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1919年4月12日—2005年9月9日），原名熊彙荃，男，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祖籍安徽凤阳。

熊向晖1919年4月12日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当时任掖县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老五。

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熊向晖同志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外事战线工作

后来，熊向晖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医院213病房的轮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这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辈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职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边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的故事。“这一直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讲起这段历史便显得兴致勃勃。当年有很多关于胡宗南重要行动的情报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给周恩来的。“怪不得胡宗南怎么也找不到还在延安附近转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测。但熊老告诉我们说“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很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长官那么多年，无论从个人感情从行政关系哪方面讲，熊向晖应该都算得上是比较了解胡宗南的一个人，但13年的潜伏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也难怪张治中将军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一个晚会上见到熊向晖和周总理在一起便说：“熊老弟，你也起义啦！”周总理纠正说：“他哪里是起义？他是归队！”

13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1938年春的一天，“西北王”胡宗南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战地服务团由进步青年组成，胡宗南希望在其中挑选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加以培养，为自己所用。

佩中将军衔的“面试官”胡宗南，手执服务团名册，依次点名问答。胡宗南依照印象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画圈，大多数一个或者两个，少数有三个圈，只有一名青年，画有四个圈。这名青年叫熊汇荃，清华大学高材生，父亲是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的院长。胡宗南深信自己发掘了一名“得力干将”。次日，胡宗南的秘书找到熊汇荃，说胡先生邀请他进行“个别谈话”……

1938年5月初，胡宗南将熊汇荃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1939年3月学习期满后，熊汇荃被胡宗南调到身边，并很快成为了胡的左右手，一路从侍从副官升任机要秘书。“党国栋梁”熊汇荃开始了他平步青云的仕途。

尽管熊汇荃受到胡宗南等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事实上，在1937年的秋天，熊汇荃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熊汇荃就积极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接触了进步思想。他很快就成了学生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骨干。在先锋队中，出身官宦之家的熊汇荃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完成了从“富家子弟”到进步青年的思想转变。

1937年12月31日，这个民族危亡年度的最后一天，对于熊汇荃来说有着永生难忘的记忆。这一天，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到武汉给一些进步学生作演讲，熊汇荃也在其中，他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深深折服，更受共产党“誓死抗日、保卫国家”的积极抗日政策的鼓舞，更加坚定了 “共产主义信仰”。

这天之后，对熊汇荃来说，更传奇的故事接踵而来。

中共中央针对当时的抗日形势以及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辟“隐蔽战线”的重要决定，计划将一些思想进步、立场坚定的优秀青年党员安排到国民党内部。在两党和平时，这些青年可以继续抵抗日军的侵略；一旦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打压和攻击，他们就可以为保卫我党起到积极作用。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一些“闲棋冷子”，当然也希望他们一直闲下去，冷起来。

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推荐了熊汇荃，并汇报给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充分了解到熊的具体情况后，周恩来大加赞赏，说“这个角色非熊莫属”。此后，报名参加服务团、接受胡宗南的面试以及进一步成为胡宗南的秘书，这些都是“共产党一手安排的”。熊汇荃还在组织的建议下，改名为“熊向晖”，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间谍生涯。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同时，熊向晖也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任务——观察胡宗南，了解国民党高层势态，并且尽可能地“少联系共产党、一定做好隐蔽工作”——这是董必武亲口告诉熊向晖的，也是周恩来再三嘱托的。胡宗南在开始阶段也积极主张抗日，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剿灭中共上面。熊向晖这枚“闲棋”就一直“闲”着。

随着抗日形势的明朗，1943年开始，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由招安改为剿灭。1943年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决心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分裂政权。蒋介石随即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于7月2日正式确定了进攻边区的时间：7月9日。

而在7月4日，胡宗南却收到朱德的明电：“道路纷传，国府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当此抗日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则陷国家民族于危难之境。”原来，国民政府的作战计划早在7月3日就由熊向晖传出，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的电台发到延安。中共党中央接到情报后，及时拟定了这个类似“空城计”的作战方案，一方面，破例引用情报，揭露国民政府行将剿共、挑起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则迅速从其他地区抽调兵力，武装保卫延安。

国民政府的剿匪行动没有成功。胡宗南发觉有人泄密，但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自己的贴身秘书熊向晖所为，也没有太多追查。

