人，祖上因军功受封过“骁骑校”。因为祖传军职由伯父继承，所以乌世保闲散在家，靠祖上传下的二百亩地产过活。自幼过的是悠闲日子，三十多岁时仍是每天游手好闲，喜欢各色玩艺儿，逗鸟溜狗唱八角鼓。因为很少接触旗人世家以外的生活圈子，所以有点愚笨、不谙世事、好面子，书生气十足，深陷囹圄时，鼻烟用尽，因为好面子，不肯向鲍库兵借，只得拼命挖自己的烟壶。同时，他又为人正直、憨厚，讲情义、重感情，能随遇而安、乐天知命。被害得家破人亡后，他以“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的诗句自勉，运用在狱中学到的内画技艺，自食其力。在衣食无着之际，从没想过拿聂小轩托他带给其女柳娘的金镯子换钱。在狱中，聂小轩深恐自己的绝技失传将古月轩的手艺传给他，他却不肯趁人之危据为己有。虽是纨绔子弟，但也有“耻辱之心”，拒画“八国联军占北京”那种有辱国格的烟壶。

聂小轩

身怀绝技的烟壶艺匠。年轻时是个读书人，因为痴迷烟壶制作而入赘胡家，成为“古月轩”的传人，学会了配料和画图技术。他替八旗贵族九爷烧制了一套精美的“胡笳十八拍”，颇受九爷赏识，却因福得祸，九爷的手下为了防止他再替别人烧制更好的烟壶，而把他“藏”到刑部大牢。他性格懦弱谦卑，少言寡语，但是具有朴素而高尚的情操。侥幸出狱后他拒制有辱国内容的烟壶，就算自伤其手臂也在所不惜，显示了一个民间艺匠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

柳娘

聂小轩的女儿，从小跟母亲学会了古月轩的烧窑看火技艺。美丽善良，富于同情心，性格直爽，说话办事有板有眼、大方得体，勇于追求幸福婚姻。当父亲自断双手后，因为知道徐焕章不会善罢甘休，她当即立断，亲自打点一切，连夜为自己和乌世保办了婚事，然后带上父亲和丈夫逃出北京，投奔乌世保住在三河的奶妈。

寿明

穷旗人，曾做过一任小官，但后来远离官场，以帮人跑合拉纤为生。擅弹弦子，利用这一技之长，游走于各王府宅门，替古玩店与宅门跑合，挣些中介费。职业经历使寿明变得世故精明，职业的特性则造就了寿明脾气的特别之处：一是对朋友热心肠，守信用，二是过分讲面子要虚荣。闹义和团的时候，乌世保即兴编了几句唱词，端王爷一高兴要“提拔”他到虎神营，乌世保为难之时，寿明替其出主意解了围。乌世保替他出头教训徐焕章，结果被徐陷害入狱，寿明不顾嫌疑，到大牢探监。在鬼市重遇落魄的乌世保后，寿明又帮乌世保安排住处、招揽生意。

徐焕章

徐焕章家里原是乌世保家的旗奴，父亲一辈发达后赎身脱了奴籍，但因他是“家生子”，所以，尽管脱籍，但是“奴才”的名分还在。徐焕章看不起无权无势更无钱的旧“主子”乌世保，他入了天主教，找洋人当新主子。在教会资助下上了同文馆，学会了日语和德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徐焕章马上投靠日本占领军，为虎作伥，欺压中国百姓。八国联军撤走后，徐焕章又加入隶亲王办的警队。因为被乌世保当众训斥，他怀恨在心，不但陷害乌世保入狱，还以替乌世保疏通为名，骗走了乌大奶奶的珠宝和地契，让乌家倾家荡产。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面对洋人与大官僚却又是狗一样的奴才。当九爷为了向侵略者献媚准备礼物时，他主动出谋划策，找人画了为八国联军歌功颂德的烟壶图样，最终导致聂小轩自断手臂。

九爷

某亲王的小儿子，受封“二等镇国将军”，因与端王一派不和，不被西太后赏识，耽误了前程。他表面上沉湎于声色，私底下与洋人拉交情，庚子之变后，借着洋人的势力扬眉吐气，成为朝廷新贵。他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爱玩闹、爱搞恶作剧的特点，曾上演百羊闹茶馆的闹剧。为了讨好洋人，接受徐焕章的主意要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行乐图”的烟壶。

