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人》是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于194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神话传说的虚幻意境写山区农民的现实生活，印第安人和当地白人在种植玉米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为线索和主线，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危地马拉社会的广阔的生活领域，揭示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

伊龙大地是土著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地方，林木蓊郁，莽莽苍苍。山下的皮希古伊利托村里住着几十户拉迪诺人（即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他们计划放火烧山，种植玉米。出售玉米。这完全违反了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当地印第安人认为，人是玉米做的，卖玉米就是出卖自己的子孙。印第安人部落酋长、勇武的加斯巴尔·伊龙在黄毛兔子的保护下，率众奋力阻止拉迪诺人烧荒。吓得拉迪诺人不敢出村。

在冈萨洛·戈多伊上校率领下，骑警队开进村子，准备消灭印第安人。托马斯先生本是印第安部落的成员，后来和绰号叫“狐狸精”的瓦卡·玛努埃拉结了婚，搬到拉迪诺人村子里。戈多伊上校知道他们和加斯巴尔·伊龙关系密切，偷偷把一瓶毒药交给瓦卡·玛努埃拉，要她找机会毒死加斯巴尔。刚好在伊龙酋长的领地上举行一次盛大的野宴。托马斯先生和瓦卡·玛努埃拉应邀赴宴。这个阴险的女人把毒药放到酒里，骗得加斯巴尔喝下药酒。紧接着，药性发作，加斯巴尔五内如焚。他连忙跳进大河，痛饮河水，洗净肠胃。骑警队乘机袭击了印第安人，把他们消灭得一干二净。加斯巴尔·伊龙从水中出来后，看见自己的部下惨遭屠戮，再次投入河水。加斯巴尔死后，部落的萤火法师登上伊龙群山，发出咒语，誓报血海深仇。托马斯先生的独生子马丘洪外出求亲。一天傍晚，在途中遭到萤火虫的袭击。成千上万只萤火虫扑到他身上，扑到他的坐骑上，用冷火连人带马伦作永远奔驰不息的“光明之神”。托马斯先生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心中不住地滴血。

种玉米的人再次进山毁林开荒。为了多开一些荒地，他们欺骗托马斯先生说，马丘洪满身金煌煌的出现在大火之中。托马斯先生于是同意他们烧毁大片山林，但他始终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几个月后，玉米快结棒了。托马斯先生在一天夜里打扮成儿子的模样，骑马进入玉米地，他在玉米地里放了一把火，烧着了玉米，也烧着了自己。大火迅速蔓延开来，把种玉米的人辛勤劳动的成果全部烧毁。骑警队赶来时，大火已无法扑灭。他们和村民一言不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数人。瓦卡·玛努埃拉也身陷火海。第一次复仇成功了。在特朗希托斯村，住着十几家姓特贡的人家。其中娅卡大妈同几个儿子住在一起。娅卡大妈身染重病，儿子们焦急万分。巫师库兰德罗告诉他们，想治好老太太的病，就要砍下萨卡通全家人的脑袋，几个兄弟就杀死了萨卡通一家老小八口人，老太太的病也痊愈了。原来正是萨卡通出售了杀害加斯巴尔的毒药，萤火法师通过娅卡大妈的儿子之手实现了第二次复仇。

在得知特朗希托斯村出了人命案以后，戈多伊上校带领人马赶去处理。夜行山路，气氛十分恐怖。返回时，路经阴森可怖的腾夫拉德罗谷。突然在戈多伊上校头顶上出现了三道包围圈。第一道是成千上万只夜猫子的的眼睛；第二道是成千上万颗巫师的脑袋；第三道是数不清的丝兰花。三道包围圈紧紧困住戈多伊上校和他手下的人。突然，火光一亮，腾夫拉德罗山谷里升起一片大火，把戈多伊上校等人活活烧死，侥幸逃出的人又被特贡兄弟开枪打死。第三次复仇终于成功了。

