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是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志士，在遇害前总结党内存在的问题，向党提出八条建议，这就是后来的“狱中八条”。

《挺进报》创刊于1947年5月，是由中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在重庆出版的一份进步刊物，最开始只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秘密传播。随着影响力的增强和发行量的增大，该报开始通过特殊渠道向国民党内部发送，以图“攻心”。1948年3月，一份《挺进报》出现于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案头，使得他大发雷霆。朱绍良命令时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限期破案，破坏《挺进报》编印机关和发行渠道。

不久，特务们获得一条重要线索：重庆民生路上的文成书店里，一位名叫陈柏林的青年店员私藏有《挺进报》。特务们经过伪装接触等方式，于1948年4月1日下午将陈柏林和他的上级“老顾”（原名任达哉，1947年加入重庆地下党组织）抓获。陈柏林被捕后，面对酷刑毫不畏惧，没有吐露半点消息。然而，“老顾”任达哉却交代了知道的一切，成为《挺进报》事件中的第一个叛徒。根据他的供述，徐远举对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围剿。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重创，先后有135人被捕。之后，由于叛徒出卖及三次武装斗争的失败，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达300多人。

重庆地下党组织惨痛经历中的教训，成为狱中共产党员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也是他们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于是，一场总结经验教训的“大讨论”在国民党的黑牢里秘密展开。1949年1月，江竹筠在狱中口头拟了一份讨论大纲，这也成为日后狱中八条形成的基础。此后，经过罗广斌、刘国鋕、王朴、陈然等的不断补充，狱中八条逐渐完善、成熟。

1949年11月27日，敌人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疯狂屠杀。前后300多名烈士倒在敌人的枪下。罗广斌和十多名狱友，趁敌人不备，冒死冲出白公馆后获救。12月25日，罗广斌将烈士用生命凝铸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报告有七个部分，现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而第五、六部分已经遗失。总数约3万字，现存2万多字，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狱中八条”由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共八条3000余字，是报告的核心和精华。

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为人熟知的“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狱中八条内容的背后，是共产党人面对信仰的无悔抉择，也是罗广斌及其狱友总结所经历的忠诚与背叛之后得出的深刻警示。在当时的重庆，有的人在面对利益诱惑或者严刑拷打之时，失去了人格和尊严，背弃了信仰，但是，更多的共产党员选择了用忠诚捍卫理想信念。

和平年代，也许不需面对残酷的生死抉择，但灵魂却时刻面对着理想是否坚定、信念是否执着的拷问。狱中八条是深刻总结忠诚与背叛故事后的提炼，也是共产党员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净化的生动展现。重温狱中八条，对于每一名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