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与鼠》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61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但泽，叙述者皮伦茨回忆自己中学时代的同学约阿希姆·马尔克的事情以及他和马尔克两人之间的关系。

在马尔克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他从小就有孤独者的倾向。马尔克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的喉结．对于这个独特的生理现象，他不是刻意放大就是故意遮掩。皮伦茨把这个喉结比作一只不停蹿跃的老鼠．还恶作剧地把一只猫按在他的脖子上，让它去捉“老鼠”。这让好强的马尔克产生了自卑感，为掩饰这个生理毛病，他做了种种努力，在体操、游泳和潜水方面，他表现了自己不平凡的一面，不仅在单杠上取得最好成绩，还在但泽海岸上的一只半沉的扫雷艇中练习潜水，赢得了伙伴们的敬佩。

一次，两名校友——他们是两名海军军官，回母校作报告，马尔克对他们佩戴的十字勋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强烈地认识到，战争时期的德国社会对军人是多么的认可和尊敬．膨胀的虚荣心诱使马尔克偷走了这两名军官的勋章．因此他被学校开除。

离开学校后，马尔克去部队服役，参加了二战。想成为英雄的渴望使马尔克在军队里积极肯干，他还受到一位军官太太的赏识．并在她的引诱下和她发生了关系。不久，他在水塘里发现了敌方的一个地下仓库．加上后来他在坦克部队中英勇作战、战绩卓著，他获得了真正的勋章。

英雄马尔克衣锦还乡，也想在学校作一次报告——方面，他想通过这个报告恢复过去受损的名誉，获得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在与皮伦茨的对话中，他流露出自己内心对战争的蔑视和不满。校长最终没有答应他的要求。梦想破灭后，他钻进中学时代经常去玩的一条沉船里，他就这样在人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了。

《猫与鼠》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期间的但泽，由主人公马尔克的中学同学皮伦茨在1959年回忆和讲述马尔克从1939年战争开始（14岁）到1944年失踪（不满19岁）的故事。

马尔克出生于1925年前后，其少年时期、即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希特勒当政期间。元首在全国推行纳粹英雄崇拜和尚武精神教育，学校成为宣传推广该思想的场所。在小说第五和第七部分，原毕业于马尔克中学的现空军少尉和海军上尉纷纷回来对在校学生发表演讲，将自己所受的纳粹毒害进一步转移到下一代年轻人身上。在大的时代背景下，马尔克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只得被动接受学校和社会上的法西斯教育。加入希特勒少年团、青年团是每个德国男孩都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加入纳粹、为纳粹效命是当时每个德国青年人无法摆脱的命运。而在这种被迫的同化过程中，人逐渐变成了老鼠，军国主义文化使人失去了自我道德、自我价值，人们崇拜英雄，被驯化为杀人工具，成为听话的顺民，行尸走肉。由此可见，马尔克的悲剧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他只是众多受害者的一个代表。

约阿希姆·马尔克

小说的主人公是但泽少年约阿希姆·马尔克，因为有一个巨大的喉结而深受困扰，老是在脖子上挂各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努力在各项活动中超越同学，希望借此转移他人对其喉结的注意力。同时他将一个沉没的潜水艇变成了自己的庇护所。马尔克认为，赢得认同、转移他人对其喉结的注意力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脖子上挂军事奖章十字勋章。马尔克因为盗窃勋章被学校开除。几年后等马尔克真的获得了勋章后，也因为有前科无法在母校受到欢迎。马尔克当了逃兵，躲进潜水艇．再没现身。马尔克最终没有打败孤独。始终不被理解．没有办法融入社会．是个永远的边缘人。

皮伦茨

第一人称叙述者姓皮伦茨，他是马尔克的同学和朋友，一直关注、追随着马尔克，像是马尔克的门徒，却又像马尔克的背叛者，曾将猫放在马尔克老鼠般大的喉结上恶作剧，暗示着马尔克是“鼠”，皮伦茨是“猫”，最终诱使马尔克逃向水底。然而马尔克消失后，皮伦茨却有着深深的负罪感，摆脱不了马尔克的影子，认为马尔克没有溺死，他不停地寻找马尔克，无法过上正常的生活，因此才在战后写下马尔克的故事，那是一种纸上的忏悔。

《猫与鼠》的主题思想即纳粹军国主义文化对人性自我的阉割。文本通过“猫与鼠”游戏的叙述，叙写了一部鲜活沉痛的二战期间德国青年的自我失落史，从纵深层控诉了军国主义文化对人的奴役。文本凝聚着时代、社会文化的底色。