在萨卡通全家遇害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女孩儿躲在床下，幸免于难。瞎子戈约·伊克把孩子救出，给她起名叫玛丽娅·特贡。过了些年，玛丽娅·特贡长大了，嫁给了戈约·伊克，为他生下两个孩子。一天，玛丽娅·特贡带着两个孩子不辞而别。瞎子沿街乞讨，寻找妻儿，吃尽了苦头。最后，遇上江湖医生库莱夫洛大夫。大夫用刀子为戈约·伊克刮眼，使他重见天日。戈约·伊克扮成小贩模样，走街串巷，继续寻找妻儿。有一次，他喝醉了，被人错当成私酒贩子。草草审讯后，被押送到靠近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孤岛上的普埃托古堡去服劳役。

话分两头。在圣·米格尔·阿卡坦镇上有一个名叫尼丘·阿吉诺的邮差。此人忠于职守，送信特别快当。据说，他离开小镇后，就变成一只野狼。尼丘也碰上了同样的事情。他的妻子恰圭塔也是不辞而别。听人说，当时正在流行一种怪病，叫“蜘蛛狂”。染上这种病的妇女全都弃家出走。尼丘为寻妻子东奔西走。路上遇见一个老头儿，说知道他妻子在哪里。尼丘跟老头儿走了，把要送的信件全部遗失。此事在小镇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脚夫伊拉里奥·索卡雍奉命寻找尼丘。在经过阴气森森的玛丽娅、特贡峰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化作野狼的尼丘先生，但他未向任何人透露。尼丘虽然忽而是人，忽而是狼，但他还是不顾艰险地寻找妻子。一天，他遇上了一个满头蓝发、满手萤光的人。此人自称是萤火法师，愿帮他寻找妻子。尼丘随萤火法师走过“五彩堂”，地下洞，经受了三次极其严酷的磨练，还见到了加斯巴尔·伊龙。萤火法师给他讲述了当年在伊龙大地发生的事情，并说加斯巴尔不但没死，反而成为“无敌勇士”。尼丘最后来到一家破破烂烂的旅店，为老板娘做工。他的工作是向孤岛上的普埃托古堡送贷。古堡里囚着120名犯人，其中就有戈约·伊克。

日月流逝，戈约·伊克服刑期将满的时候，玛丽娅·特贡和她的儿子找到古堡，找到戈约·伊克。最后，尼丘继承下旅店的产业。戈约·伊克和玛丽娅·特贡回到皮希古伊利托村，继续种植玉米。

《玉米人》中加斯巴尔·伊龙酋长这一形象的塑造，明显具有民间传说的特点。加斯巴尔·伊龙的保护神是那些耳朵长得像玉米叶一样的黄毛兔子。他在水果上留下的牙痕，在路上留下的足迹，只有黄毛兔子才能辨认出来。加斯巴尔是和印第安人居住的伊龙大地一起降落到人间的，并和大地融为一体，所以，他和大地一样也姓“伊龙”，保卫伊龙大地的神圣使命也就落到了他的身上。小说一开始就写加斯巴尔躺在地上，聆听着伊龙大地对他的呼唤，要他赶快行动起来，把那些放火烧荒的拉迪诺人逐出山林。正因为他的来历有别于常人，所以他的能耐也非同凡响。 最为突出的是，当他知道自己喝了敌人的毒药后，立即跳到河里，“饱饮了一顿河水，消解了毒药在腹内引起的干渴，把五脏、血液痛快地冲洗了一遍，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了出来”，他述“抓住死神的脑袋和胳臂，像龌龊的衬衫一样扔进河里”。这种描写省然是离奇的，不符合客观事实，但合乎印第安人的思维习惯。因为物质文化水平的低下，印第安人对部落首领往往有盲目崇拜的习惯，并用神化的眼光看待自己所爱戴的首领，一久而久之，对这些首领的英勇事迹就愈传愈离奇。阿斯图里亚斯正是从印第安人的眼光出发，借助用民间传说的叙述方式来塑造的这个人物的方式，从而表现了印第安人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对保卫这种生活的英雄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关于玛丽亚·特贡的故事也具有浓郁的民间传统色彩。玛丽亚的丈夫是个瞎子，他们有三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靠她给人家打短工以及瞎子丈夫外出要饭来维持。后来，玛丽亚突然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丈夫。她的出走，人们说，她为妖法所迷，喝了一碗蜘蛛爬过的巧克力米粥，患了“蜘蛛狂”病，于是便抛下亲人弃家而去，以后她又化作一座山峰，名叫“玛丽亚·特贡峰”。她的丈夫笃爱妻子，到处找她，历经千辛万苦，跑到天涯海角，终于在人间一个山石林立的地方听到了妻子玛丽亚的说话声，此时，这个双目失明的人极度兴奋，竟然恢复了视力，然而却掉进山涧摔死了。以后，人们就把离家出走的女人都称作“玛丽亚·特贡”，把他们离家出走的原因都说成是得了“蜘蛛狂”病。事实上，玛丽亚是因为担心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会再生育儿女，增加生活的负担，才离开丈夫外出谋生的。这种现象在印第安人中是很普遍的，但作者用传说的叙述方式来描述玛丽亚的故事，使之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迷雾，令人难解故事之虚实。其实，深入地加以推敲可见，这样的描写反而更具有艺术的概括性，也更符合拉丁美洲的客观现实。