1947年2月，熊向晖和相恋多年的恋人谌筱华结婚，蒋经国是证婚人。

婚礼过后，两位新人开始蜜月旅行，1947年3月1日，两人正在杭州游玩，熊向晖被一自称国民政府保密局的人叫住，他起初担心是自己身份已经暴露，思索该如何应对。等被带去见胡宗南后，事情才明了。原来，此前熊向晖已计划赴美留学，只因机票不好买，才一拖再拖。胡宗南却命令熊向晖延期赴美，要熊向晖回到身边再辅佐他3个月。蜜月也不得不中途结束。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前天总裁急电召我来南京，说美苏英法四国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届时将讨论中国问题。总裁当机立断，命令我直捣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并，选在四国外长会议的第一天，即3月10日发起攻击。”说完，胡宗南给了熊向晖一个文件包，让熊根据包里文件的内容画一幅草图给他，并叮嘱熊锁好房门，不许任何人进来。熊向晖打开文件包，看到两份绝密文件：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方案；陕北共产党的军队兵力配置情况。

熊向晖异常激动，将文件内容默记在心。3月3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乘专机回到西安。当天晚上，熊向晖就将情报送到了新华巷1号，西安《新泰日报》主编王石坚的家，通过地下室里的秘密无线电台，将这两份绝密情报发到延安。而当时为了保密，连胡宗南的军长和师长对计划还一无所知。

3月8日晚，胡宗南带着熊向晖等少量随从，秘密离开西安，辗转来到洛川。在洛川小学，与先期到达的几名国民党高官会面，组成前线指挥所。而熊向晖则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将胡宗南的日常动态报告给党中央。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决定冒险行事，将情报用信函的形式写在白纸上，装在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的大信封里。为保险起见，他同样的信都要写两封，一封寄给王石坚，另一封寄给王石坚的朋友潘裕然，源源不断的情报就这样被送到了党中央的面前。党中央果断放弃延安，在陕北地区与国民党玩起了捉迷藏。

因为有情报工作的保障，虽然力量相差悬殊，但共产党总能一次次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还会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胡宗南的部队陷入了一团泥沼之中，非但没能“给解放军以毁灭性打击”，自己的部队反而损失惨重。正应了毛泽东在窑洞里留给胡宗南的一首打油诗：“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国民政府“闪击延安”的计划破产。毛泽东大赞熊向晖，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周恩来也称赞：“我党打入国军内部的情报人员工作卓越，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属于前三杰；国共战争期间，又有三位突出的情报人员（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他们就是后三杰。”

1947年5月20日离开胡宗南。从上海乘船赴美，当年9月进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即：凯斯西储大学）研究院读政治经济学硕士。

1949年11月6日中午12点半，中南海勤政殿，周恩来特设午宴招待国民党元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周恩来把熊向晖介绍给大家，几位元老都有些惊讶：“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众人恍然大悟，张治中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胡宗南攻打延安未果后不久，熊向晖便赴美留学。而后，国民政府情报部门证实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案件应该着力查办，但最后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学公费中止外，并没有其他的追究。这不能不说是个谜。经众多党史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完全全破坏。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而此次周恩来有无必要将熊向晖之事告知这几位国民党要员呢？虽然周恩来说熊向晖以后会从事外交工作，希望大家熟悉一下，但这个理由并不是十分充分。其一，对于情报工作来说，一旦身份暴露，就成了一枚死棋；其二，在这样的场合公布熊向晖的共产党员身份，且对象还是国民党要员，有无必要？这几个疑问曾长期困扰党史研究者。

为解答这个问题，熊向晖之子熊钢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1.胡宗南部的30万大军，于1949年12月西南战场的成都战役才被歼灭，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个被歼灭的重兵集团。胡宗南在成都战役后率残部1万多人据守西昌，直到1950年3月才飞往台湾。

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宋希濂便在汉中秘密会晤，一致决定取道西昌退往中缅边界，继续抵抗，万不得已退到缅甸。当时两个集团拥兵50多万，几乎占到国民党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

3.两者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战略计划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不允许轻易放弃西南。

历史学者杨者圣先生找到了答案：这两位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把握得最为准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进军滇西方案都是一条苟延残喘之道，这比蒋介石鼓吹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高明”多了。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策略部署则是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全部消灭在大陆，以防后患。不怕敌人打，就怕敌人逃。所以如何将胡宗南套牢在此等待刘邓大军前来形成合围之势就是整个西南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这时，如能“假蒋介石之手套住胡宗南、争取宝贵时间”就可以占据主动，所以如何离间蒋介石和胡宗南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周恩来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的必要性正在于此。几位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通信是可以办到的，靠他们来让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曾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并且隐瞒不报”这一事实，蒋会怀疑胡的忠诚，进而看不到胡“进军滇西”方案的可行性，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胡宗南自行撤离。果然，蒋介石连续6次拒绝胡宗南的西进方案，甚至有一次还命令胡宗南杀身成仁，为党国尽最大忠诚。如此以来，蒋介石替共产党看住了胡宗南，等待他们的只有溃败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开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在诸多重要的外交场合中，熊向晖都以“总理助手”的身份出现。