作者以动物隐喻的方式写出纳粹文化对个体的驯化。作者强调相对于个体之外的社会文化对个体命运的强大影响。《猫与鼠》通过叙述者皮伦茨对他中学的好友马尔克的回忆，集中刻画了马尔克这一艺术典型。马尔克本是个善良的青年学生，因为生活在纳粹时代，受到纳粹文化中英雄崇拜思想的蛊惑、诱骗、毒化，因而丧失自我道德、自我价值，最终走向毁灭。格拉斯通过对纳粹文化背景下“猫”与“鼠”的游戏的冷漠、超然、客观的叙述，表现了作者对纳粹文化的愤慨和否定。其文本让德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教皇拉尼茨基极为折服。

一、军国主义文化对人性自我的阉割

文化这一概念就其根本的指向来说，意味着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判断。它贯穿于思想、伦理、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精神文明之中。德意志民族是欧洲第二大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正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样，在德意志民族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精华和糟粕这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方面，德意志民族具有争取解放、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民族亲和力，具有争取自由、民主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它的精华。另一方面，德国长期处于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容克资产阶级一直企图超越老牌殖民主义者，成为世界的霸主。这种根深蒂固的铁血主义和霸权主义则是德意志民族的糟粕。《猫与鼠》深入地探讨了德意志糟粕文化对个体自我的阉割。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领域的纳粹化最为突出的体现是教育领域的纳粹化。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学校教师的政治立场。教师首先要通过纳粹机构的严格审查，然后进入专门的学校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经过由“鼠”到“猫”的蜕变，然后才能上岗。在学校里，教师大肆歪曲历史，把德意志民族吹捧为主宰民族，把斯拉夫人贬为劣等民族，把犹太人说成是世界万恶之源。作品中马尔克的老师、校长克洛泽便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一只典型的纳粹“猫” 。在第七章中，克洛泽向学生作报告时就一再鼓励学生唱着国歌走上战场，而且把这种不惜一切为纳粹卖命的举动，称其为发扬了“学校的精神” 。马尔克等“鼠”们就是在克洛泽等这些“猫”们的驯导下成长起来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个体接触的第一个社会。家庭成员对马尔克的社会化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尔克的父亲是位牺牲了的英雄，有块铁十字勋章。家人每当谈到他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十分得意和尊敬的语气。父亲——这位不在人世的英雄的壮举，以及他的勋章对独生子英雄崇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马尔克生活在一起的姨妈和母亲也非常崇拜英雄，热衷战争，十分好战。如“当马尔克一连串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用那干瘦的大手使劲地鼓起掌来。等掌声落下，她尴尬地挠头发。”马尔克的亲人们热衷战争，他们崇拜英雄。他们是马尔克所接触到的第一只纳粹“猫” 。在这样的社会、学校、家庭环境中, 军国主义意识渗入青年学生的每一根神经。外在的军国主义意识已被内化为马尔克们的意识，并积淀成一种顽固的心理定势和精神机制。学生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熟记各国武器装备的知识，并把这种知识，称为“学问” 。如“我们非常熟悉这些多半是英国或法国下水的现代化的舰艇，甚至能够准确无误地报出它们的武器装备、载重吨位、航行速度，就像我们能够报出所有意大利轻巡洋舰、巴西老掉牙的铁甲舰和浅水重炮舰的舰名一样。”和“马尔克在这门学问上也遥遥领先，他可以流畅地一口气报出许多日本驱逐舰的舰名。”这样的知识铸就了德国青年学生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文化意识。二战中，这种意识控制了大多数德国人。人性中真、善、美的方面被扼杀，而人性中假、恶、丑的方面膨胀嚣张。马尔克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个例，这一形象具有普遍的意义。他代表着纳粹时代所有受诱骗、受毒害的青年。他们在所谓的崇高的爱国主义中，所谓神圣的英雄荣誉中，丧失自我道德、自我价值, 成为纳粹这只“猫”的魔爪下被捉弄的“群鼠” 。