《烟壶》是邓友梅民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落魄旗人乌世保的传奇经历为经线索，展现了一幅光怪陆离的清末社会风俗画卷。作者为烟壶作传，通过它描摹世态人情，折射民族文化精神，写出了清末北京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引车卖浆之流的众生相。

《烟壶》将风物志与地方志、历史学与经济学等各种引人入胜的知识和风土人情熔为一炉。小说一开头，便用两章节的篇幅介绍鼻烟、烟壶、内画的历史源流，从原料材质到绘画工艺娓娓道来。随着情节的推进，皇室、贵族居住的内城和市人杂居的外城，八旗的分布和匠人聚居的哈德门外花市，朝阳门的粮车大道和东直门外的偏僻小店，德胜门外的“人市”和“鬼市”，崇文门外磁器口蒜市口一带的盂兰盆会，作者对这些街景市貌的玲珑剔透的描写，让读者们眼前清晰地浮现一个方位精确而又饶有空间感、立体感和历史感的老北京文化风貌。然而，《烟壶》并不仅仅是一部云淡风轻玩赏旧时风物《清明上河图》式作品。在作者精心描绘的这幅民俗风情画中，以乌世保、聂小轩为核心，描写了上层贵族、洋奴汉奸、市井子民、三教九流等不同阶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一方面带着典型的北京地方生活气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典型的民族性格与文化性格。如乌世保虽然游手好闲，可一向讲情意，重感情，而聂小轩虽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宁折不弯，刚正不阿，都表现出刚直、善良、重人伦道义的文化内核和乐观、坚韧的文化精神。作者在开篇即指出：“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和时代风貌。”“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精美的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可见《烟壶》所表现的市井文化，有着更深层面的文化内涵，这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表现。

同时，小说基调深沉，描写日本占领军横行无忌，满清贵族卖国求荣，投靠洋主子的奴才发迹，宣讲爱国主义的义士被杀，典型地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中国殖民地程度加深和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的腐朽与黑暗，同时，通过描写烟壶艺人的“断手”抗争和“囚人”“救救大清国”的呐喊，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爱国意识从沉睡中的觉醒，具有很强的历史感。

民俗之美

作者邓友梅“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将《烟壶》等作品看作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在《烟壶》中他以多彩的画笔来描写北京这座文明都城特有的习俗风貌、世态人情，从而构建一个充溢民俗味的人物活动的历史场景。随着情节发展，作者详细介绍了许多老北京颇具都市民间色彩的技艺与风俗，从鼻烟起源、烟壶原料、内画绘制、烧制工艺等各种历史、文物、绘画、制陶知识，到人市、鬼市、押花会、盂兰盆会、中秋节，再到茶馆、戏楼和上等人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涵盖各阶层人物的婚丧嫁娶、交往应酬、待人接物、行为举止等生活情趣和风俗习尚，向读者展示了清末老北京的市井气息与世俗文化韵味。

结构布局

在《烟壶》中，作者借鉴中国传统小说故事套故事、前有铺垫后有呼应的缜密密布局，采用双线交错的结构方法，运用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法技。一方面，写没落的八旗子弟乌世保被陷害入狱，在狱中结识了汉族烟壶艺人聂小轩，学会了烟壶内画和“古月轩”的烧制技艺，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写聂小轩宁肯手骨折断，也不绘制为八国联军歌功颂德的烟壶。在这两个身份原来不同的人物的命运纠葛中，暗含了中国社会历史的起伏变迁，构成了作品特殊的时代氛围。

同时，“烟壶”在作品中起到了穿针引线串连全篇的作用，将两条线结合在一起。聂小轩、乌世保、寿明、柳娘、九爷等人的命运无不与小小的烟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烟壶在作品中像磁石一样，把众多人物集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叙事手法

