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年是中国历法中计算年份的方式，公元年号除以12余数是5的年份都是牛年。牛是中国的12生肖之一，排名第二。

牛是中国的12生肖之一，排名第二。公元年号除以12余数是5的年份都是牛年。

列成公式为：公元年号÷12=某个商，同时余数是5。

例如：1997÷12=商166，同时余数是5。那么，1997年即是牛年。

注意以上只是大概的对应关系，因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和中国的干支历是两种不同的历法。公历以1月1日为一年之始，而干支历以立春建寅月之日为一年之始，一般立春当天相当于公历每年2月4号或5号。

牛年起算自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因为生肖年依附于干支纪年，而干支纪年又是干支历的纪年方法。历代官方历书（即黄历）皆如此。农历只是借用干支来纪年，其一年的范围在正月初一至除夕内，此点并无争议。而农历和干支历是两种不同的历法，两者在年份起点、月份划分规则、每年天数等皆不同。由于民国后使用了公历，不少民众包括极个别所谓专家在历法知识上的欠缺，所以两者常被混淆。

干支历是以60组各不相同的天干地支标记年、月、日、时的一种历法，是中国所特有的阳历。它以立春为一年之始，用二十四节气划分出十二个月，每个月含有两个节气，没有闰月。干支历与地球环绕太阳的周期运动有关，它能反映出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自古以来，干支历一直为官方和民间所普通认识，应用于天文、风水、命理、选择术和中医等学科上，并为历朝官方历书（即黄历）所记载。以清朝官修史书《清实录》为例，书中的干支纪年均以立春为分割点：如中华书局影印《清实录》之第十七册，乾隆实录之第九册，第573页，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庚戌）立春，《实录》的记载是：“庚戌。是日癸未年立春。”另见清代《红楼梦》第九十五回：“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春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这里更是明确地指出干支历在纪年纪月时的转换点。

牛在十二生肖中居次位，与十二地支配属“丑”，故一天十二时辰中的“丑时”－－夜间一点至三点又“牛时”。易卦为“坤为子母牛”。

古时，牛正是玉帝殿前的差役，时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托牛给玉帝传个口信，说是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太难看，请玉帝带点母草籽给人间，把人间打扮得好看些。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殿下众神谁愿去人间撒草种。

“玉帝，我愿去人间撒草种。”牛王自告奋勇地说。

“你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恐怕不行吧。”玉帝不放心地说。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牛王坚持要去。

玉帝同意了牛王的请求，属咐牛王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

牛王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不小心跌了一跤，覆下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误以为玉帝的旨意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

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知道坏事了，召来牛王一问才知道粗心的牛王是一步撒三把草籽，把一件好事办坏了。

“你这粗心的老牛，弄得人间遍地里草，当初你怎么保证的。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帮助农夫除草，同时，祖祖辈辈是帮助农夫干活儿。”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王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于是，牛从此便一辈子给农夫当苦力，并且仍未停止啃青草。直到今天，它的那排上牙也还没有长出来。

但是，牛是个知过即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田从不松套，为农夫做了不少工作，博得人们的好评。在排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他为生肖。如果不是投机的小老鼠藏在牛角上，抢先得了头名，牛王肯定还会当上生肖首领呢。

牛凭自己对人类的贡献当上了人类的生肖。

凌晨1－－3时（即“丑时”）。这时候牛吃足了草，“倒嚼”最细、最舒适，所以丑时同牛搭配。

牛在西方文化中是财富与力量的象征，源于古埃及，依照《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由于从埃及出奔不久，尚未摆脱从埃及耳濡目染的习俗，就利用黄金打造了金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形象来膜拜。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力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动耕犁以整地的应用，后来人们知道牛的力气巨大，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战国时代的齐国还使用火牛阵，三国时代蜀伐魏的栈道运输也曾用到牛。

匈奴、蒙古等游牧民族，除了牧马之外，牧牛也相当常见。蒙古草原盛产蒙古牛，西藏高原盛产犛牛。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的汉人，会比江南更盛行牛肉、牛乳的食用。

股票价格持续上升被称为「牛市」，下跌称「熊市」，因为牛象徵生产与增值，熊有「破坏者」与「威胁」的寓意。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的动物，因为早期恒河流域的农耕十分仰赖牛的力气，牛粪也是很重要的肥料，牛代表了印度民族的生存与生机。

西班牙则是将牛当作冒险娱乐的对象，例如专业的斗牛与常民化的奔牛活动。利用牛对红色敏感的特性，藉著激怒牛只然后由斗牛士与之决斗。

现代饮食文化中，牛排或牛肉是很重要的饮食西化指标，有时甚至会用来当做衡量经济贫富的象徵，例如希特勒曾提倡他的政见：「让德国每一户人家的餐桌上有牛排与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