二、狭隘的英雄崇拜对人性的扼杀

在德国，狭隘的英雄崇拜有着很长很长的历史。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正是利用渗透在民众中这种陈腐的、狭隘的英雄崇拜思想进行蛊惑、诱骗。由于受到狭隘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人们成为听从纳粹魔笛指挥的“群鼠” 。作品用较大篇幅来叙述学校利用“英雄”报告会来诱骗、蛊惑、毒化学生的情景。社会文化和学校合力在一起，制造出了一个个供马尔克们仿效的“英雄”，并大肆宣扬所谓英雄杀人的英勇和正义。到学校作报告的“英雄”受到学生们的顶礼膜拜，成为学生们的偶像。学生们卸除个体的自我道德、自我价值，完完全全地拜倒在英雄们的脚下，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法西斯狂潮中，做时代英雄的意识已内化为他们自身的意识，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他们神圣的信念和使命。而这种“英雄崇拜”的狂热，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叫做“象征去势” 。它使个体自我丧失，灭绝人性，变成纳粹“猫爪”下的“老鼠” 。如，到学校作报告的“英雄”们有意识地运用极其夸张的词藻来征服学生们的心。他们竭力美化为纳粹杀人的动机、目的和意义。倘若说，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文化构成德国人好战的心理定势的话，而学校教育和一个个的“英雄” 报告会则更强化了这种精神机制，并促使这种思想转化为杀人的实际行动。作品第五章叙述了一个空军“英雄”向学生们大讲特讲他杀人立功的情景，他把杀人说成犹如他在学校玩游戏一般轻松愉快：“约莫4点，我们又一次起飞。总而言之，一切就跟我们从前在这里玩手球差不多，当时学校还没有运动场，我们只能在课间休息的校园玩。马伦勃兰老师恐怕还记得，我要么不进球，要么就连进九个。那天也是如此，除了上午击落的六架飞机外，下午又添三架，这是我击落9架到第17架飞机。半年以后，我积满了40架，受到上级的表彰。在去‘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我的机翼上已经标上了第44个记号。”这位“英雄”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马尔克们。引起了他们心灵的极大震撼，煽起了他们为纳粹卖命的热情。作品写道：“我们长时间地鼓掌，大声欢呼，顿足喝彩。我的巴掌都拍疼了，变得有些僵硬。”而作品主人公马尔克更是深受感动。如：“他冒汗了，抹了糖水的头发粘在头皮上，中间的头路全都乱了。即使在健身房里，我也从未看见马尔克出过汗。”“冒汗”这一现象鲜明有力地显示了“英雄”事迹在马尔克精神世界激起的巨大震撼。即使在体操房里也从不流汗的马尔克，也为“英雄”的壮举而大流其汗，可见“英雄”的事迹对马尔克的毒害之大。学校的英雄报告会也极大地煽起了学生的英雄崇拜激情。青年学生在整体无意识的形式下被纳入纳粹的精神桎梏。盲从于纳粹的社会原则，成为由军国主义意识凝聚起来的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学生们在“英雄”报告会的欢呼声中，自动陷入国家社会主义精心策划的精神误区。理性沦丧，被彻底地无知化，纳粹社会从下意识方面控制了青年学生。纳粹政府根本用不着用强权命令去胁迫青年们。他们仿佛是为了自己的神圣信念，云集在纳粹的麾下，积极地、不顾一切地为纳粹卖命。本性善良的马尔克由于受到“英雄崇拜”思想的毒害，时刻幻想自己成为英雄，并为此做出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努力。他本来体质虚弱，可以免修体育课。但是，他为了博得别人的夸奖，所以他在一次次的自虐中显示自己，一再逞能。他从不会游泳成为游泳高手，并冒险从沉船打捞出一件件东西，到后来又把它们安装回沉船上，上体操课时还咬紧牙关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他总要弄出点异乎寻常的举动，希望别人能关注自己。这些行为无不是他认同当时“英雄”的“伟大”和“崇高” 。他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已经完全吻合。