堂·马丘洪是托马斯·马丘洪唯一的儿子，由于父亲加入了种玉米人的行列而受到萤火法师的诅咒成为牺牲品——他在去迎亲的途中被萤火虫的冷火烧死。这种唯美的死亡是《玉米人》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因为这是对死亡没有偏见的一个特点。堂·马丘洪的死就在于他生在商品经济开始向农业化社会渗透的时代，如果没有这种玉米和反对者之争，这个集俊朗与勇猛于一身的英雄就不会在一切光明前景来临之际半途夭折。

“萤火法师”是印第安神话里的“巫师”，具有先知先觉的本领，他可以用咒语让敌人生不如死，更能用萤火虫的 冷火将对方烧死。“萤火法师”贯穿于整部小说，是小说中一条隐形的线索。他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帮助苦难人找回幸福的使者。巫师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结合体正对应了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调解者”这一概念，因此可以说他是善与恶的化身。这种二元论正是美洲神话的特点。

在大多数观点中，美洲的第一批发现者来自亚洲，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跨过了远古时代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陆桥，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印第安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文明核心区，一个是中部美洲文化区，一般位于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与之毗邻的中美洲各国印第安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成了著名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另一个是安第斯文明，一般位于安第斯山脉中部高原和太平洋沿海地区。这一地区后来形55成了莫奇卡文明和印加文明。这些文明在渔猎、农业、手工艺、宗教、科学、建筑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成就。玛雅人的智慧、阿兹特克人的军事、印加人的管理能力对拉丁美洲后来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土著印第安居民传统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有一定关系。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传统方面又有共同的特点。在他们那里，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许多世纪前的神话传说、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关于死亡的看法，他们认为生活与死没有绝对界限，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生命可以在残废中延伸，亡灵也有情感，也有听、说、忆、思的能力。

另一方面，当资本主义世界突飞猛进的时候，大量的新事物涌向拉丁美洲，包括欧洲的文化思想在，使得拉丁美洲在强大的现代文化意识面前只能如愚弱者般迷惑不解。现代文化意识的侵略性的冲击强迫着拉丁美洲接受外来的文明，被动的未曾消化的文化吸收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它造成了拉丁美洲传统意识的中断，沉重地打击了拉丁美洲意识的自信心，自卑和软弱造成了痛苦的精神压抑、梦魇般的恐惧和自发的反抗。它造成了过分急速的意识变异，包括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村落发展为繁华侈靡的商业城市造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变异，自恋倾向发展为自我放纵的道德变异，原始的多神教发展为一神的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变异，以及由于教育的不发达使旧的无知麻木变为对新事物的愕然困惑的精神状态，如此等等。殖民主义者把近百年积累起来的现代文明一瞬间倾倒在拉丁美洲人头上。旧根基被炸毁了，而新文明又无法适应，于是现实世界在拉丁美洲意识中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个魔幻世界了。