作者以“说书人”的身份，选取最能够表现人物性格的故事逐一道来，注重故事的传奇性，讲究故事的连缀，情节的悬念、紧张和引人入胜。《烟壶》的叙述方法变化多端，直叙、补叙、插叙、倒叙杂错使用，特别是善于利用插叙的方法，常常先讲述事件的结局，然后在合适的地方用插叙来解释，例如交待徐焕章的过去与乌世保入狱之后的家庭变故以及乌大奶奶的遭遇，从而制造了悬念。

人物形象塑造

《烟壶》塑造了四十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往往不做静态地心理剖析，而是在情节的进展中靠细节、对话，以及合乎人物身份、职业特点的行动来动态地刻画人物。如小说中既颟顸暴戾又玩世不恭的满清贵族九爷，小说由百羊闹茶馆、玩烟壶逗狗、戏弄化缘和尚诸情节，揭示了他身上“爱惹漏子看热闹”、爱搞恶作剧的八旗子弟的习气；而当聂小轩断手后，为了让“胡笳十八拍”成为“古月轩”“绝品”，他索性吩咐管家把聂的双手剁下来，这一行为展现了其性格中残忍的一面。而他能够称心如意地玩弄茶馆主人，轻易摆布聂小轩的命运，恰恰是这个人物有权有势的贵族身份决定的。作者还运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借助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如以寿明的精明世故反衬也乌世保的憨厚、愚笨和不谙世事。寿明在义顺茶馆向钱效仙兜售乌世保画了内画的烟壶时，欲擒故纵、讨价还价，与临时帮忙的“半个同行”吴庆长一唱一和，将烟壶当成古董卖出了五十五两的高价，尽现跑合“中介”的圆滑精明，这一过程与乌世保轻易将作品廉价卖出形成了鲜明对比。

幽默、得体的地方性语言

邓友梅的“京味儿小说”以幽默、通俗且富于地方特色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在《烟壶》中，作者介绍乌世保时写到乌的祖上因军功封过“骁骑校”，而他本人“别说骑马，偶然逛一趟白天云观，骑驴时两腿也打哆嗦。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武职世家的光荣，也不耽误他高兴时自称为‘它撒勒哈番’”。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语言，既讽刺了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又含蓄幽默地展示了旗人的生活状态。

《烟壶》中所用的语言是经过提炼加工的纯正的北京口语，朴素、淳厚、洗练、爽脆，带有浓郁的地方风味，例如，聂小轩有意正式收乌世保为徒，不谙世事的乌怕落得趁人之危的名声，再三推托，这时，在一旁的寿明嗔怪他：“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人家磕头祷告、求情送礼来认师，聂老还不肯要，哪有您这样师傅上赶着教，还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聂小轩断后，柳娘干脆利落地办好了成亲与出逃的准备，面对父亲的惊讶，她说：“您病着，那一位比棒槌多俩耳朵，我不自己办谁？”“一拽三打挺、三拽一哧溜”“比棒槌多俩耳朵”这种俏皮的俚言不但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表现了老北京人的机智和幽默感。

同时，小说中的人物语言极富个性化。当寿明为乌世保安排住处时，乌世保过意不去时，他说道：“您别拦，听我说，这银子连同我给您办铺盖，都不是我白给你的，我给不起。咱们不是搭伙作生意吗？我替你买材料卖烟壶，照理有我一份回扣，这份回扣我是要拿的。替你办铺盖，留零花，这算垫本，我以后也是要从您卖货的款子里收的，不光收回，还要收息，这是规矩。交朋友是交朋友，作生意是作生意，送人情是送人情，放垫本是放垫本，都要分清。您刚作这行生意，多有不懂的地方，我不能不点拨明白了。”这种口吻符合人物讲情义、通世故的性格和靠跑合为生的穷旗人的身份地位，不会使读者将他看成一个挥金似土、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客。

1987年，香港导演李瀚祥将《烟壶》改编为电影《八旗子弟》，由陈道明主演。根据《烟壶》改编的曲剧于1995年首演。2006年，这部小说又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由李保田担任导演和主演。

文学评论家张韧：《烟壶》的时代精神浸染于恬淡的民俗画中，像涓涓细流似的悄悄地淘涤着人们的性灵。

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通讯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党支部书记，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委会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邓友梅自选集》(五卷)，《京城内外》、《烟壶》、《散文杂拌》等。《我们的军长》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