三、勋章情结对人性的异化

马尔克是一个被纳粹勋章异化了的典型。马尔克脖子上长着一个丑陋的鼠状粗大的喉结，马尔克自身也是一只“鼠” 。他幻想成英雄，幻想变成“猫” 。所以，他总是在脖子上戴点“猫”式的东西来掩饰脖子上的“鼠” 。他戴过不锈钢改锥、圣像、流苏等。表面上看，马尔克是为了掩饰难看的喉结而戴东西到脖子上；而实质上，这都是他潜意识中英雄崇拜情结的表现。马尔克深知，戴的这些东西都是“鼠”，不能让他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夸奖。马尔克迷恋纳粹勋章，企望自己能拥有勋章。作品第五章：“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生第一次从前线回到母校。他在途中拜谒了‘元首大本营’；于是脖子上挂上了那枚令人梦寐以求的‘糖块’”（人们戏谑地把圆形的纳粹党徽称为“糖块”，这里借此来指铁十字勋章）。作品用了“令人梦寐以求”这个修饰语，这深刻表明勋章对当时人们的诱惑之大，魅力之强。当时德国人尊重纳粹英雄，看重纳粹勋章。当一位海军“英雄”戴着勋章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时，人们对他极为关注。如：“咖啡馆的顾客恐怕也不安地察觉出，坐在他们中间的那位斯斯文文地用刀叉分解战争的第三年生产的硬点心儿的先生是个什么人物了。”马尔克第一次见到纳粹勋章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的耳朵先是变得苍白，继而又变得通红，腰板儿直直地靠着椅背，两只手一左一右地摸了摸脖子，又掐掐咽喉，最后将一样东西扔到了长椅下面。我想，那准是流苏——红绿相间的羊毛小球。”马尔克见到“英雄”的勋章时，勋章的魅力使他下意识地扯掉流苏，这种最先由他戴到脖子上，一时之间在同学们脖子上流行开来的饰物。勋章的出现使他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潜意识中追寻的是什么，他马上联想自己怎样才能拿到勋章。如：“他们现在要得到那玩艺儿，必须打下40架。最初法国和北方，只要打下20架就行了。如果照此下去……”这生动地表明马尔克很早就留意勋章，潜意识中就向往着拥有勋章，脖子上所戴的东西都是勋章的替代品。最后一句话：“如果照此下去……”，道出了马尔克的心曲，它表明马尔克一直在算计着怎样得到勋章。马尔克勋章情结的最为明朗化叙述，是他再次见到一位海军英雄的勋章时，马尔克被勋章的魅力所摄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干出了偷窃的勾当。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学校开除了。但是，马尔克并不后悔，为了勋章，他上了战场。在战斗中，他毫无人性地摧毁了40多辆坦克，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勋章。他戴着勋章回到母校，希望能象别的“英雄”那样，给全校师生作报告，向全校的“鼠”们炫耀自己是一只“猫” 。然而，学校校长克洛泽从中作梗，使马尔克的幻想破灭。他毕竟只是“鼠”，而不是“猫” 。于是，愤怒的“鼠” ——马尔克“以英雄人物的气魄省去任何废话，用手心和手背照着校长那张刮得溜光的脸来了个左右开弓。”之后，马尔克走向他少年时代经常出没的那只沉船的密舱。勋章驯化了马尔克之后，又张开了“猫”一样的嘴，把他这只可怜的“老鼠”吞噬掉了。

《猫与鼠》以动物隐喻的方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为勋章而丧失自我道德、自我价值的马尔克这一典型。并对人性的负面进行了严肃地拷问。马尔克的善恶、是非、美丑观念的形成，无不受到社会文化、教育和家庭的影响。在纳粹文化的毒化下，马尔克人性中善的方面被扼杀，而好战、好斗、好虚荣的负面被膨胀、张扬。

马尔克活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在纳粹文化的诱骗下，丧失了自我道德、自我价值，最终走向毁灭。马尔克的命运是特定背景下青年人相同相近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中国学者关于《猫与鼠》的评论也主要集中在猫、鼠象征内涵的问题上。评论从猫和鼠关系出发，揭示了三层寓意表现。第一层，从马尔克与同学的关系看，也就是说在未成年人的世界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马尔克是鼠, 他的同学（皮伦茨作为他们的代表）扮演了猫的角色；第二层，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是猫，个人是鼠，第三层，在德文中，喉结一词，本意为亚当的苹果，亚当偷吃禁果后，苹果的核卡在喉龙里成为男人的喉结，所以喉结是人的原罪的象征。猫、鼠关系的象征含义无疑是小说的精要之处，而中国学者也精确的把握住了这一点。

从小说中猫、鼠承载的信息量来看，“鼠” 这一象征意象则毫无疑问居于主角地位，是最重要的解码口，可以以象征意象符号——鼠为起点和圆心来勾勒全篇的象征模式，挖掘德意志民族的罪魂。从君特·格拉斯启蒙精神的角度出发，他在猫与鼠这对古老而固定的关系上寄予了对20世纪人类生存关系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深入到人和世界的内部把它们从过去那种陈旧的结论中解放出来。这也是格拉斯作品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格拉斯选择老鼠承载这一意象，根本原因在于老鼠本身就是一种充满贪欲的动物。老鼠虽然身材矮小，但对于它想得到的东西总能想方设法的得到。它与人类社会共存，却对人类的生存世界充满了好奇，花花世界总能勾起它的贪婪的欲望，即使命中注定要被生活在外界的天敌——猫咬死、吃掉也在所不惜。因此，可以说老鼠就是一种天性甘为欲而生为欲而死的动物。而猫的生存与对鼠亘古不变的绝对制胜地位也正在于它懂得如何利用鼠的这一本性。猫将无穷无尽的诱惑摆在鼠的面前，使它永远掌控在自己的爪下。马尔克就是这样一只特殊而典型的被异化的老鼠。首先，他形体上与鼠有相似的地方。他拥有一颗硕大的喉结，而且一直在动，以致让场地管理员的黑猫误把他的喉结当作一只老鼠向他猛扑过去。其次，除了如鼠的外壳，君特·格拉斯将鼠魂也注入其体内。为此，格拉斯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环形象征链条，将喉结、欲、老鼠紧紧凝为一体。正如一些学者评论的那样，喉结在德语中是“亚当的苹果”的意思。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经不住诱惑吃掉了智慧树上的苹果，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让果核变成男人的喉结，这个喉结以后就成为人类欲的原罪象征。更直接的说，“喉结”等于“贪欲”。在小说中，君特·格拉斯将马尔克的喉结描绘成可以以假乱真的老鼠，这样以喉结为起点，一端与贪欲链接一端与老鼠链接，最终以欲作为唯一接口将人欲和鼠欲衔接成一个圆形象征体系，从中我们可清楚看到人类已被鼠性化的特征。这就是马尔克的精神，马尔克的魂。因此我说马尔克首先是一只老鼠，其次是一只被烙上了人类原罪的老鼠。