危地马拉是古代玛雅·基切人的故乡。自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危地马拉以后，土著印第安人一直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为受压迫的印第安人鸣不平，是许多拉美进步作家作品的主题。阿斯图里亚斯十分熟悉印第安人的历史、文化、习俗和生活状况，对印第安人寄予满腔同情。作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作家，他急切地希望社会正义得以伸张，使土著居民尽快摆脱悲惨的处境。书中在描述以加斯巴尔·伊龙为首的印第安部落和以冈萨涪·戈多伊上校为首的骑警队之间的壁垒分明的斗争时，作者是站在印第安人一边的。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历史还没有提供实践的答案。阿斯图里亚斯的答案是：反抗精神不死，坚持不懈地反抗下去终究会战胜压迫者。这个答案显得空泛、抽象，但比起某些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作品来，还是积极、乐观的。

危地马拉基本的居民集团是：各个部落的印第安人，在危地马拉称作“拉迪诺”的印西混血种人，以及自命为纯西班牙血统的克里奥略人。根据1940年的调查提出，当时危地马拉的总人口为三百二十八万三千人。其中一百八十三万（百分之五十五点四）是印第安人，一百四十五万七千（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是“白人和拉迪诺人”。

《玉米人》含纳了拉丁美洲古老而沉重的传统与现实，作者隐藏了自己的角色，而通过印第安人的眼睛去看、去想，因此使得整部小说带着神话般的光泽，这不是一部带着有色眼睛去看待印第安人的小说，也不是一部完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童话故事，而是一部溶合着拉美悠远文明和现实际生活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一种典型的印第安人语言描述了印第安人简单而艰难的生活，而这种语言常常是带有十分强烈的画面感，这种非抽象的语言正是印第安人真正的语言。

《玉米人》中有大量的情节充斥着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分裂与冲突。这些冲突集中地体现在以自然、纯朴为特色的传统印第安生活和以商品经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运营模式之间。

小说开篇就描述了以加斯巴尔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决心与将玉米商品化的土生白人抗争到底的心理。“过去，这里是莽莽苍苍的群山，如今变成荒山秃岭。守林人呜呜咽咽地唱起悲歌，雀鹰俯首翱翔，蚂蚁踽踽爬行，鸽子如泣如诉地哀鸣……谁砍伐树木，加斯巴尔就该撕碎他的眼睑；谁放火烧山，加斯巴尔就该烧毁他的睫毛；谁截断流水，加斯巴尔就该把他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僵尸。”这种战斗精神来源于印第安人对于玉米的崇拜和特殊的认识。根据玛雅—基切人的“圣经”——《波波尔·乌》，世界上最早并不存在人类。造物主先用泥巴捏了个泥人，但是被一场热带的大雨冲毁，于是造物主用木头造了一个男人，用芦苇编了一个女人，但因为两人不懂得向造物主报恩而被遗弃。最后造物主用拉美土生土长的原料——玉米来造人，发现这样造出的人很有生命力，“众神用黄色的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腿上的肉，铸造了人的个性”。因此，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玉米就是其生命的源泉，两者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既然印第安人的生活以简单、纯朴、传统为特征，那么作为这种生活本质的代表——玉米，在功能上就必须保持其单一性，以满足人类正常的食物供给为限。一旦超出这个限度，世代受印第安人珍视与崇拜的玉米就被掺入了不纯的成分，其神性也受到侵蚀，这是当地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造物主用玉米造就人们，并赋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权利。所以，他们必须以造物主之名保卫土地，反抗资本主义的入侵。”直言之，当地印第安人所反对的并不是种植玉米的行为，而是兴盛于近代的商业行径。文中的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种玉米的行为已经完全成为整个现代社会商业链条的一环，他们的玉米买卖背后还有老板在操控着，收获的玉米有一半要交给老板，而且种过玉米的地方变得贫瘠之后他们就撒手不管了。“他们是和老板对半分利，有时连一半也分不到。玉米把土地耗贫了，也没让任何人富起来。老板没有发财，分成农民也没有攒下钱。”