参加日内瓦会议，熊向晖是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主要负责新闻招待会，回答各路记者提问；基辛格访华、尼克松1972年访华，他担任“总理助理”，负责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中国加入联合国，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他还担任过驻英国代办、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诸多外交场合都有他的身影。而熊向晖认为，更重要的是，他能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这对他的帮助非常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华做技术安排，熊向晖负责接待。其中一个重要工作是美国希望通过卫星电视信号，使美国民众能够在电视里到尼克松访华的盛况。而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通讯卫星，美国方面提出只需要中国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修建地面站，美国负责相关技术支持，而通讯卫星则由美国方面提供。熊向晖就将此事向总理汇报：既然美国已经做了准备，我们就不必花费大价钱租用通讯卫星了。总理立即批评了熊向晖，说租用卫星虽然比较贵，但不能一听到要花钱就缩头，因为这涉及到主权的问题，而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提出指示意见：1.请美国方面负责给中政府租用一颗卫星，租用时间为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2.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如使用，需要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并交纳使用费给中国政府；3.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熊向晖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后，对方大为吃惊，说第一次碰到如此厉害的谈判对手。最终完全同意总理提出的意见，承诺租用费一定合理。

熊向晖的女儿曾经问过父亲一个有趣的问题：“周恩来对你有知遇之恩，而胡宗南也对你不薄，你为什么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不二，难道就没有想到一直追随胡宗南，平步青云吗？”的确，胡宗南亦是魄力非凡之人，而对熊向晖，更是关爱有加。熊向晖说他始终没有动摇，一来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信仰很早就深植在心中；二来，胡宗南的人格魅力和周恩来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

熊向晖革命生涯可谓完美，解放前的情报生涯和解放后的外交生涯已足够精彩。而1982年从调查部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岗位退下后，受荣毅仁的再三邀请，熊向晖出任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党组书记，又成为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弄潮儿。2001年，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党八十周年播放了特别制作的节目《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看后，深受感动，立即赶到医院看望这位“立过赫赫战功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感慨良多。

2005年9月9日，这位孜孜不倦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停止了步伐。

熊向晖这个名字，是他在1937年初刚接到任务时受组织要求改的，直到解放后，他才道出这个名字的寓意：“向晖”，取意当时形容隐蔽战线工作境地的一句话——“面对着黑暗，怀揣着光明”。

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1949年回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54年，任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1961年，任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62至1967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

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1年，任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和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

1971年11月，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1980年代，任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周恩来领熊向晖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他的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熊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熊向晖明白这一双关语。周看着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周问：服务团那个女团长还找不找麻烦？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熊说：前几年，李芳兰找我重提旧事，我顶住。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质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我牢记你和董老的指示，特别注意谨慎，事无巨细都当心。胡常出人不意，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认为，行踪保密，微服简从最安全；事先张扬，前呼后拥最暴露，反易招敌暗算)。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经多年观察考验，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前年蒋南翔回延安，我让他向陈云详细汇报你的情况，我还要向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又紧握熊向晖的手，摇了摇，说，我不送你，胜利后再见。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熊向晖坐的汽车，另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熊才意识到，他接周恩来时，周问他姓名后，叫他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他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熊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他，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他：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他可以说，他们忙着找、包、捆，让我看杂志。

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延安，胡宗南部占领了延安。

王超凡负责接待报道占领延安的中外记者的工作。他报告胡宗南说，为显示众多解放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解放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27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解放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他说，不安排记者接触老百姓，因为留下来的大都是妇孺老弱，态度敌对，居处分散，一不小心就碰上地雷，有时会碰上打冷枪。幸好有几个共干投诚，官最大、最积极的是边区保安处科长韩庆恩，让这几个共干向记者现身说法，效果会好。

胡宗南说，不要忘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经验，一定要唤起民众，化敌对为亲善，不只是为了接待记者，丢掉民众就打不了胜仗，连向导也找不到。要千方百计争取几个“劳动英雄”、“参议员”、“妇女代表”合作。由他们作榜样，一般民众会跟着来。

1947年3月25日晨，胡要熊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延安北郊十里铺看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解放军全歼，旅长李纪云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