回归作品，马尔克在青春期有一个过分突显的特征——如鼠般大的喉结，这使他深为苦恼，他选择圣母项链、改锥、流苏等不同的装饰物，将它挂在脖子上以希望能够遮盖住这一缺陷。然而没有一样是能够令他满意的。直到一个立过功的少尉回母校给学生们作演讲时，挂在少尉脖子上的十字勋章成为马尔克梦寐以求的最佳遮盖物。“他冒汗了，抹了糖水的头发粘在头皮上，中间的头路全都乱了。即使在健身房里，我也从未看见马尔克出过汗。” “我竭力不去看他的脖子。”“然而胜利者仍是马尔克的脖子。”马尔克体内蕴藏的欲望之火在周围“催化剂”的长期有效的作用下被轻而易举的点燃了。加之因为他生来就是一只“老鼠”，其变化更加迅速彻底。但最不幸的是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实际上生活在猫的世界中。换句话说，是马尔克的贪念与欲望在诱惑的招引下促使他在猫的世界铤而走险。他作了恶，偷了少尉的十字勋章。他也因此丧失了在校的名誉，丧失了人格。为了重获人的尊严，他选择了杀戮。因为正如纳粹政府宣传的那样，只要打下40架飞机或40辆坦克，就可以获得一枚十字勋章，这是一条最佳途径，他可以像少尉一样站在母校的演讲台上，获得学校的赞扬、重获学生的尊重与崇敬。此时，为巨大的喉结找一个掩饰物，已成为欲望昭彰下的借口，因着这个借口，他要获得的是在校名誉的恢复，社会对他的认同以及个体在沉迷于童话社会下不断膨胀的个人英雄美梦。他开始了灭绝人性的杀戮，马尔克怀揣作猫的梦幻正如同一只老鼠不知不觉的走进了猫设下的陷阱。马尔克没日没夜的拼命攻打“敌人”的坦克，由于他作战英勇、战绩卓著而终于获得了一枚铁十字勋章。衣锦还乡的马尔克企图以此获得他所要求的一切。此时此刻，他仍对做猫充满了信心，对猫的世界充满了幻想。他憧憬着只要能够完成猫王下达的命令，他就可以成为一只优秀的猫，而事实上，他却是一只已经永远被遗弃的老鼠。当马尔克明白了他这样的老鼠无法在猫的世界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死神也已经等在那里。因此当他向校长要求在校礼堂作报告，但竟被无情的拒绝时，马尔克的梦被完全击碎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那只道貌岸然、俯首帖耳的克洛泽老猫残酷的打碎了马尔克企图从鼠转型为猫的梦想，实事已经没有让马尔克再活下去的理由。于是马尔克这只满身罪恶的老鼠终于在完成了它的利用价值后在猫的排挤下走向毁灭。作者将这一深刻的象征符号融化在马尔克短暂而痛苦的一生中。并进一步揭示了欲望的罪的存在事实上也并不足以轻易将人毁灭，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马尔克身处在纳粹德国那个非常环境。在当时那种到处充满诱人的催化剂的作用下，作为普通的个体存在是极易被消解为另一种非常态的新物质。人发生了化学变化，使人身体里固有的光明性隐匿起来，让肉体与灵魂的内在和谐性消失怠尽。人成为一个分裂的、冲突的、不具备正常道德和是非思维能力的非人。马尔克就是千百万被成功消解重构的年轻生命体中的一个。