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的“入侵”也强烈冲击了印第安人的自然观。印第安人笃信万物有灵，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玉米人》中描写的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如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点，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决不仅仅起着衬托环境的作用。甚至作者阿斯图里亚斯刻画的人物都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被大自然的声音所包围。在作者笔下，大自然与人一样，都被寄托了灵性与情感。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印第安人和他们生活的土地之间的难以割舍的情感，酋长加斯巴尔·伊龙“仿佛觉得有一条巨蟒——一条由泥土、月亮、森林、暴雨、山峦、飞鸟组成的、盘绕六十万遭的轰轰作响的巨蟒——死死地缠住他，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在遭受久旱之苦的人们终于盼得大雨时，作者这样写道，“妇女们在半睡半醒中听着大雨滂沱的声音，真感到悦耳好听啊!女人的乳头和着了雨的田野颜色相同。田野和乳头一样也是暗褐色，和充满乳汁的乳头一样湿润润的。沉甸甸的乳房正好给孩子喂奶。潮湿的土地也是如此。是啊，大地是个巨大的乳头，是个硕大无朋的乳房。”下过雨的大地被作者赋予了母性，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印第安人民最重要的粮食——玉米哺育着当地人民。在描写忠于职守的邮差尼丘决意要找回自己的妻子时，仿佛周遭的一草一木都在跟随他的脚步，应和他心中的悲鸣。“黑乎乎的巨石夹缝犹如一扇敞开的大窗户。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海上升起的乳白色云雾。微风吹过，朵朵云彩像蜘蛛似地向前爬行。眼光下，空气中的浮尘闪烁着亮光。浮尘和水珠搀在一起，亮晶晶的水珠像泪水似地从天空降到地面。雨是思乡的泪水。”而当商品经济侵蚀了这片土地时，特别是当白人为了经济利益而烧毁山林种植玉米时，大自然改变了她的模样，一切都变得狰狞可怕，“河水流动的时候，睡得多好啊；可一停下来，积成水洼子，就睁开眼睛，散发臭气……那些种玉米的……把荫凉地儿全糟蹋光了”。这些描写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关，他远离祖国时就说一定要回到危地马拉，一定要和他的人民在一起，因为在他整个生涯中都渗透着对于拉美人的强烈认同感。通过对自然的两种描写，呈现出巨大的视觉反差，充分体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回归诉求以及对现实的厌恶感。

作者阿斯图里亚斯将故事的主要情节置于印第安人当地社会的大变革之中，一边是新兴商品经济不可阻挡的强劲冲击，一边是传统自然经济江河日下的逐步解体。在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通过暴力方式将所谓现代文明强加于印第安人的传统土地上时，当地人对眼下的出路和今后的前景感到无法把握，充满了不确定性，成为一群游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弃族”。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或经济形态，印第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原始文明和自然经济。所以，小说主要故事均是以当地人的抗争为叙事基调，不论是加斯巴尔·伊龙直接杀死种玉米的白人，特贡兄弟刀劈里通外敌的萨卡通后代一家八口，还是白人上校查洛·戈多伊被神秘处死，都体现了印第安人对往昔生活的留恋，对强制改变其传统的“入侵者”的愤恨。整部小说没有提及印第安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努力，这可以理解为作者并没有找到将传统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最佳途径。与此相反，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描写的理想生活状态仍旧属于印第安传统生活模式，“回到皮希古伊利托村以后，戈约·伊克和玛丽娅·特贡又搭起屋架，盖了一座更宽敞豁亮的茅屋。儿子们成了家，生了许多孩子。全家人住在一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真是人丁兴旺。到了收获季节，全家男女老少像蚁群似地往家里搬玉米。全家人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像煞一只只蚂蚁、蚂蚁、蚂蚁……”在这里，新盖的房子仍然是茅屋，人们仍然以家庭为单位外出劳作，收获的玉米也回归了其本真的价值。所以，与其说《玉米人》体现了传统和现实的融合，倒不如说其表现了传统与现实的分裂。进一步说，作者在危地马拉的童年经历，对印第安农民的贫困生活的目睹使他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印第安人民的立场上来看待问题，并且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带来的冲突中苦苦挣扎。