事实上，马尔克的命运从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局。因为，在马尔克的周围充满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猫”。在这些猫面前，作为失败过的老鼠他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的纳粹德国正是处在一只巨型猫王的掌控下，一切皆猫化。以此为主干分设了不同种类的猫。有专门发号施令的猫；有负责宣传猫经的猫；有心甘情愿替猫王做炮灰的猫；有从鼠成功变节为猫的猫；还有一类是处于转型的鼠猫。一层一层等级森严，各尽其能，但如果你是一只没有潜质的老鼠的话，那就是无论如何无法在猫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在这个猫的世界中，它们或以个体出现或以群体存在。此外，中国的评论界多将猫、鼠形象象征意象届定为社会与人民或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前者主要指二战纳粹德国与德国普通百姓；后者专指马尔克生存交际圈与马尔克本人。更为准确的描述这种比照关系，应把它称作“变层带”。从最顶层的希特勒的绝对统治逐步过渡到马尔克完全被驱动地位。从猫的专制逐级变换成鼠的胁从，相对于最高统治，其它任何一切皆带鼠性，相反，从马尔克出发，一切又皆携猫威。而在这条变层带中的任何两个等级，都相对是猫与鼠的关系。因此，处于最底层的老鼠马尔克就毫无疑问会受到来自他以上无数等级猫的胁迫与蛊惑，而最终注定成为猫们桌上的美食。因此，马尔克是一只彻头彻尾的老鼠，他在贪欲的引诱下进入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他的欲望受到猫的牵引时，当他进入猫的世界并企图尝试成为猫的一员时，他就已经与死神慢慢靠近。

综上分析，马尔克的毁灭包含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主观上，作为一种罪恶的承袭体，欲望成了他生存的主体。生存以欲望为中心，欲望成了他生存的本质，以替代过去人类失去的那个崇高的本质，这样的替代是可怕的。它替代的是人类的灵魂，从而把人的生存变成一种躯体性的生存。当欲望泛滥时，在欲望的深处，只有一个结局：死亡。客观上，马尔克存在于一个庞大的蛊惑机器中。纳粹为德国人精心编织了一个个圣战式的童话，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勾勒了一幅幅指日可待的伊甸园，希特勒依靠《我的奋斗》为所有日耳曼具有高贵血统的子孙架设一条条通往天堂的路。于是，德国开始疯狂，无论是谁，只要存在于这个巨大鼓风机中，人类一切罪恶的欲念都会被轻而易举的呼之欲出。人们对这种群起激昂的感觉的要求就像吸毒一样上了瘾。为此，人失去了信仰，终极价值，理性等神圣的依靠。剩下的只是一具具躯壳，随风招摇。被鼓起的欲望终于征服了人们，使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违背他们生存本性的关系，人们可以因欲而生，为欲而死。所以，马尔克老鼠——一个罪恶与欲望的完美结合体，在纳粹德国这只懂得如何驾驭诱惑、欲望的猫的武力的感召下，终于义无返顾的踏上了不归路。猫王不仅完全掌控了全体种群，连同鼠类也一并纳入它的管辖，以致直到马尔克消失那一天，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走向绝望。

君特·格拉斯创造了这对极赋辨证精神的猫、鼠象征意象，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格拉斯看到了存在于人类身上的与生俱来的“罪恶”。并进一步思索，如何消除它。他试图启迪人的心灵，企盼在人的心力中若能找到一种能胜过罪恶的能力就好了。君特·格拉斯带着这一美好的启蒙精神艰难的摸索着。因为他知道能够赦免德意志人民罪的只有依靠人们自己，只有通过付出良心挣扎的代价才能得到。君特·格拉斯启蒙精神的精髓也在于此：拒绝恶，拒绝诱惑，拒绝极权，拒绝“拒绝”。

一、隐指作者与隐指读者

1、隐指作者

《猫与鼠》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叙事者是皮伦茨，是主人公马尔克中学时期的同学。但是，他并不是作者，更不是隐指作者。隐指作者是作者的第二人格，它支持着作品的价值集合。这个集合是作者的“第二自我”，是作者通过作品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第二人格”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触及的、可批评、可分析的人格。此部小说中的隐指作者是我们从小说的叙述中归纳、推断出来的。马尔克的意识、皮伦茨的意识都只是作者意识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全部。主人公马尔克与作者格拉斯在青年时代有着颇为相似的经历。

马尔克参加过“德意志少年团”和“希特勒青年团”，格拉斯参加过党文军，所以马尔克的身上有几分格拉斯的影子。不过，二人的结局迥然不同，小说主人公走向了毁灭，而作者成为了一名积极的和平活动家，从精神上获得了重生。正如格拉斯在《致中国读者》的信中，这样写道：“中国读者现在也有机会熟悉我的这个带来死神的猫与鼠的游戏了。”作者描写马尔克的死，是为了让我们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人的生命是如此的不能承受之轻，是如此的轻于鸿毛。小说采取的荒诞讽刺的手法，显现的是作者看待死亡的态度是心酸而无奈的。而叙述者皮伦茨只是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作者是在借皮伦茨在追忆往事。他可以是作者意识中的一部分，也可以完全是小说虚构的。

2、隐指读者

隐指读者是与隐指作者相对的一组概念。隐指读者是从叙述作品的内容形式分析批评中归纳推论出来的价值观念集合的接受者、呼应者，是推定作者假定会对他的意见产生呼应的对象。《猫与鼠》中的隐指读者有三类人。一类是像校长克洛泽之流的参与实施纳粹军国主义教育的人。二战后，克洛泽一类的人存活了下来，并且活跃在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格拉斯就是要通过小说让这些参与纳粹迫害行径的人们每时每刻都不能摆脱心灵上的阴影，即便你们现在已是垂垂老者、风烛残年。第二类隐指读者是指同格拉斯一样在愚昧无知中充当过法西斯炮灰，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这些人，要么像格拉斯一样，用作品来表达忏悔之意，正如格拉斯自己说的：“我知道那是耻辱，60年来我一直把这段历史视为耻辱，并努力忏悔。对战争的反思也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要么在悄无声息中躲过一生。第三类读者是二战中德国的普通民众。普通市民的选择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盲从是法西斯势力得以迅速蔓延的温床。在《猫与鼠》中，这种盲从突出地表现为人们的“英雄崇拜”，其典型情节就是军官到学校作报告。在给学校师生的演讲中，一位荣获勋章的少尉这样讲：“除了上午击落的六架以外，下午又添了三架，这是我击落的第九架至第十七架敌机。半年以后，我积满了四十架，受到了上级的表彰。”“我们长时间地鼓掌，大声欢呼，顿足喝彩。”如果说军国主义教育在悄悄地浸润着马尔克，那么这些掌声、喝彩声就是在进一步的感染他，他的家庭就是推了他一把，让他离死神的距离更近了。马尔克的母亲和姨妈都以他为骄傲，其得意之色易于言表，“这孩子现在挺不错。他虽然在信里没有这么写过，但也从未抱怨过什么。他简直就跟他爹也就是我的那个妹夫一模一样。他现在到了坦克兵部队，在那儿可比当步兵活络多了。……”“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使两个女人大为吃惊。当马尔克一连串地报出许多意大利轻巡洋舰的舰名时，他的姨妈兴奋得如同少女一样，用那双干瘦的大手使劲鼓起掌来。”可见，马尔克身边的人都是一些盲目地追随法西斯的人，正是这些人的挑唆与煽动，导致主人公最终走上生命的终点。难怪小说快结尾时，马尔克无奈地说：“……要是事先有人提醒我一下，结果绝不至于这样。都是因为那次恶作剧。……”是的，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民众的煽动性力量极容易左右一个年轻人的意志，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轨迹。作者对马尔克身边的这些人的描写，是要现在的人们去反思：仅仅把战争的罪责归咎于希特勒和纳粹法西斯，合适吗？那些对法西斯势力从纵容到支持到追随的普通民众，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得深思的问题。历史的进程不是一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左右的，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共同选择的结果。

二、叙述角度

1、叙述者与叙述角度

特定叙述角度把叙述者对故事的感知经验局限于某一个局部主体意识，从而把整个叙述置于这个局部主体意识的能力范围之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猫与鼠》的叙述作个分类。整部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人物式”的有限叙述角度。有限叙述角度，是只允许自己在某个特定角度上工作的摄影师。正是叙述角度的有限，格拉斯才从主人公马尔克短暂的生命历程中选取了几个最有意义的片断，让皮伦茨叙述出来。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格拉斯的角度来解读皮伦茨发出的信息。可以说，作者与叙述者的身份并不能用简单的“重合、等同”等字眼加以形容。

2、“权力自限”与“特许范围”

“如果叙述被限制于一定的意识范围之中，表面上看似乎“全知全能”的权威被取消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特定目的的一种自我限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权力自限”。被视角划定的信息，就不再是绝对“权威”，而是一种“特许范围”。“绝对权威”不可能存在，但作者可根据叙述需要将“特许范围”任意的扩大或缩小。所有“全知全能的叙述”也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或大或小的特许范围。“这些特许范围随着情节的展开，构成了一个从现象到底蕴、从结果到原因的逆向‘发现’过程。”叙述权力自限的基本目的就是从观察现象到揭示原因。从《猫与鼠》的“特许范围”出发，逆流而上地找寻马尔克走向毁灭的原因，读者会发现除了纳粹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毒害和主人公的单纯无知之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德国普通民众的愚昧从众。所以，马尔克到死都没明白原因何在。再顺着这条思路往下走，我们除了感受那段梦魇般的黑暗年代之外，更多的是深思历史、反省自我，不管是有罪的人，还是无罪的人。

三、间断性的情节描述“情节，是被叙述的事件。”