在人类早期，神话本来就是记叙现实的一种方式。人们用口传来保留流逝的历史和变幻的生命，这种口传文化在印第安人人群中仍然盛行。在许多人类学家眼里，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文明。因为有了口传，才有了信念的存在；因为有了神话，才有了历史的证明；因为有了历史，才证明了人类的价值。《玉米人》在神话和现实中为印第安人寻找到了一个最贴近他们真实状态的基点，用神话般的叙述描绘了印第安社会状况；在现实的沉重之上寄予了一种人造的神话世界。无论是从印第安人对原始宗教仪式的集体记忆中，还是出于抚慰内心伤疤的心理因素上来看，神话带着人们进入了印第安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不再是一群在近代社会以来被杀戮、被推向边缘的“他者”。

《玉米人》从印第安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汲取了灵感，出色地反映了危地马拉的民族风俗、宗教观念和生活状态，同时也揭露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和暴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怪诞的笔法背后，看到作家对自己祖国深沉的眷恋和痛苦的凝视。

情节

作者没有把他的笔触局限于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斗争，而是从山区写到平原，从乡村写到集镇、城市，在读者面前生动具体地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危地马拉城乡社会风貌和各阶层人物的真实面目。小说一开头，阿斯图里亚斯就描写了一个似梦非梦、亦梦亦真的场面，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一片迷离恍惚的气氛中。接下来，作者采用虚实交错的笔法，把现实、梦境、神话、幻觉熔为一炉，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实实在在或离奇古怪的故事。在结尾处，作者一方面感情真挚地叙述戈约·伊克历尽艰辛终于合家团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插入尼丘忽而是人、忽而是狼的荒唐情节。这样，首尾呼应，通体和谐，全书笼罩着一片或隐或现的“魔幻”迷雾。

玉米人

剖开玉米人这个独出心裁的名字，似乎可以得到三种解释：①玉米+人；②玉米+人；③玉米+人。第一种解释重点在玉米这一意象上面，强调玉米的中心地位；第二种则将重点放置于人这一具体对象上面，将人比喻成玉米，进而将拉美玉米文化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步；第三种解释将玉米和人放于同样的水平面上，将玉米人分解成两个单位，分而述之。显然第二种解释更为贴近《玉米人》这部带有神话意义且以人为本的小说。说起玉米，不得不论及拉美的神话渊源，而说起玉米这一植物属性的神话意象则不得不提及世界上植物神话的文化传承。

有人说，如果你认真观察，便会发现印第安人做的、谈的每一件事情都和玉米有关，这话似乎有点夸张，但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了，玉米的确在拉美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印第安人生活的世界里，玉米是他们生活幸福的来源和生命延续的源泉。“在那里，玉米幻化成各种模样的东西迎接他们。普通的玉米幻化成他们的儿子的肉体。干硬的玉米芯、玉米粉幻化成他们死去的亲人骨殖。令人赏心悦目的湿润的玉米幻化成他们的妻子。埋在潮湿的土地里的玉米粒即将萌发新芽。只有这种玉米才能幻化成年轻的妇女的肉体。‘无敌勇士’们沐浴之后，饱餐一顿玉米做成的食物，恢复恢复体力。夹着黑豆的黄玉米饼共有十一层，表明他们在黑黢黢的山洞里呆了十一天。夹着金黄色的葫芦花的白玉米饼共有四层，表明他们在白茫茫的云雾里呆了四天。此外还有老玉米和嫩玉米做的粽子、玉米肉汤、玉米牛奶甜粥，还有烤玉米、煮玉米。”

这一段体现了人与玉米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玉米可以表达所有的爱意和感情！这一段表达了玉米人的幸福观，这是抛却现实的重缚以后理想化的玉米人家园，没有仇恨，没有杀戮，没有侵入，也没有嫉妒，只有一幅久违了的平静祥和的生活画面。这仅仅是一种理想，带着梦一般的绮彩，也许也真的只会在梦中出现。正像拉美著名作家所言：“自从以后，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这句话道处了拉美深沉的沧桑感，也道出了对往日幸福世界的美好记忆，仅管生活不再如此幸福，尽管土地如此沧桑，人们也还是要做梦的，因为人总是需要一种信念！

魔幻现实主义

《玉米人》是使阿斯图里亚斯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力作，是一部完全以印第安人的视角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之间关于“玉米的神圣化与玉米的商品化”的冲突以及印第安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展示了在古老的玛雅人淳朴的二元观主导下的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在文本深处，还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关于玉米用来吃就可以长久，用来卖就会灭亡的激烈斗争和印第安人民的爱恨情仇和悲喜交加。整部小说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二元世界，尤其是以下三点颇引人注目。

首先，玉米——拉美人的母亲、孩子和神。危地马拉高地上出土的昆切——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中这样形容基切人的由来，造物主曾用泥和木头造人，均告失败，最后“众神用黄色的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腿上的肉，铸造了人的个性。为了使他们获得精力，在他们的体内塞进了芦苇。”在玛雅人的宗教中，专门有一个玉米神，他常被描绘成一个年轻人，以一个玉米穗作为头饰，这个图案在很多印第安民族雕塑中有所体现，他代表生命、旺盛和丰盛，由此可见玉米在印第安居民尤其是危地马拉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玉米人》这部小说的主要线索就是印第安人与拉迪诺人争夺玉米地的战争，在印第安人眼中，“我们都是玉米做成的。拿做成我们身体的东西做买卖，就等于卖我们身上的肉。表面上看不一样，其实儿子也好、玉米也好，都是人肉。老年间法律有规定，做父亲的被人包围，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可绝不许杀了儿子去卖肉。玉米是让我们长肉的肉，玉米就等于我们的孩子。”就像根据《波波尔·乌》创作的壁画中展示的那样一个死人躺在地上，他的身上长出一棵高大粗壮的玉米——人即是玉米，玉米即是人。

第二，人与动物的结合——纳华尔主义。纳华尔主义是印第安人“二元观”的典型表现。“据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种保护他的动物。这一点不难理解。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纳华尔’，基督徒也说他们有守护天使。令人不解的是，印第安人自身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变化成‘纳华尔’。”在文中，加斯巴尔酋长的纳华尔是长着薄如玉米叶子耳朵的黄毛兔子，邮差的纳华尔是野狼，库兰德罗的纳华尔是七戒梅花鹿，每一个印第安人身上都带有保护他的野兽的气味，有野猪的气味，麋鹿的气味，蟒蛇的气味等等。《玉米人》的译者刘习凉先生也曾说过，纳华尔主义这种原始的“人兽合一”观念仍在在边远地区的纯种印第安人中保留着。这里，阿斯图里亚斯通过展现人兽合一的二元世界，将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民族观念和宗教信仰完整地呈现于世，将拉美大地华丽而神奇的面纱缓缓揭开。