《猫与鼠》中所选取的情节能凸现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几个重要片断。情节1：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马尔克硕大的如“鼠”状般的喉结，且此情节反复地出现在小说叙述中。“马尔克的喉结引人注目，因为它大得出奇，而且一直在动，投下了一道阴影。……马尔克的喉结在猫的眼里变成了老鼠。猫是那样年幼，马尔克的喉结是那样灵活——总之，这只猫朝着马尔克的喉结扑了上去。……”喉结给马尔克带来的难堪，使他值得在自己的喉结下挂一把改锥加以遮掩，借以分散人们对他的喉结的注意。情节2：马尔克不会游泳，为了博得众人的赞赏，他不顾自己的脊背因为寒冷而战栗得变了形。“马尔克游泳时，那把改锥在他的肩胛骨之间摆来摆去，因为它是木柄的；他游泳时，木柄又在他的胸脯上面蹿上蹿下，但一刻也没能遮住下巴颏与锁骨之间那块令人讨厌的软骨。这块软骨宛若竖起的鱼的背鳍，划出了一道水痕。”情节3：一位荣获勋章的少尉到学校作报告，“脖子上挂了那枚令人梦寐以求的‘糖块’”。趁人不注意时，马尔克偷了那枚勋章，结果被逐出学校。以上三个情节是我们从小说中选择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描写，当然它们都是读者所熟悉的。从这些惯常提到的情节中，我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马尔克是一个无辜的、没有主见、被众人愚弄的“鼠”。大家对他的评价往往都饱含贬低之意。此处，我想说的是，某些人看到的只是主人公性格中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往往被人忽略了，而这些被忽略的层面恰恰是马尔克的“闪光点”。比如：情节1：在学校，“他不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人，……，除了在体操课上，没有显露出过度的野心，而且公开鄙视和干预高年级学生常常搞的那种恶作剧。”情节2：马尔克戴着流苏到学校上课。“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似的横在两边。”尽管校长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但马尔克依然戴着，他不但注重自己的衣着形象，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发型。他每天早晨都会用糖水固定头发，“这种糖水能够使马尔克天生长得稀疏的、而且趴在头皮上的头发变得硬起来。”情节3：皮伦茨到马尔克家做客，在与马尔克的母亲、姨妈聊天时，一旦所谈话题涉及到皮伦茨母亲与一些军人的暧昧关系时，马尔克总会干涉：“算了吧，姨妈。在这种乱哄哄的年代，谁愿意来断天下的案子呀。妈妈，这事与你同样毫不相干。要是爸爸健在，他的脸准没地方搁，而且绝不会允许你这样议论别人。”从这些细小的情节中，我们似乎读到了另一个更带“人情味”、更“正常”的马尔克。这些情节颇带几分荒诞讽刺意味，它们交织穿插在一起，造成很多作品内容上的“空白点”，以及整个作品叙述逻辑上的“断裂”。因为这些情节彼此间没有任何因果事实上的联系。这样的叙述策略增加了整个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些间断性情节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阅读审美习惯，因此我们对文本无法做到预期的意义的期待与建构。对于这些“空白点”，读者只能进行独立的意义建构了。值得一提的是，读者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置疑、选择、判断。这样的情节安排使作品的内涵远远超过了作品中产生的年代所赋予它的意义，反而是进入了与现代读者对话的双向阐释中。不论是读者还是作者，都不能轻易地赋予作品价值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作品沦为一部肤浅的道德判断小说。

综上所述，通过对《猫与鼠》文学文本层面的操作分析，读者可以看出作家身上体现出的无法抹去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文化印记，同时也读出了格拉斯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带给读者的有同情与愤怒、荒诞与无奈，而更多的是思索：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对今后生活的掂量。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决定中提到他在一个理性疲倦的时代仍然高扬的启蒙精神的旗帜。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勒·索因卡说：“君特·格拉斯提出了另一种世界观。它将帮助我们去抵御那种极其狭隘的小团体主义的诱惑力而有利于全人类这个大团体。”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说：“他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在文明和文化领域里打了许多战役，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正义、自由和民主奋斗。”是的，君特·格拉斯是在用文学创作承担现实世界道义责任的卫斗士。

在《猫与鼠》中，作家格拉斯把二次大战期间一群中学生的成长过程、马尔克的悲剧命运及其社会背景呈现在读者面前，意在引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审视。

——赵登荣

文本以动物隐喻的方式叙述了纳粹文化对个体的驯化。主人公马尔克是善良的青年学生，他在纳粹文化的诱骗下，丧失了自我道德、自我价值，最终走向毁灭。

——马娅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生于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他十七岁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之后，他当过农业工人等。政治方面，是“四七”社成员，其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