第三，人神同体——原始初民美好的夙愿。《玉米人》中，加斯巴尔·伊龙酋长就是一个人神同体的英雄，他是伊龙大地的儿子，所以与这片土地拥有同样的名字。他的保护神黄毛兔子敏捷机智，他屡次战胜企图拿玉米做交易的拉迪诺人，甚至在误食毒酒之后仍然能够幸免于难，在他死后依然“阴魂不散”，靠着萤火虫法师为其复仇将敌人和叛徒斩尽杀绝。这显然是幻想中的人物，然而哪一个民族的祖先没有被子孙们赋予过这样的出类拔萃的能力和值得歌颂的事迹呢？直到20世纪，在拉丁美洲还产生了其特有的考迪罗统治。考迪罗们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拥护者从他在某一共同的解放事业中崛起直至变成暴君或独裁者都狂热的追随他。他的威望不在于他的思想或事业，而更多取决于他个性的力量，他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他的勇敢精神和演说技巧。如果他具备富有魅力的外貌和魁伟的身躯，那就更有助于树立他强大无比的形象。考迪罗统治在拉美普遍持续了几十年，他所造成的伤害不亚于殖民统治。阿斯图里亚斯的另一部长篇力作《总统先生》就揭露了在考迪罗统治下，社会情绪紧张，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情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政治环境的产生显然是印第安民族传统中二元观的扭曲与变形，尽管深受封建桎梏的戕害，人们还是把考迪罗们塑造成了神，甚至出现了直到统治者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仍然不能相信，而纷纷传说他一定是暗地里逃跑了。这完全与《玉米人》中描绘的如出一辙，对于加斯巴尔的死，从始至终都有着种种推测与怀疑。

这套写法显得相当怪诞。有的地方神神鬼鬼，纯属虚构，有的地方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究其原因，首先是作者青年时代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把这一文学流派关于写潜意识、写梦幻、写事物的巧合的主张运用到他的创作中去。其次，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超现实主义的框框之内，而是追求反映和表现自己国家的现实。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自然现象、历史社会现象都很奇特，其中就有一些难以解释的谜。古代印第安人流传下许多神话传说，不少传统的思维方式还保留在现代的印第安人群落中。阿斯图里亚斯除了以普通人的思维反映和表现一般易于理解的现实之外，还从印第安人特殊的视角观察现实，描写现实。例如，印第安人认为人神相通，梦幻和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作者把印第安人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称为“二元观”）；再如，印第安人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保护他的动物，每个人可以变化成保护自己的动物，这种动物叫“纳华尔”，这种主张叫“纳华尔主义”。阿斯图里亚斯不一定信仰印第安人的这类观念，但是他喜爱这种原始的、质朴的观念以及印第安人祖辈流传的美丽的神话——例如，人是玉米做的、玛丽娅·特贡峰的神秘莫测，等等，并把它们巧妙地、圆熟地运用到《玉米人》的创作中去。作者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大大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描写迷茫、恐怖、肃杀、神秘这类场面时，十分得心应手。例如，第八章描写查洛·戈多伊上校和塞昆迪诺·穆苏斯少尉夜走山路，作者把现实与幻觉、景物与神话、生物与无生物交插在一起，渲染出一片恐怖的气氛。此外，作者还使用了许多新奇别致的比喻，把松林比作木囚笼，把月光下的林间小路比作闪闪发光的蟒蛇的鳞皮，把照在行人手上的亮光和暗影比作爬动的蜘蛛，从而把人的恐怖感完全具体化了。

《玉米人》以强烈的地域色彩、丰富的文学描绘跻身于世界名著之林，并最终帮助作者阿斯图里亚斯于196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它也是一部优秀的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反映了“现代化大都市与刀耕火种并存的拉美现实”。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ÁngelAsturias，1899-1974）是危地马拉著名作家、记者和外交官，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阿斯图里亚斯生于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位有名的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师。由于父亲不满当时卡布雷拉的独裁统治遭到迫害，全家被迫迁入内地，这使他从小就受到反独裁思想的熏陶，并有机会接触土生土长的印第安居民。1930年，他的第一部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在西班牙出版，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第一本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集。1946年，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在墨西哥出版，从此蜚声拉丁美洲文坛。1949年，长篇小说《玉米人》出版，以其丰富的内容、奇特的风格和神话的氛围而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仙的经典之作。1967年“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阿斯图里亚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